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身体结实的梆子爷，说个不行就不行了。早饭后，梆子爷还到地里锄了几趟玉米；中午，前院的三婶家孩子定亲包了饺子，自然给他端过来两碗。可能是肉多油性大，可能是天气热，也可能他的岁数真的是大了，反正吃了饺子之后，梆子爷就开始上吐下泻，把村子里的医生叫过来，使尽了浑身招数，也再无回天之力。梆子爷就像霜打了的茄子，眼见得软软地塌了下来。
棒子爷没有妻儿。眼见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前邻后舍还有他本家的人，自然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三婶子觉得做错了事似的，一步不离地守在梆子爷的身边；其他的人就或蹲着或立着散散漫漫地围拢在一起，商量着这个后事该怎么办。
梆子爷其实是有家室的。他还小的时候，家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户，四五口大眼井，二三百亩水浇地。民国的时候闹土匪，先是绑票了她的姐姐，后来又在一个夜晚从他家的后山墙打了洞，将他家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两场事情下来，家里已跟平常人家一样。他小的时候，家里给他定了娃娃亲，对方是附近村子里一个中医家的小姐。他的家境衰了，人家并没有嫌弃他，17岁的那一年，一支唢呐、一顶花轿，他将那个小姐娶回了家。也活该他命赖。就在那天夜里，败退的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到这个村子里，他被抓了壮丁软禁起来，他的刚过门的妻子被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圆了房”。羞愧的妻子跳了井，他的父母上了吊，而这一切，棒子爷都被蒙在鼓里。
几年后棒子爷回来了，头上亮亮地闪着一道大伤疤，那个过去精明伶俐的小伙子好像换了一个人，有点儿不够数似的。他回到家，问他的家人哪里去了？邻居回答说，他走后的一天半夜里，他的家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人喊马嘶，折腾了好大一会，邻居有人开门看，被一杆枪逼了回去，之后就不知道他家人的去向了。好心哄他的话他信了，之后每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找，找了好几年，最后才死了心；他说他是解放军的兵。抓壮丁没多久就被俘虏，因为离家远回不来索性就参加了解放军，还参加了淮海战役。他说，打淮海那叫一个惨，深秋的原野上，枪炮声如爆豆一般，死尸像谷个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人们问他。你的证明那？他嘿嘿一笑，娘那个腿，回来的时候过一条大河，船翻了，湿了，扔了。大队的干部不信，不给他分地，他也不说什么，自己搬了行李就住到了离村子三四里地的一片废弃的河道上，开了几亩荒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日子。
梆子爷看着是个闲人，但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回事。爱管闲事，尤其是生产队上的闲事，谁要是占了公家的便宜，他瞪了个大眼死里活里跟你闹，非把你闹得灰头土脸求爷爷告奶奶低头认罪保证再没有下次了不可。但他对自己的东西倒不含糊。那年风调雨顺，他种的谷子、高粱大丰收，他一担担挑回了村，还叫上邻居们给他帮忙。黍子、高粱穗可以做扫帚，摔打的时候，妇女们都有私心，谁也不肯甩干净。他见了，说，你们回家了记得再甩甩啊，别让鸟啊鼠啊把它糟蹋了。梆子爷还偏向女孩。我们欺负了女孩子，他死活要追上，把我们的耳朵提留起来“拔葱”，还不许哭，要是哭了还得再挨上两个耳光。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给这个一把花生，就是给那个兜里塞几颗柿饼，男孩子瞪着眼淌口水，梆子爷视而不见。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子就编了顺口溜，“梆子爷，一根筋，向女孩，有偏心，活该不得有好报，一生就得打光棍儿。”棒子爷抄了什么是什么疯了似的追着我们打，我们像土狗一样哀号着四处里猢狲散。骂过之后，打过之后，梆子爷就一个人坐在房顶上，愣愣地望着他曾经的妻子家的方向出神，无论冬夏经常如此，泥胎一般，有时候又让我们觉得可怜。
屋里的梆子爷已经弥留，屋外商量的事情已经渐有头绪。村里的干部说，梆子爷的荣誉证书和军功章不是早就寄回来了吗，抚恤金也让其他的孩子上了学，毕竟是国家有功和对咱们有恩的人，怎么着大小也得开个追悼会；三叔说，这么着吧，就让他的侄子为他打幡，当一回孝子，熬一顿大锅菜，这几间房子和承包地以后就归了他。大家就开始分了工，忙活起来，该准备啥准备啥。这时，他的侄子忽然说，呀，怎么也不能让梆子爷这么走啊，他一辈子没个人，死了还孤苦伶仃，再说了，家里有孤坟也不好啊!大家想想，也是，可梆子爷没钱，没钱怎么能买骨尸啊。一时大家没了主意。
这时屋里的三婶忽然叫了起来，快来看，这是啥？大家涌过去，三婶手里是一个油纸封着的什么东西，打开了，是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标致，穿着一件小花袄，留着齐耳的长发。大家看看屋子里到处挂着的明星像，忽然有了主意，给梆子爷剪一个纸人，就按相片上的样子剪。是谁叫了声，快问问梆子爷，这个女人叫啥？三婶子就凑到了梆子爷的耳边问，弥留之际的梆子爷嘴里哼了一声，“小翠。”
梆子爷出殡的日子到了。一大一小、一红一黑两口棺材醒目得有些耀眼。嘀嘀答答的唢呐吹起来了，一左一右的两口棺材抬起来了，黄色的、白色的纸钱洒落一地。不知是谁说了声，梆子爷，高高兴兴地走吧，俺的小翠奶奶回来了，那时，人们听到的唢呐声，仿佛是棒子爷欣喜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