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在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在社会批判语境中得以具体阐发的。正是借助于深入持久的社会批判，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而且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能够执行社会发展理论阐释的功能，原因在于其社会批判的方法具有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统一等特点。
关键词: 社会批判；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2-0023-07
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并没有多少“纯哲学”可言。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固然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重点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通过其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具体阐发的，离开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之所以与其社会批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因是二者是相互贯通、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方法。要说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不是流于空泛，便是陷于空想，始终不能真实地揭露现实并用以改造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批判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评价社会历史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批判方法。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错了，而在于它用以批判的方法以及用以批判的历史出发点存在严重局限。用以理性和永恒正义为基础的历史观来评判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然难以作出深刻的揭露和说明。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的解剖和批判，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恰恰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确立。正是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才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没有合理的社会批判，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分析和揭示。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既有直接显露本质的现象，又有掩盖和模糊本质的现象，因而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批判考察，从中把握其真实的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持久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可以说，没有社会批判，就不可能驱除历史认识上的各种迷雾，解开“历史之谜”，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就其实际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带有“批判”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虽然有些论著的名称并没有直接冠以“批判”的字眼，但其内容大都贯穿着批判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些批判性论著中得以阐发和体现的。
二
为了深刻理解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我们不妨对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理论探索过程作一简要回溯与考察。
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产生虽然与德国哲学批判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现状。19世纪初的德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比英、法两国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制度居统治地位。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普鲁士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确立了明确的自由立场。在中学阶段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马克思就提出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7，这样的理想成为他一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
出于对自由与人类幸福的执著追求，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感兴趣。因为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渗透着对自由意识的重视和推崇。如康德继承了休谟的怀疑论传统，冲破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传统，建立起开创性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可以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无法逃避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立法由于其尊严，似乎可以逃避批判。但它们也正因为此而遭到了怀疑，失去了人们对它们的真诚的敬重，因为理性只尊重那些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公开检查的东西。”康德的批判虽然主要指向旧形而上学，同时也兼及对神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中种种传统的偏见和谬误的批判，其深刻的批判识见开启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最初的法哲学研究就是按这样的精神原则进行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感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内在缺陷。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错误就在于把“应有”与“现有”相对立，用“应有”来否定和批判“现有”，结果“现有”或现实本身没有得到丝毫的揭露和触动。
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缺陷的清醒认识促使马克思将批判、研究的视野转向现实事物本身。“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651-652为此，“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11。马克思开始摆脱康德、费希特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
转向黑格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特点是发挥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原则，并以此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原则成了他“博士论文”的主旋律。在论文中，马克思借助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分析，充分阐发了自由的思想，并展开了对宗教神学的无情抨击。但是，他又不满意伊壁鸠鲁所讲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自由。因此，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的体现者，必须转向现实、改造现实，“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1］258。正因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现实生活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哲学要不断地世界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258。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仅世界得到了改造，而且哲学以及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实现和解放。尽管马克思此时所认为的哲学的实践本身还是理论的，但强调哲学必须指向现实并与现实相接触，这就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现实。按照他当时的观点，国家、法律应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应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律并不是真正体现理性、自由和普遍利益的，而完全受私人利益支配；当国家、法律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占上风的总是私人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马克思用自由理性的观点对普鲁士的宗教、法律以及国家制度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通过这样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从中阐述了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深刻观点，如发展与理性、发展与制度、发展与自由、发展与利益等。
《莱茵报》时期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历史并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法律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决定国家、法律。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不过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2］283，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里，人的本质完全二重化（“公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背离），人的发展遭到严重扭曲，整个社会也就由此变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社会。
正因为人的本质的二重化源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因而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便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充分表达了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要求，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2］453；在揭露宗教本质之后，“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53。因而从哲学批判、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首先正确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提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就是诉诸实际斗争，依靠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力量。
政治批判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关键要铲除产生政治异化及其他异化的社会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产生均根源于异化劳动。为什么会出现劳动的异化？这是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100，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显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的扬弃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120可以说，马克思此时所讲的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得以阐发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于批判分析的“劳动”是具有理想化色彩的抽象劳动，那么，在《神圣家族》中所讲的劳动则是现实的生产劳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把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看作历史发展动力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变革历史。既然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是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那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工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4］66；要使工人真正获得解放，必须改变现存生产方式。“工业”用符咒招引来的今天表现为“资产者的奴隶”，明天将砸碎和炸毁自身的锁链［4］178。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不仅使社会批判有了更为犀利的武器，而且使社会历史的分析说明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由于马克思此时已经通过研究走向了历史深处，因而不仅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思辨哲学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是彻底的。在此之前，“异化”概念常常成为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工具，但异化本身并未得到透彻的说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的产生和发展则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彻底的破解，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由此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用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来具体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阐明其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其批判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之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展开的。但是，要使这种解剖真正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加以基础性的批判考察，以廓清认识上、方法上的迷雾。为此，马克思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在解剖和分析中突出了这样一些批判：
一是前提的批判。前提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理论的阐述是否科学。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3］89。正因为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来看待，因而很难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和说明，必须对其前提问题首先加以批判性的审查。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是需要这样两极的出现，即一极是货币所有者，一极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经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192要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5］193。如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自由的商品生产者，例如行会匠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也有过农奴，他们同样拥有生产资料，不过没有人身自由。但在两方面“自由的”人，即“自由的”失去生产资料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人还没有。在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者是奴隶，但奴隶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任何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由此产生的奴隶劳动，必然是一种公开的强制的劳动。至于在原始社会，由于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因而无所谓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真正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完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且彻底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唯有此时，劳动者才变为商品，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样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结论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得出的各种结论，马克思给予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2］123。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任何社会都有剩余劳动的事实出发，得出剩余价值或利润是历史上生来就有的结论，这就把剩余价值永恒化了。马克思对这种结论给予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剩余劳动的确是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但剩余价值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劳动开始出现；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其表现为剩余产品）便被少数财产占有者据为己有。在奴隶社会，奴隶仅仅是奴隶主的劳动工具，剩余劳动表现为奴隶给予奴隶主的无偿劳动。在封建社会，由于农奴处于半依附状态，剩余劳动主要表现为徭役劳动。只有在劳动力变为商品的条件下，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着以等价交换形式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绝不是什么永恒存在的。对剩余价值本质的揭示实际上就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神话。结论的推翻，就意味着基本理论论证的推翻。
三是方法的批判。古典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是和它的独特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分析方面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则又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天然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5］98。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显然同17、18世纪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方法直接相关。如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的。在他看来，人总是从利益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利益的追求则来自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是“倾向于交换、贸易，倾向于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6］163。由人的天性必然引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自然的、不变的。同这种抽象人性论的方法相反，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得到具体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结论也得以揭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与古典经济学排斥差异的超历史方法相对立，特别注意把资本主义社会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研究。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方位及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而宣告了“天然论”的终结。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可看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远。正是通过对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驱除了历史认识上的各种假象和迷雾，破解了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众多难题，从而走向了历史深处。可以说，没有对思辨哲学、虚假意识形态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找到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本质，弄清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创立唯物史观；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的批判，就不可能剖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机体，透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本上就是通过社会批判阐发的，或者说就是批判的结果。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对于发现和证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意义在于：
第一，发现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6］24。之所以“显得光彩”，就在于它力图为普鲁士制度的合理性加以辩护、论证。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6］24，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也即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想为现存事物提供简单辩护，而是要按照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因而必然要直面社会生活，真实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具体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重点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予以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仅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他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将社会发展揭示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有无客观规律性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各种抽象历史哲学的界限。
第二，找到了社会发展“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不仅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进一步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像自然科学经验数据一样的“原始的方程式”。这种“方程式”不仅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存在过的历史，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未来的先兆、运动及它的行将被扬弃之点［7］458。何谓“原始的方程式”？简要说来，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结构。虽然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其间渗透着活动主体的意志和目的，但是，人们活动间的关系一旦形成，便成为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方程式”，并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一般说来，在社会“原始的方程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只要这一关系出现变化，社会生活就必然发生改变；如果生产关系实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就必然产生更替。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才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来。找到了这种“方程式”，也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或主线。
第三，提供了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确立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用劳动解释历史，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131。在《神圣家族》中，又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5］181。此后，马克思一直坚持用劳动的观点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由商品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劳动出发，因为商品不外是劳动的产物，商品二重性不外是劳动二重性的表现；然后经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步步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所以，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探索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马克思也用劳动理论对以往社会形态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说明。
社会批判的结果不光是阐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而且阐发了有关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观点，使社会发展理论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商品经济重要作用的理解，在考察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对分工、协作以及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评析，在解剖“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中对现代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各种具体问题的探讨等，都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的社会发展理论，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认识水平。
三
在马克思的论域里，社会发展理论确实主要是通过社会批判理论加以阐发的，不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无法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对一些具体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过程中加以阐释和深化的；理论批判的深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发展认识的高度。当然，不能把这种理论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的阐述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二者之间确实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后者正是伴随着前者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执行社会发展理论阐释的功能？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所决定的。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关系的恰当处理上：
一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包括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一是否定性的论述，如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生活的控诉，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剖析等；一是肯定性的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肯定性理解，如关于资本“伟大的文明”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开创作用的理解，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意义的阐释等。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交织在一起，似乎是不伦不类，但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拒斥。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他从没有因此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意义，没有对其采取彻底“解构式”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在社会发展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并没有因其种种罪恶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割断历史来抽象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批判逻辑显然遵循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其批判的结果也必然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揭示，即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阐释。
二是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就深藏于社会批判之中。建构与批判何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呢？这主要是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哲学创立伊始就不是什么体系哲学、经院哲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它以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强烈“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120，主张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恰恰是要破除这样的体系哲学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而对社会发展问题以至整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理论旨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初期就申明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既然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像马克思对自己新理论的阐述，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等，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抽象的“历史哲学”批判和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得以发现，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两个必然”得以发现，共产主义学说得以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建构起来的。这种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中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但这一特殊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便可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确立和建构起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就是从历史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由此阐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观点，并达到新的理论建构。
三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关系。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各种错误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一理论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真理”，而是看作发展着的理论。在其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正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危及理论与实践。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坦言《宣言》中的一些观点、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2］248-249。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当谈及1848年革命期间他和马克思对欧洲革命估计比较乐观的看法时，也坦诚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8］509-510。诸如这样的自查、自省、自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我批判的精神。正是借助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一些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断得到消解和超越，从而使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可以说，自我批判促进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推动自我创新。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除了自查、自省、自纠之外，还在于它敢于接受批评与挑战，其许多观点就是在这种接受和回应批评、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的。敢于接受批评是理论向前发展的契机，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审慎地对待那些具有异质性的东西。简单排斥异己的东西或轻易拒绝批评、挑战，就不能大胆正视和否定原有观念的不足与局限，就不能将理论推向前进。要使理论真正不断创新，应当注意研究理论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连接点，这种连结点也许就是理论上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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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亚莉）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riticism
Feng Ziy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arl Mark?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as formul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exp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riticism. By means of long?standing social criticism, Marx not only exposed the inner conflict and law of movement within a capital society, but also offered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gener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reason why his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can fulfill the interpretative fun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lies in the unity of: affirming and negation,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venes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his social criticism method.
Key words: social criticism; Karl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apitalism
收稿日期： 2011-10-20
作者简介： 丰子义，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