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二是中国逻辑。什么是中国逻辑呢?中国逻辑就是没有逻辑。”易中天说：“(某些同胞)不讲逻辑，不讲事实，不讲道理。”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中国学者梁启超、胡适、鲁迅、金岳霖、殷海光和林毓生先生是特别重事实，讲道理，重证据，讲逻辑的。“坐牢家”李敖在论战中常说些狠话猛话重话，但也十分重视基本证据与普通逻辑。韩寒和易中天先生的论说自然有其道理，但无具体所指，有“一篙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最近，重读鲁迅先生小说《故乡》，忽有所悟。韩寒所说的“中国逻辑”应该叫做“杨二嫂逻辑”，易中天所指的“三不讲”的某些同胞与豆腐西施杨二嫂类似
见到阔别二十余年的鲁迅先生，杨二嫂尖利地叫道：“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这句话说明，杨二嫂没有时间概念，不具有发展地、变化地看人论事的意识。
杨二嫂感觉鲁迅先生不认识她，于是又说：“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杨二嫂在鲁迅小时候抱过鲁迅先生，这是事实。但是，成年人鲁迅的童年记忆早已模糊，杨二嫂和鲁迅先生都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变化，鲁迅怎么可能认识眼前的杨二嫂呢?“抱过”的事实与“认识与否”的事实之间没有关系，提醒与抱怨又有何意义?于是，鲁迅先生嘲讽道：“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
杨二嫂抱怨鲁迅不认识他，于是冷笑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鲁迅不是“忘了”过去的杨二嫂，而是记忆模糊。杨二嫂讥讽鲁迅“贵人眼高”则是凭想象说话，不但违背记忆规律，而且不符合事实，有无端道德审判的意味。
杨二嫂说：“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这句话说明，杨二嫂不但爱占小便宜，而且没有最起码的产权意识；不但爱“吃大户”，而且没有做人的尊严；不但蛮横，而且不讲道理。你是小户人家，人家是大户人家，你的“小”与人家的“大”有什么内在关系?人家搬不动重物，你就可以随便搬走人家器物?人家的东西，有用没用，施舍与否，人家说了算，你凭什么替人做主?你凭什么随意搬走别人资产?这就是典型的不讲道理，寡廉鲜耻。
鲁迅辩解道：“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面对杨二嫂的浅薄言论、混乱逻辑和无耻行为，鲁迅先生真是无言以对，无可奈何。
面对鲁迅的制止，杨二嫂信口开河地说：“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杨二嫂此番言说无事实，无依据，无出处，无证人，全凭个人想象和主管臆断，以吹捧的方式造谣说谎。东北式“忽悠”、中原式“埋汰”、江浙式“调侃”、陕西式“砸洋炮”，娱记式“愚乐”，皆是此种混账逻辑。面对“三不讲”的杨二嫂，鲁迅先生只好“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当讲逻辑、讲事实、讲道理的鲁迅沉默时，“三不讲”的杨二嫂自以为得理，于是，便开始过度解释，无限上纲，肆意中伤他人：“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以自我为中心，以手臂为半径，以腿脚为支撑的杨“圆规”满嘴强词，一心夺理，一肚子自私自利。杨二嫂没有占到想占的便宜，不以为羞耻，反而愤愤不平。鲁迅描写道：“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综上所述，韩寒所谓“中国逻辑”就是“杨二嫂逻辑”。底层社会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们有“三不讲”的坏毛病，“上流社会”的大哥大嫂们也不例外，其心智状态和行为模式则是：自我为中心，凭想象判断，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信口雌黄、过度解释，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然后，无限上纲，任意渲染。我说你“贵人眼高”，你是“阔人”，你“放了道台”，你“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八抬大轿”，你忘恩负义，你见利忘义，你忘恩负义见利忘义才大吉大利!我就说你了，你不服也得服!无耻者无畏，我是无赖我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