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代报人张季鸾是“文人论证”的典型。他主办《大公报》提出的著名的“四不原则”，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双方的领导人每天都必看《大公报》――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也曾说，他在延安时最经常看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报界宗师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中国著名的新闻家、政论家。
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
1903年张季鸾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校，1905年10月，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求学期间，他十分刻苦努力。留学期间课余，他任《夏声》杂志主编。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后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3年与曹成甫在北京合办《民立报》。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中国）驻北京记者。在1916-1924年间，先后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为民主进步运动而呐喊。
1926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其间曾两次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发表过一些支持抗日的爱国言论。“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积极主张共同抗日，连续报道红军长征，揭露日汪伪约，使《大公报》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张季鸾去世时创下了两项“纪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纪录”的隆重追悼活动。周恩来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文人论政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有他的独到之处。 首先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报格人格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个读者，对报纸提出了多种创新，把其个人魅力注入《大公报》，使其具有独特的报纸魅力。“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要让报纸服务于社会就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报业。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他认为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四不原则
张季鸾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提出著名的四不原则，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
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原则”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大公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发行量剧增，扬名五湖四海。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受尽艰难困苦，曾两度被捕，历经了四个月的牢狱之苦。
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好友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
1917年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张季鸾的两次牢狱之灾，好在有他的好友相助才得以安全脱险，但这对他的新闻信念并无影响，他仍坚持自己的办报理念，坚持不懈办好《大公报》。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前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前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文章报国
张季鸾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他文笔犀利酣畅，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特殊的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到，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更不在话下。其著作甚丰，尤其以新闻评论著称。
1944年，《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西安事变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
那时，日寇对重庆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而国民党当局竟束手无策。而当时正是张季鸾生命垂危之季，即病逝前19天，病重的他拥被而起，奋笔写了如下大意的文章：“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他这篇讨日檄文，令人激赏，真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构思之巧莫可言状。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判断，还是坚持“不党”。“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就其终生之志，为文章报国。正因为他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两党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都同样对张季鸾作出极高的评价。
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年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介石对张季銮推崇备至，还因此收到“尊重舆论”之誉。
而毛泽东也曾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张季鸾最终的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