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笑，世界会哭》的写作立场：对相异性的消解。 在西方世界里，无论是在普通人还是汉学家眼里，中国都是一片充满神奇和想象的异域。相异性，便是所有西方汉学家看待中国不能放弃的立场。可以设想，一位西方汉学家，其看待中国问题或者分析中国文化的立场、方法或目的与中国学者一致的话，这不仅对于研究本身来说了无新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抹杀了解读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于是，对于一个西方汉学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回避中西文明之间的相异性。
法国是将国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的发源地，早在17世纪，一些憧憬东方的法国耶稣会教士便来到中国，其直接推动力也正是中国与西方存在的巨大相异性。自此以后，法国汉学以执牛耳之势，在西方汉学领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18世纪的法国汉学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法国研究中国的知名学者层出不穷，可是，“不管外国作家以何种方式来切入中国文化，从何种角度来接纳中国哲学精神，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需要，为中国文化加以美化或丑化，因而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正和负的百态千姿的文化形象，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视为与自身文明相异、魅力无穷的‘他者’……”法国作家研究中国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典型代表是弗兰索瓦?于连，以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在一种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中重新扭转陷于危机的西方哲学，“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而另一派则更加注重对中国各个领域的事实研究，反对用中国文化去解决西方的问题。无论如何，法国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不会逃避相异性，而是从各自的视角、方法和领域去阐释中国。
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中，作者弗雷什先生则有意去消解这样一种相异性。在书的引言部分，作者以“有必要害怕中国吗?”开篇，其实就已经暗示了本书的主旨是建立在一种中国威胁论之上的。作者在后面部分极力掩饰这一写作主旨，刻意拉近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如“就个人而言，我爱中国!”“我对这个民族敬重之极!”“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些文字都是由一个热爱中国、热衷中国文化、敬重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人写成。”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写作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的悖论，一方面，不断地让法国读者去“害怕中国”，提醒法国读者“中国就像在火山上跳舞，一旦喷发，世界将笼罩在烟雾之下。”与此同时，作者不断重申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我有幸能经常去中国”。在周宁先生《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提到，“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也可以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表现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本书的作者弗雷什先生的他者镜像无疑是表现恐惧与排斥。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极力拉近与中国的距离?为什么刻意去掩饰把中国他者化的事实?
在今天，中国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西方“中国威胁论”的荒谬。开放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魅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认识了中国，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和批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弗雷什先生撰写了《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作者的写作态度无非是从其所见到、所理解的想象去重新阐释中国威胁论。
《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的中文译者王忠菊老师在译者序里提到“弗雷什懂中文，了解并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和艺术，对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很有研究。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在这部书中充分体现，读者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肯定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友善”。笔者无意去否定以上评述，只是就该书文本本身所彰显的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诚然，在本书里，作者所列举的现象，例如，人口众多、消费问题等的确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可是，“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想象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现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传播、延续的过程与方式”。弗雷什先生也无法摆脱西方文化语境，其研究中国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把中国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其利益中心，仍然是维护继卢梭以来的、今天业已逐渐衰弱的西方现代文化权力，展现现代中国对世界的威胁，表现一个西方人的焦虑。正如作者提到的“我越是试图展望未来，就越是感到痛苦”。这让人似乎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叶欧洲人对“黄祸”的担忧和恐惧，这种恐惧感由来已久，想摆脱并不容易。所谓中国“威胁”在法国长期是一个热门话题，中国越是发展，越是强大，西方人的恐惧感就越是强烈。
微笑的文化
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目录里，弗雷什先生就认为“笑是中国人行为的一部分(与中国人行为同质)。笑是中国人承受人口众多的主要疗法。自古以来对饿死及什么都缺(缺乏一切)的害怕中国人的壮举：和平地生活着，哪怕人口众多带来令人窒息的重压，个体避开集权和集体主义体制刚性的策略：无论如何，追求幸福笑是最高礼节”。不错，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历经西方列强的蹂躏，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之苦，更不用说之后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个人不可选择地服从、融入集体。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各种压力下追求幸福和平静，怎样用笑来迎对困境和挫折。可是，笑作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并非中国特有，西方人也会笑。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类才会笑。”这句名言告诉我们，笑是人类的高级精神特权，它是别的生物所无法比拟的，但就行为本身并不存在东西方的差异。正是这句名言，成为后来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笑(或诙谐)文化的直接源泉。在西方的每一次社会转型期，笑文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弗雷什先生的祖国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就始终笼罩着一种笑文化的氛围，独具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狂欢美学气质。笑是狂欢意识的宣泄，它促进死亡和新生的更替。笑同样也是幸福的表现。其实西方人笑的时候恐怕更多，人们随时笑着向陌生人打招呼，电视台主持人常常无节制地大笑，不会搞笑的节目很难生存，甚至在亲人葬礼上也常讲笑话……在本书中，作者列举了“许梅笑是为了不让大家再哭。这样做等于是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不再流泪”。然而，法国当代戏剧大师雅克?拉萨勒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们笑是因为不想哭”。可见无论是对于法国还是中国，笑这一行为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是相似的，不同的文明所彰显的人性也是相同的，比较文化所追求的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关怀，而从某一点出发过于夸大中西方的差别，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弗雷什先生还认为中国人随时都在笑。在这一点，弗雷什先生显然与同为法国作家的亨利?米肖产生了矛盾。“中国人好像从未松弛过。他们小心谨慎，处处设防，很可能会丧失笑的能力。由于长期的压抑、隐藏、绞 尽脑汁，中国人不再会笑，多可怕的沉疴啊。”为什么同是法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笑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本书的结构中，弗雷什先生试图以中国人爱笑的现象来说明中国人的幸福观，来解释中国人特别容易得到满足――在餐馆里快乐的笑声，公共场所震耳的谈话声，甚至在边远小镇的集市上都挤满笑声热闹的人群。因此，中国人常笑。但作者的目的在于证明如果中国人的幸福观改变，为数众多的人口必然会给世界带来威胁。这种论证逻辑并不合理。首先，中国人的幸福观一直是处于变化之中。比如，于连在《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一书序言中认为“在两千多年以来的不同时期，这一经典成为巨大的诠释对象。因为，中国人不断依据其特殊的关怀重新思考《易经》，同时将它视作主要的思考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易经》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以这种阅读为起点，中国的思想得到了周期性的更新”。因此，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思想不断在演化，而且这一演化并未给世界带来威胁。其次，中国人不笑也一定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作者的担心是建立在一种空想之上。而弗雷什先生“多么希望中国人还是那么爱笑，还是动不动就笑!”的原因正是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从他内心来讲，弗雷什先生非常希望中国人继续保持满足于几千年来极为匮乏的物质生活的“美德”，并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还总是笑，像阿Q一样自我“精神愉悦”。但如今，这种“精神愉悦”的古老价值观正面临西方的科学进步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中国人在适应这样的物质生活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一定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
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关注
通观本书，弗雷什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哲学了解颇多，对其也有自己的解读。大致可以把作者对道家文化的解读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对道本质的理解。道是“柔韧的世界”的本质；对于追求中的人而言，道是一所谦恭的学校；道是如此复杂，以致人们无法理解。
二、中国人的绝对幸福。只有完人或真贤才可以达到绝对幸福，根据庄子，绝对幸福并无统一形态，依据追求的方式而不同，均一性中孕育着个体的不幸；然而对于常人，道既是避难之处，又是一种溯源，在哲理下看事物，这就是找到绝对幸福的钥匙，达到认识的最高阶段。
三、追求内心与外在的和谐。作者认为，道家文化是对物质财富的否定，而内在的空才是完美幸福的钥匙。
作者对道家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可是作者运用道家文化和经典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
我们先来看看打开本书映入眼帘的一句引自《道德经》的名言：tout abdiquer，c’est gagner l" univers，这是《道德经》第48章里的句子：“将欲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其前面的句子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整个48章讲的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其大意是“求学，知识会一天天增多；修道，情欲会一天天减少。减少啊再减少，而至于清静无为的境界。清静无为，便会无所不为。治理国家常靠清静无为，老想有所作为，则往往治理不好国家了。”作者把这句话放在书的第一页，用意何在?如果对于一个没有完整读过《道德经》的读者，这句话便有了一个断章取义的效果。脱离《道德经》本身的理解，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是“放弃一切是为了赢得世界”。作者引用《道德经》的用意便不证自明了，其目的就是论证中国威胁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书作者弗雷什先生是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可是在本书中，作者是把中国作为他者来审视，并且站在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中国问题。在本书的深层内容上，作者是在宣扬一种中国威胁论，而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