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必有死,不可抗拒的规律。很多人只关注生的美好,诗人不同,他们思维的广延性、深刻性,使他们对“死亡”有着更多直抵本质的关注。《悲悯与感恩》便是一组对乡村“死亡文化”深度演绎的诗歌,仰望行进在天堂的亲人和时光的马车,诗人王琦通过组诗《悲悯与感恩》,为我们书写了天堂的童话,给了那些在天堂的风声中渐行渐远的人们以哲学或美学意义的新鲜呼吸,突破了“死亡”传统脉络上的观念性写作。
传统意义上的“死亡”代表了没落、完结,是生命的休止符。王琦擢拔了这一观点,以丰厚曲折的辩证形式解码出死亡的“活力”,打造出死亡之后的生存状态。在他眼中,“死亡”不是终极,而是一次超低空飞翔的远行:“如果是一枚果实,我只能来自泥土/远走吧/像我一样,翅膀一样滑下来/在一个角落,在一个新土堆下面”(《坠落也是飞翔》);而在《美妙的时光》中,“死亡”进一步演进为一种瓜熟蒂落的生命跃升,这种跃升在飞翔之上,云层之上,自然地超越了生命客体的肉身,诗人写道:“这一切,都被时间所覆盖/包括我心中的疑问/当那束光,梦一样停留/让我的视线更加开朗”,一个人可以被时间湮灭,不可以被时间打败,真正意义的生命视线可以穿越死亡,穿越千年孤独,成为不可颠覆勇往直前进入生命开阔地的神性力量。王琦笔下,死亡不仅有“生命力”,而且还有着品质、思想的高度,“死亡”过程成了张扬他人本主义思想的象征过程:
死亡的瞬间是人格力量苏生的庄严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我们总在黑暗中才敢于上岸/才敢打开自己的身体/让这些清水流进饥渴和干旱/在这河流的旋转中,继续生存”(《黑暗中的舞者》),人们不能为自己而个性化地活着,必须按照社会程式变为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这已成了人们活着的潜规则,唯有“死亡”可以在“黑暗中”“打开”社会禁锢,重塑真实自我,完成包含悲剧元素的喜剧结局;如果说《黑暗中的舞者》只是诗人对个体“死亡”意义的探求,那么《寂静的天空》则以具象的方式为“死者”群体竖起了尊严之碑。“此时我坐在高山上,尽量与天空接近/以往过于看重脚下,也很少抬头/当把毕生的精力挥霍在一条路上/才看到天空密密麻麻的脚印/这些离开土地的跋涉/有时被乌云掩盖,有时被雨水冲刷/但是越来越清晰。/如果太阳准时回去,星星出来/靠近北斗七星的位置应该是一座寺庙/那么多人在安睡”,传统的“死者”被称为鬼魅,居住在阴暗的地府,形神恐怖,这是后来者以审丑的视角对先民人格和形象的辱没;作者以正义的诗性眼光,反驳了这一谬误。“死者”都睡在“北斗七星”附近居所里的情节设定,寓指深远,意在说明行走天空的人们都是光明的子民,敬颂、赞美之意,不言而喻,这样的抒情内涵极有思想厚度。诗主达情,不主达理,但没有理性思维参与的情感文字,会很浅薄,王琦“具象”说理,提升了抒情的境界,并把自己省察人生的视点自然引向深入。接下来的句子,更是人文主义的浓墨重彩之笔,它使人的尊严上升到众神之上的至高境界:“那么多人在安睡/没有木鱼,只有无声的香火/如果这种寂静还不够/当黎明到来,我们又要去奔波/天空瞬间凝固了,那是众神屏住了呼吸。”
作者对“死亡”的描述透明、宁静、生动,也不缺乏高尚、圣洁的造境,充满了生的美好和活力,蕴涵着作者生命不休的终极追求,也表明作者对生的无限眷恋和赞美,是诗人对生命的二度拓展和延伸。热爱生命的王琦并不拒绝合乎大道的死亡,但他反对消极死亡,站在生的城堡上面对死亡威胁的阴影,王琦唱出了更加激越的生命之歌,那种歌声永远属于春天和阳光。
他直接歌颂了与死亡不息抗争的人类精神:“祖先的坟冢刚填过新土,我们又要面对死亡/庄稼已经死亡。新谷被供奉/多少人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向被收割的土地静静哀悼”,场景悲壮,祖先与我的更迭,新土与旧坟的映照,使生命的祭坛上更多了一份沉重与神圣,然而土著式的祭祀绝对不是妥协,而是抗争,是生命不断崛起的沉默宣言;由面到点,《又逢中秋》把这种慷慨情怀细节化至“一只瓦罐”,目光落进瓦罐里,我们就能看到病痛折磨中母亲熬汤药的生活涟漪和诗人的拳拳孝心,那是一种“慢”,一种苦,一种等待和坚持,一场生与死的对峙:与死亡抗争,哪怕追求到只是一块“月饼”那样大小的甜美,也是一种幸福;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如此强烈,是因为生命之河的沿岸有许多值得留恋的风景,尤其是春天和稻草一样的爱情,那些让生命亮丽得耀眼的尤物,“在这个早晨,我想到伤逝/这是突然来到的感觉,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我感觉自己在水中缓慢下沉/稻草一样的女子离我很远/春、爱情以及盲人的眼睛/全部倒在沿途。/倒下为什么还快乐?而没有像我一样,一种苦恼挨着另一种忧愁?”(《伤逝》),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生的明媚令人欢欣鼓舞,“伤逝”不伤,风平浪静的生命在美好的忆念中,陡起波澜,成为非常壮阔的快乐风暴!
介于记忆中生命经验与生存环境的呼应,王琦这组诗切入视角是乡村小人物和小情景。但他却能站在生命分水岭上,生发出宗教、哲学的大体悟,为我们打开了隐藏稻禾根部的无数精神光芒。贯承这种思想与艺术悖逆相成的话语格局,这组诗在艺术风格上,剔除了“死亡”诗歌的迷茫感、困惑感、局促感,语词轻质,节律相对徐缓,从而使许多抒情情节自然舒展,呈现出清晰可感的逻辑纹理。比如《伤逝》对于流逝青春的忆念就写得很深透,出现了妙语迭出的铺陈情节:“七月的镣铐,我还看见了你/这藏在暗处的绳索,让我的青春多数荒废/其实我已没有责怪的意思/已经接受了惩罚,月光下的长跪/已被一场大雨冲刷干净/长途跋涉的那个女子也原谅了我/一条道路,被举过头顶/七月的情人跑到悬崖上”,这些“连环”情节完整生动地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生死瞬间回眸青春的矛盾与困惑;有时,作者还越过这些情节,从对生命内省观照中,以透视万物的眼光,推动情绪的哲学升华。扎西达吉琅,又名天堂寺,藏传佛教北方五大名刹之一,作者以一个朝圣者的姿态走进这座金碧辉煌的古代名刹时,不禁慧眼洞明:“我第一眼看见你,扎西达吉琅/我就知道这是归宿,是我寻找的天堂/从漆黑的夜路刚一转身,我看见了我的经筒/被陌生的僧人转个不停/他们的眼光打量着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继续打量我,像在端详一本破旧的经书/其实他们也无恶意/只是对我的来临有些吃惊”(《扎西达吉琅》),悟性如光,佛性是空,抒情主人公淡泊从容,折射出一种照彻人生内外的空明;这种哲理运思的观赏过程,也就是诗人“呈现凝重精神”的过程,我们在《暗示》可以看到这种凝重的意绪对于抒情物象的附着状态:“我能看见沿河两岸的历史/被村庄缓缓凝固”,以物观我,与其说这是村庄的形态,还不如说是我的沉闷心跳导引出的动感;王琦的诗意薄如蝉翼。他的大多数诗歌是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即便有深层的意指,也决不单纯地抽象化、象征化,而是将语言艺术与符号艺术统一起来,形成由浅入深的复指性结构的生动意象:“已被收割殆尽的土地上/我的存在,使这份凄凉格外显眼/秋风的刀子到处乱捅/九月的山冈上到处是不流血的窟窿”,天人合一,苍茫大地与苍茫人生共构了一幅色调浑然的秋收图。
王琦艺术多变的手法,赋予“死亡”厚重的内含和勃发生机,多维彰显了生死之间心理的精神的力量;这一点还表现在对“死亡”基本意义的发散处理,王琦的“死亡”是本初意义有所延伸的大概念,生命的消失、情感之花的枯萎、一个美妙情景的转瞬即逝,在诗中都可以称之为“死亡”。世间万象,在诗人心中都存在着一个生死过程。某个层面上说,这组诗很好地体现了诗人是疑似“客观唯心主义者”的心性特征。
《悲悯与感恩》,悲悯的是生命轮回中逝去的亲人,他们曾经的辛劳与痛苦;感恩的也是那些亲人,以及他们内心赖以生存的天空与大地。是他们让诗人王琦认识了生命的意义,是他们让王琦走出生与死的蒙界,站在哲学之上,以思想锐利的诗性思考写下了这些来自天堂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