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来看我，说能不能帮他们搞一台诗歌朗诵会?这可是我没想到的，问怎么想起来要搞朗诵会呢?他们说：原来有多少好诗啊!现在怎么都听不到了呢?到书店也找不到……比如《枪，给我吧》、《向困难进军》、《柴达木小唱》；再比如“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呼好!”说着说着竟背诵起来：“枪给我吧，／松一松手，／同志，／是同志在接你的枪!”、“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骑马挂枪走天下，／祖国到处都是家。”、“我走遍了／我广大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我的／每一个故乡……”
一霎时，刚解放时初升的太阳，共和国的黎明时光，上甘岭的焦土、血衣，波涛万顷海防线上的巡逻小分队，皑皑雪原上的单身防空哨，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都热气腾腾地齐现眼前；李季、阮章竞、郭小川、张志民、公刘、张永枚、未央……好像也都带着歌声笑声列队大步走来……我的喉头顿时哽住了，半晌才缓缓说出：“你们竟都记得。那会儿，你们都还带着红领巾吧?”
他们高声大嗓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眉头皱起来了，说：“可现在的孩子，怎么老忙着追星呢?”哦?原来这些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光埋头做学问的，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是啊，小平同志早就说“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诚哉斯言，痛哉斯言!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像条条导火索一样蜿蜒起伏、明明暗暗：一些“先锋”、“精英”不但否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说什么“如果不打这仗，不取消日租界，我们可能就和日本、台湾一样繁荣了”，说：“哪里有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全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说：“解放这么些年，都干什么了，就是斗!斗!斗!”“真有南京大屠杀吗?就是真有，也可以不必再提了，影响投资环境嘛!”而且他们轻视劳动和奉献，把解放军、人民警察蔑称为“傻大兵”、“马路桩子”；放肆歪曲、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迎合殖民心态地大肆宣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叫嚣要“引进总理，改变人种”；有人居然说“怎么还老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呢?就不能让今天的孩子们活得轻松点!”于是立马有专家、教授、名记公开提出“要重新评价抗美援朝”；要给汪精卫翻案之类的言论和文章也赫然出台。歌台舞榭充斥着靡靡之音，文学、影视泛滥着享乐和戏说……
无须讳言，革命征途上曾有过错误，有过曲折，但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千百万工、农、兵、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奋不顾身地投身建设，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无数诗人也曾为这些倾心而歌，为什么我们就不该实事求是地把这一切指给孩子们看，讲给他们听呢?是的，革命前辈在废墟上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满身疮痍，但这却是一个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再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是一个不再屈辱挨打巍然屹立在东方独立自主的中国；是一个在自己尚立足未稳，就让美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靠战争得逞的中国；一个完全不依靠外力自己制造出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组织廉政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刘青山、张子善只因贪污几万元被判了死刑)、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廉洁奉公的中国；一个罕见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军人、假警察、假成果、假广告之类的光明磊落的诚信中国。且不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港澳回归、神舟五号冲天而起等等辉煌成就，仅就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看，从1949年建国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终结，就已经是：钢129倍、石油726倍、发电量47倍、煤15倍、化肥874倍、水泥71倍……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一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就绝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孩子们的生态环境如果老被历史虚无主义的烟雾环绕和被某些“精英”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实在不能不令人忧虑，以至中央重新郑重发出了《关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红头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条件能为年轻一代做点事，把历史的脚步指给他们看，把被尘封了多年的某些诗歌重新读给他们听，就不但是我们这些年长者的责任，而且是幸福了。我怎么可能拒绝呢?于是立即商商量量着手准备，而且为了使影响深远一点，还提出是否先出这本《与史同在》的诗歌选集?
可是要想编好这本书，谈何容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了，各种资料浩如烟海。我不但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他还必须比我年轻，比我能干，比我更熟悉诗坛。
我立即找到了胡笳同志，他不但具备上述的各种条件，还因为他前年刚和几位朋友编了一本备受好评的《中外优秀朗诵诗精萃》；还因为他比我更心系诗坛，对诗的痴情始终不改、诗心如昨。
忙忙乱乱的一年多过去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说也罢。现在这本书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需要说明的只是两点：
(一)我们没有按一般出合集的惯例在文后附作者简历。因为400多首诗、250余幅画，将近300位诗人、200多位画家的简历，我们从各种词典上查是查到了，但体例不一，繁简各异；有的只有生卒年月和短短几篇诗名，有的却连篇累牍洋洋大观推崇备至。照登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公平的；而重新一一评介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诗人、画家已离我们远去了，还有不少的艺术家，因为现在思想的多元化而褒贬不同，有的甚至被妖魔化了……无论按什么观点写都容易引起争端，冲谈或干扰本书编写的初衷和主题。何况本书还选人了不少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诗，他们原来曾是我们共和国的热情歌者和一道独特的风景，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有关他们的许多选集已被封存在图书馆的仓库深处，我们能借阅到的很少很少。现在找到的一些，不是从私人存书或笔记本里查到，就是从一些厂矿旧报上抄来，有的甚至是从评论文章里摘出来的。因此不但大多佚名，而且有的只能是集句。怎么去查找他们的名字呢?更何况是简历!这些令人尊重的普通劳动者，就像他们默默地把立体的诗行镌刻在祖国大地上一样，他们还默默地用崇高在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他们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光明和温暖，而且在精神上也在为我们驱寒和照明，正像他们的诗句中写的那样：
“煤是我们的躯体／火是我们的心脏／电是我们的灵魂／光是我们的翅膀／燃烧自己把世界照亮／我们是新世纪的火凤凰。”(《火凤凰》)
“黑色的煤壁／是古老的传说／黑色的巷道／是历史的长河／捧出的是黑太阳／把黑的寂寞／揣在心窝／理想和信念／在黑色空间支撑着”(《同神话在一起》)。
“我沉重，一切沉重的因我的沉重而轻t／我寒冷，无限的热能因我的寒冷而诞生。”
这些诗句是何等的好啊!难道我们职业文艺家们就不能学学他们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不必时时处处留名、立传，并为传的长短、丰简而计较或烦恼罢。好在读者更注意的是诗本身，如果哪首诗或哪句诗打动了他的心、震撼了他的灵魂，他们就自会去追寻、去查找作者的，是不是呢?
(二)我们也没有按惯例在每篇文后注明发表年月日，这我想读者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雷电中，不少诗人的诗不是当时就能发表的。明明写在很久以前，却发表在很久以后，那么标明发表时间反而得为青年读者加注。由于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曲折，就是加了注也难免不易弄懂，何必又为此影响阅读和审美的情趣呢?还是那句老话，既然是按共和国历史的步履排列的，是诗人对历史的见证，也就同样“宜粗不宜细”了罢。何况，背叛传统，抛弃惯例，不也一直是“创新者”的追求么?想来对我们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冲出樊篱的这两小点“出新”，只要不心存偏见，也是不会苛求的罢?
由于工程量大，更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不足之处，一定很多。虽然一直在尽力寻找，遗珠之憾也在所难免。希望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得到谅解；我们也一定会在听到批评和指正后，有机会再版时进行补救。
最后，我必须再次重复的是：如果没有胡笳同志与我通力合作，没有他任劳任怨的忘我工作；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些年轻同志做的许多细致和琐碎的工作；没有作家出版社所给的宽裕的工作条件；没有这么多诗人和画家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走笔至此，我的感动实在是难以言表，请允许我在此再次向所有为此书灌注了心血、花费了劳动的同志和朋友，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2005年7月1日
(选自新诗选《与史同在》，作家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