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说到一个人既是评论家又是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对其诗人身份予以某种程度的怀疑。人们会惯性地认为一个评论家能够写出好的评论，但似乎很难写出好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种看法。对于我个人而言，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是同一件事情。它们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它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罢了。正如我是一个左撇子，却在用右手写字。实际上，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诗歌，我个人是很看重诗歌写作的。我thd 从1990年初开始诗歌练习的时候，就在这种话语方式中不断认识着自我以及生活，没有对诗歌的兴趣甚至热爱我也不会在此后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基于此，诗歌写作就是我前方的一盏灯，永远在召唤我，而有时候又是如此的可望不可即。而诗歌批评就是奔向这盏灯的交错纷乱的小径，上面布满了荆棘和陷阱，我的任务就是尽量发现这些陷阱，避开这些荆棘。
我想我最初的诗歌写作的一部分动因肯定是来自于青春期的冲动，来自于青春的爱情梦想。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在宿舍已经熄灯就寝之后，躲在被子里拿着手电筒用一个晚上写了一首200行的长诗，而刺激我写作这首诗的正是我的一个初恋女生。此外促使我诗歌写作的一部分动因则来自于我中学和大学期间的文学阅读，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喜欢看书。那时我最羡慕的职业就是小镇上新华书店的那个胖胖的阿姨。当我步行10余里来到小镇，来到那个绿色门窗的书店，攥着几毛钱对那些小人书和文学杂志望洋兴叹的时候，她却能够那么幸福地享有随便翻看它们的特权。但我想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我那时的文学阅读量和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红色政治年代尾声的集体主义教育和狭窄的政治化的文学选本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换言之，我所接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仍然是相当传统和保守的，这在相反的程度上也刺激了我（们）的阅读欲望。无论是当年在课堂上偷偷抄写“手抄本”小说，还是在地摊上看那些花花绿绿又乌烟瘴气的武侠、恐怖乃至黄色刊物，都让我在学校教育之外发现了一个复杂的文学空间。而带给我诗歌写作最大的冲动还是来自于大学。我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当我在光线并不充足的图书馆读到北岛、海子和于坚的诗时，我仿佛迎面撞上了瞬间穿透我灵魂的闪电。这些奇异的又无比打动我的诗行让我开始怀疑，我此前所接触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到底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优秀的诗人一直没有进入当时青年人的视野？
我的诗歌写作除了来自于以上所说的阅读经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我的成长历史。我想包括我在内的70后诗人永远都不能抹去一个烙印，这就是红色年代的尾声。这种理想主义的教育使得这一代人时至今日尽管被生活的巨石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仍然对未来和诗歌怀有着梦想与冲动。当然这种理想主义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桎梏。另外，我在农村生活了20多个年头，贫穷的乡村生活给我上了最深刻也最痛苦的一课。而只有诗歌能够让我暂时与这种痛苦进行对话，农村是我诗歌写作的母体。我想就我个人而言，家庭生活的贫困、吵架的父母带给我的是孤独而忧伤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甚至现在回想起当初的场景仍让我痛苦不堪。孤独使得我在文字和诗歌中找到了缓解的方式。而现在看来，当我离故乡越来越遥远，不断向城市和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已经惶恐地认识到我不仅未能融入城市，同时也疏远着故乡。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农村和城市成了我诗歌写作的动因。它们带给我快乐，也带给我痛苦。生存的张力和冲突，人格的尴尬与分裂只能在诗歌写作中得到某种缓解甚至短暂的自我安慰甚至自我蒙蔽。我想诗歌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处于一种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这种位置也不无尴尬。我的诗歌写作从2000年开始不断强化着时间背景和地域性特征。我写诗是间歇性的，我写诗最集中的季节就是秋天。北方的秋天从少年时代起就让我格外喜欢，它的成熟，它的宁静，它的干净，当然也有它的某种落寞。当秋天的落叶铺满故乡或城市的道路，当不知名的虫子在渐渐发凉的夜里歌唱，当鸟飞越树梢划过蓝得让人心碎的天空，当雨从我的窗前滴淌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空前宁静的心态。而恰恰是这种宁静契合了我诗歌写作的愿望，让一度喧嚣狂躁的我安静下来，沉潜下来。同时秋天作为一种生存个体的时间性隐喻，也带给了我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怀想与难以避免的忧伤，所以秋天在我的诗歌中既是一种季节的物理时间，也是一种面向生存甚至死亡的生理性时间。它们让我不得不用诗歌来说话，缓解我的压抑、孤独和恐惧。而我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地域甚至不同地方的某种场景，我想这更多程度上来自于我个人的生存环境。
从1994年开始，我离开故乡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间穿行，而穿行的结果是一无所有，除了故乡这个出生地，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放置我的灵魂。同时在这种不断远离故乡的异乡之途上，我是如此真实地发现了时代的浮世绘和人生百态，这些变幻的场景和地域空间成了我反思自我、认识生命、深入社会、反观生存的最为有力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