摘要：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关键词：五代；“中国”观念；表述
一、前言
唐昭宣帝(哀宗)天?四年(907)，朱温篡唐，建国号为梁，而后历唐、晋、汉、周各朝，至宋朝建国止，是为五代时期，其间五十四年。五代时期统治的范围大体在淮河以北之地，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淮南各地仍有地方政权所建的各国，华北又有北汉之国，造成所谓五代十国时期，此时期形成近古时分裂的开端。除淮河南、北分裂外，又有契丹建国于塞外，复控辖山西、河北的北部，即燕云十六州之地。淮南各地，华中、南、西皆有称号建国者，这确实是各国林立的大分裂时代。
分裂时期里的各国，有其国号、政权、土地、人民等，彼此不相统属，迥异于统一的朝代国家，是以“中国”的词称遂产生变故。原来“中国”词称在先秦时已甚为普遍，所指有多种意义，其中有指为诸夏之领域、中央之国，为后来各朝代共称中国的滥觞。如《史记》言舜帝“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说舜至“中国”受诸侯拥戴为“中国”之共主，夏禹时“九州岛岛攸同”、“中国赐土姓”，是说禹为天下共主，并于国内祚土、赐姓、命氏完成诸侯的分封，实际情形虽尚不能确知，但这些都是指诸夏之地，为天下的核心区。到后来春秋时，“吴疆，陵中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当时吴国、秦国都还不看做是诸夏域内，视为蛮夷之区。蛮夷主要是以文化来区分，族群还未必是清楚的差别，先秦上古时期已形成中、外之别的夷夏观，也是以后历史上传统的观念。在地理上、政治上，“中国”都具有所指称的对象，族群在其中反而往往易于消失界线，大约就是所谓“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虽然是夷狄异族，但能行华夏中国之政教文化，则无异于中国。故而“中国”词称的语境在历史上并不一致，要视当时所指的含意及其应用而定，但总体看，与“华夏”或“中华”不可分离，因之传统的观念成为主流或主轴，中国文化成为华夏或汉文化，政治上仍不脱正统的观念，地理上以中原或统治所及之地，族群上指为汉族或汉化之民。
历史上统一的朝代对“中国”的词称少有争议，也可能是不需要争议而理所当然，但在分裂的时代，情况有所变化，“中国”是指某个朝代之国抑或整个“天下”?是自称或是他称?又是否有其一致的指称?对这方面的探讨少有见及。五代十国时期分裂的时间不长，五代各朝所称之“中国”，与其他并立各国所指称者，为本短文所疏解的主旨。
二、北方五代各朝的中国观
后梁龙德元年(921，唐纪元为天?十八年)，契丹大军入侵河北，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在镇州(河北正定)行营，出兵迎战。契丹兵因逢大雪，粮草匮乏，冻死者相望于路，于是引兵而退，李存勖领兵随蹑于其后，每经契丹宿营处，见清整不乱，因而叹许说：“番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李存勖言“中国”即是指他本身所代表的南方中原有别于契丹，即契丹不在中国之内。后唐明宗时，安州(湖北安陆)节度副使范延荣上奏章献三事，其一是请朝廷不禁南方猪、羊等牲畜过淮河贩卖于北方，但禁止丝绵匹帛等较贵重物品入境贩卖，所为在于“以贵中国”，所指的“中国”仍是指其后唐的本国，亦即其后唐为“中国”。明宗长兴三年(932)，契丹遣使要求归还被俘的官员，明宗有意应允，时冀州刺史杨光远(檀)罢郡在京，奏请勿允契丹所求，说：“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所指的“中国事情”，即代表中原朝廷的本国事情。类似的情形是契丹求讨于被俘的将领李和等人，因为李和等人为契丹善战之将领，不当放还，而重要的是李和等人“又在此累年，备谙中国事”，更不当放还其归国。杨光远所说李和等人在后唐数年，熟知国内的情事，与前件事情所说相同，恐即为一事，而他们所说的“中国”，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
当石敬瑭争夺天下时，恐契丹援立赵德钧，急遣桑维翰见契丹主(辽太宗)，桑维翰说劝契丹主若能援晋(石敬瑭)得天下，则“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后晋将取代后唐而建立的中国。对于本朝代表、自称的中国，石敬瑭立国建后晋后，契丹以宗主上国的势态干涉后晋的内政，欲扶持王处直之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石敬瑭的回答是“中国”将校自刺史以上迁任至节度使，有其一定的升进之序，须合于“中土旧规”。说明石敬瑭认为后晋即是代表着中国或中土。由于晋高祖石敬瑭因厚赂契丹而称臣为儿皇帝，得到“中国”的天下，故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因石敬瑭取得天下不顺，常以此自惭，对于国内藩镇过为姑息，而各藩镇或不安分，或心慕石敬瑭所为之事，以为得以成就大业，故而石敬瑭在位的七年中，其藩镇即有六次举兵造反，全因为他所作为带来的后遗症。时镇州节度使安重荣看不惯契丹的傲慢姿态，密结吐浑诸族为援，上表并驰书天下，大抵在指斥晋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以至于“困耗中国”。安重荣的上奏声言欲与契丹决战，实则有夺位的野心，除素与襄州安重进联结外，又密结契丹幽州帅刘唏，故史载：“盖重荣有内顾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复欲侵吞中国”。安重荣起兵以战败被杀而告终，史书载其事，都以后晋朝为中国，即是以“中国”代表正统皇朝，后晋是中国的国号，虽然其实际统治地区仅限于北方部分地区，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
后晋以代表中国自居，相对于“外国”的契丹，则更如此，石敬瑭说的“中国将校”、安重荣说的“困耗中国”所指皆同，桑维翰见契丹主说“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外，在安重荣上表请讨伐契丹时，桑维翰恐石敬瑭犹豫不决，密上疏言不可与契丹决裂争战的七大理由，其中用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南军”、“华人”等来代表中原地区的汉人，又说：“戎人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分别用戎人代表契丹，中国代表后晋。晋高祖虽忍隐与契丹决裂，但后继的少帝则不能维持与契丹的和平。由于少帝遣使契丹的国书是“无表致书，去臣称孙”，表示后晋皇帝(少帝)与契丹国主是孙辈的私人关系，而没有奉表称臣的国家关系，也就是两国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故而引发契丹的不满，遣使来指责。当时主政的景延广回告说：“先帝(高祖)则北朝所立，今上(少帝)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仍是以后晋为中国，分别了契丹为北朝，并声称此时的中国不应为北朝的臣属之国。
当晋少帝开运二年(945)左右，曾召引契丹的幽州节度使燕王赵延寿来归，延寿与其父亲德钧在石敬瑭与后唐末帝相争天下时即降于契丹，意欲依契丹为援而得天下，但契丹择立石敬瑭为帝于中国。延寿主政幽州，是契丹南面重镇，他仍企望有机会能作为中国的帝王，对于晋少帝的召引，回话 说：“久陷边廷，愿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即拔身南去”，此话真假未知，恐怕是依违于契丹、后晋之间，则“中国”就是指后晋朝廷了。契丹利用赵延寿控制南方，故当与晋少帝决裂交兵时，曾“许以中原帝之”，而后契丹灭后晋、入汴京，恐数万降军叛变，有意尽杀之，幸赖延寿劝说而止，延寿的说法是“中原”沿边与吴、蜀二国相邻，后晋与二国都有争战，将来如契丹主归国时，“若吴、蜀二寇交侵中国，未知如许大世界，教甚兵马御悍?”此处说的中原、中国同样是指后晋朝之地。他以为要将投降的士卒留作为守御兵马，而契丹兵马当炎暑之时，在吴、蜀之境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赵延寿说服契丹主(辽太宗)，因而使后晋降军得以获生活命。延寿在契丹幽州时，敷衍后晋而说思欲归中国，后晋亡国后，少帝与皇后、皇太后、太妃等被迫北迁，在往建州(辽宁朝阳西南)途中，安太妃去世，遗命将骨灰南洒，“庶几魂得返中国也”，生前自中国往异国，死后也要回魂归中国故地；这个“中国”的概念非常清楚。
后唐、后晋以中国自称本朝，对外国契丹也以本朝代表中国。后周世宗赐书南唐李景(?)说唐末五代“中夏多故，……各擅蒸黎，连衡而交结四夷，乘衅而凭凌上国”，以致“华风不竞”等等，又赐书南唐将佐说“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故而“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并自称其后周为“大朝”等。周世宗仍以继五代前朝为正统，自居于“中夏”、“上国”、“大朝”、“中国”等称号，又因为契丹势盛，凭凌中国，当然是“华风不竞”了。初南唐因面对后周的强势，图缓冲而提出献六州之地，以“归于大朝”，而后周世宗想要的是江北诸州，始有赐书之事。其后，赵宋继后周立国，也同样继承了五代以来至后周的“中国”态度。
五代时对“中国”词语的应用一方面指大唐帝国代表的中国观，而五代各朝都是自以继唐而成的国家，虽是分裂之局，仍代表着中国，也就是以正统皇朝自居，一方面又是指以汉族生聚之地为中国，对契丹等外族(国)而明确有所区分。所以在后唐末帝时，石敬瑭引契丹兵攻人，《五代史阙文》记载当时父老的上奏说：“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唐朝也就是中国的整体概念，而五代分裂各国，虽不复有如唐朝一统的中国，但史书仍以继唐的五代各朝为中国的称号。宋初修五代史，是以继唐至五代的正统自居，也就保留了五代时对内各国与对外国的“中国”观念。五代各朝为“中国”这一类的记载，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到：南唐李景领有三十余州之地，史载：“又尝遣使私赂北戎，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即南唐结交契丹，为患于北方五代朝廷，可以偏安于淮南之地。后唐明宗时，因削夺吴越之封爵，双方终绝往来，“后吴越复通中国”；可见对吴越国而言，后唐代表着“中国”，但吴越对后梁、后唐中原朝廷的态度，如朝贡、要求名号等着眼于自己本国的正统性与外交手段，也因此吴越是以中原各朝为正统；南唐(吴)的情形也是一样。而吴越又以独立的国家态度与日本、契丹、朝鲜半岛三国(地)进行外交往来。名义上，吴越、南唐等是以五代各朝为正统，受册封为藩国之君主，实际上对内或对中国之外各国是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展开的外交关系，整体来看，就是多国的国际关系。后梁朱温开国，王审知受封为闽王，其时杨行密据有江淮之地，故史称“闽中与中国隔越”，以首开五代之局的后梁为“中国”。同样的情形在据有岭表的南汉也是如此，刘陟建国号大汉，称“中原多故”，予后唐庄宗的聘书亦称“大汉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自认后唐为皇帝的正统朝廷，而大汉是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因唐庄宗不能制御远方，故史书记载说：“南海贡亦不至，自是与中国遂绝”，“(刘陟)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类也”。仍是以在中原的五代朝廷为“中国”。
王衍袭其父王建立国(前蜀)的基业，史书说：“时中国多故，衍得以自安”，即指后梁、后唐相争于北方中原之地，指之为“中国多故”。及后唐建国灭后梁，王衍致礼称“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情形与南汉相同，即内自称帝建元立国，而对五代朝廷仅自称国主，上奉五代各朝廷为皇帝之尊。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报聘，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多述唐庄宗的建国功业，史载“因言中国近事”。所谓“中国近事”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看来史书“中国”词语的指涉，在宋前五代十国时期是指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其他南方各国并不称“中国”，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而看待；承认分裂的事实，各国并立。至于对西、北等边区未能掌握之地，则更能看出视之为“夷狄”，如同李严说契丹“但以天生四夷，当置之度外，不在九州岛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所谓“九州岛之本”，是传统的“中国”概念，虽嫌空泛但略有所指，大抵是说中国的本部，以汉族或华夏民族生聚的本土为范围，而政治上是指秦汉以来疆域所及之地，文化上是指儒家礼教施行之域。在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九州岛之本”是指中国，而中国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统皇朝是指五代各朝，这应是当时“中国”一词语境的两个方面。对于边区除契丹外，史书记载五代时吐蕃微弱，回鹘、党项分据各地，但也正值“中国衰乱”而不能抚有其地，唯有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后周时沧州留后折逋嘉施前来请命，枢密使王峻即建言说：“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遣派人往凉州，结合当地“中国留人子孙”为将吏；但后因难以安抚而撤出，“凉州遂绝于中国”。这是以凉州“夷夏”杂处之地，是否属“九州岛之本”?恐怕难以明确，“中国”指的是五代各朝，“中国留人子孙”指的是汉族子民，当系唐朝时移往该地区的。吐蕃、回鹘、党项的记载也以“数至中国”或“时通中国”、“诸夷皆人市中国”，来说明与五代各朝往来情形，此不赘述。
“中国”在五代时期指汉族天下的国家，而以五代各朝为代表，有时也含有汉族之意，如后梁、后唐之际，卢文进引契丹攻新州各地，掳获士女“教其(契丹)织缍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这是指汉族士女的纺织工艺技术，属于农业民族“中国”的特长，游牧民族衣皮毛，不谙这种“中国所为者”，得到汉族的工艺技术，这方面也就“悉备”了。当契丹辽太宗灭后晋不久即撤出中原，随行北走的汉人众多，冯道因“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财物为之赎身，这些中国士女即是中原后晋的汉族士女。中国之人实指汉族子民，狭义的范围是指对象的地区或国家之人。这种史书的记载所指在《新五代史》也可看见，如辽太宗灭后晋，曾问冯道说：
天下百姓如何收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里的“中国之人”自是指中原的汉族，而具体对象应是说后晋国内之人。《新五代史》对“中国”的词称书写大体上与《旧五代史》相似，指的是五代为代表的朝廷国家，如说后晋末“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所记为南唐事，但以后晋为中国。又如后唐庄宗入汴，南汉刘龚心有所惧，遣使“人询中国虚实”，所记为南汉事，但仍以后唐为中国。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对“中国”词称之应用与书写，基本上是承《旧五代史》而未改变。两五代史为宋人所修纂，虽是后人追记史事，反映出 其时的历史观念，但仍据五代时实录与其他史书修成，尤以《旧五代史》为是，《五代会要》亦复如此。而《新五代史》除薛史与五代实录外，又得见十国实录、史籍等，概言之，追记的前史，反映当时的原貌记事所在仍多。在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五代各朝自居为中国，而南方各国也认为其本国并不能代表中国，反以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着中国。《五代会要》述及外族如回鹘言“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此言唐朝时之情形，自以唐为中国无疑，后为薛居正写五代史所本，即皆参据五代的实录而来。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本名曜屈之，因“慕中国之名，故改为德光”，述党项于后唐明宗时，明宗言：“外蕃朝贡，中国赐银”，述高丽时“前王姓高氏，世通中国”，述渤海，言唐高宗时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述占城，言“占城国在中国西南”等。所记述的“中国”，从文意上看，有时指中国一个时期的朝代，有时是对中国的通称。五代时人自身分别蕃汉，也是如此，如平居诲说“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又说瓜、沙二州多“中国人”，服饰器用多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这种说法在五代前已是传统，五代时人仍沿用此种概念式的自称。王溥为五代时人，入宋后则为宋臣，书写五代典故极切合其身份，其所闻见及史料也有根据，故而他述外族(国)时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唐朝与五代各朝，很能代表五代与宋初人的看法。
三、其他各国的“中国”观
《五代会要》及《五代史》所据以五代实录为主，亦参考其时各国的史料，大体上是采用当时人的记录为本。五代时人所记的史料至今可见者尚有几种，虽然多为辑本，不过还保留了原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五代人的记述中，尚未见地方各国以本国自居为代表中国，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为“中国”、“中原”朝廷，如吴越武肃王钱?，他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瑾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显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国的代表，即便北方政权有所更易，仍是代表中国，吴越乃地方之国，“事大”就是事奉中国正统朝廷。对于蕃夷外地而言，五代人无疑是以“中国”、“中华”自称。如后唐时，记兆验之语说：“蕃中驼马牛羊，无巨细，皆头南而卧”，这景象被认为是：“中国之兆，盖自数百年来相传有准，必恐鲜卑入华矣!”预测验像以中国相传之说，恐怕是夷狄将人中国之兆，当时预言指契丹后来援后晋灭后唐之事。谈论契丹入侵如同匈奴“夷狄异类”，“猾夏乱华”，契丹是“横行中原，兴晋灭唐”，至于契丹草地异兽，当然是“华夏所无”，故而言“中华有跟未曾识”。所称的“华夏”、“中华”无异于是指中国。
中原的五代朝廷与南方各国间，由公文书信里尚可看出其间的态度。后梁建国次年(开平二年，908)遣使通聘于前蜀(武成三年)，国书中说：
且念与皇帝八兄，顷在前朝，各封异姓，……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近楚汉之前踪，常分疆宇。后梁仍视前蜀为“平等”之国，梁、蜀之于前朝唐而言，都是藩镇出身，至此是“两国”各异，有如三国时曹魏与刘蜀，项楚与刘汉一般，各有其疆域及政权国家。如此，前蜀的回复国书也答说道：
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同事前朝，……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共统邦家。……永言梁、蜀之欢，舍认弟兄之国。
蜀、梁二国互称国君同为其国的皇帝，仍表示是平等的两国，在唐时是“同事前朝”，而今是“同分茅土，共统邦家”，两国间要“合认弟兄之国”。梁、蜀双方的国书在平等国家的态度上是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如后唐庄宗时，于前蜀的咸康元年(925)，曾致书修好，所说“来追唐、蜀之欢”、“吾皇迥感于蜀皇”，仍视为平等分立的二国；这或是后唐庄宗对蜀国客气的话语。前蜀的臣僚在国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并不如吴越的武肃王一般视五代之朝为中国的代表或正统朝廷，而认为中国分裂成各国，即“共分茅土”之意。如(前)蜀后主王衍欲行巡秦州，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谏说：
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成归我主。
言中是将后唐视为中原朝廷，如同前朝的后梁一般，而前蜀国也是一国，仍可以待“八表来王”，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以天下为“中国”的意涵似不明确，但区别中原与天下，梁、唐为中原之国，而中原朝廷并不能代表中国或天下，意思中有天下(中国)分裂，各据有其国，而国家地位应是平等的。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也是说“北有后唐霸盛，南有蛮蛋强良”。所说的后唐不过是北方中原的一个强国，似未看后唐为唯一正统朝代或能代表天下。不过，在形势变化时，对外的态度仍有相应的表示，如前所言，当唐庄宗灭后梁，蜀国有所忧惧，于是蜀国对后唐即以“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了。其后，当前蜀灭亡，王衍遭诛杀，蒲禹卿有哀痛感怀诗句说：“非干大国浑无识，都是中原未有人”，后唐为中原大国，仍攻灭后来上表称臣的蜀国。
后唐灭前蜀，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应顺元年(934)称帝建立后蜀国。两年后，石敬瑭得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建国后晋，同样遣使到后蜀建交，国书中说：“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又说“方鼎足以分疆，宣邻好之讲睦”等，如同后梁、后唐一样，视蜀国为鼎足而立之国，持有平等国家关系的态度。但到后周建国于中原，世宗归放秦、凤所俘还于蜀，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并要与后周世宗“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自称为“大蜀皇帝”，后周世宗未有答书，似不屑承认蜀的平等地位，孟昶深表不满说：“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邪?”似以为后周政权亦不过是阴谋篡窃立国，未必较后蜀高明，自然心中颇有不平之气。
五代时人的记载与宋人史书对“中国”的观念略有出入。前文提到南汉刘陟致书后唐庄宗，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又曾称“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是种矛盾的态度，可能的解释是“内帝外王”的做法，即对后唐尊为皇帝，自居为地方“受封”的国王，而在内则自居为帝，等同于后唐之国一般，也就是各有其国、各有其帝之意。对于前蜀王衍致书后唐，史书也记载说是“大唐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又说中原后唐之事为“中国近事”等，则与五代时人所记载有异。后梁、后唐、后晋三朝都与前、后蜀有国书往来，如前面所述，应是互称皇帝的两国，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国关系，不如史书上所言蜀国自居为地方“国主”，而奉中原为中央“皇帝”，这其间的差距应是宋初修史时，宋人以继五代而来的正统观念所致。
四、结语
“中国”词称的起源、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如文化上、地理上、政治上等，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成为“中国”词称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分裂的时代，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此外，分裂时代的各朝(国)，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以及对其他各国，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
自唐亡后，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除后汉享国仅四年，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于阒，都自称为中国，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中国”意涵；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亦是如此。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南北分据天下，各自为华夷两国，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北宋和南宋。
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对方的关系，不论称“国主”或“皇帝”，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亦即天下分裂，各有其国；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也具有法统，故而以正统自居，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如吴越、南汉等。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同分茅土”者，如前、后蜀。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
责任编辑：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