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16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他不在，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那时我通常是醒着的，我喜欢感受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一股柠檬香皂的气味，一双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抱起放到应有的位置。
那是来自父亲的拥抱，是与父亲最亲近的时刻。后来与弟妹们交流，原来他们也在装睡。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由于住院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
没人知道。
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来到父亲的病房。我看到了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几天没刮，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我想帮他剪趾甲，护士没有找到指甲剪，给了我一把小剪刀，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父亲问， 妈妈叫你来的？ 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那你别回去了，晚上就睡我这里。到了晚上， 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他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这，一直是我脑海里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