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一个下午，我经过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家建筑书屋，看到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有些土气的装帧设计，字体是那种看上去别扭的仿宋，完全不能和今天出版的畅销书媲美。但就是这么一本看上去灰头土脸的书，一本完全学术性的小众著作，我买到的版本却是第11次印刷，之前已经卖出去60000本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中国100年来少数几本具有国际水准，能够在历史里长久流传的伟大著作。
梁思成几乎在青年时代就抵达了这样的学术高峰。1924年，梁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他发现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还是空白，于是决心投身其中。1927年，他从宾大毕业后，申请在哈佛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研读一年，专门进行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文献考据。1928年回国后，他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对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开始实地调查。而在1944年，虽然国内战火频仍，虽然梁思成贫病交加，但他还是在四川李庄的农舍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1947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为表彰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为梁思成颁发了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赞词这样写道：“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如果说梁思成的学术贡献让我心驰神往，那么他的温文尔雅和内心宽阔的爱情品质更是令人感叹。梁思成曾经对林洙（梁思成第二任妻子――编者注）讲述过他与林徽因的爱情细节，说的是1932年的某一天，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说起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像妻子对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梁思成听到这事，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梁思成也感谢林徽因对他的信任和坦白。第二天早上起来，梁思成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金岳霖一起幸福？梁甚至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他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自己缺少金岳霖哲学家一般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金。梁思成把这样的结论告诉林徽因，并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两个人都哭了。过了几天，林徽因说，她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这些都是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美好往事。一个读书人，写出了有价值的好书，找到了最纯正、最透明的爱情，他的人生幸福抵达了最高点。
1949年注定是梁思成的转折之年。这一年的年初，北京清华园，一名解放军干部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的带领下走进梁思成的家。他简单道明来由：由于即将攻打北平，共产党特意请梁思成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不得已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47岁的梁思成竟然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梁思成的激动其来有自。此前20年间，他在国内经历了战火、通货膨胀、近乎原始的贫穷生活，在国民党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尽管并不了解共产党，但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然而共产党对文物的珍视远超出他的预想，做了他原来一直担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多年过去之后，他想起这一刻，仍然饱含深情：“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如此心态，其实源于梁思成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家国意识。汉学家费慰梅女士曾回忆1934年与梁思成夫妇探寻山西广胜寺的艰难经过。由于阎锡山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阻断汽车通行，他们只得步行前往。辛苦跋涉中，好心的外国传教士为他们提供食宿，梁思成却因“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
按照梁思成的理解，1949年之后，怀揣一颗民族之心的他应该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大好才华。可是局面似乎并不如此。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梁思成和苏联市政专家一起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苏联专家指着对面的东交民巷操场，说应当在那里建设政府办公大楼，而梁思成早在七个月前就已经提出这块空地应辟为公园绿地。
在梁思成热爱的建筑美学问题上，他和这个崭新国家的分歧开始显现，拆旧布新运动式地迅速在这个千年古城展开，他开始节节败退。
眼看着高楼在旧城一座座建起，梁思成被迫一退再退，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他建议各部委办公楼加盖“大屋顶”，而这原本是他最为厌恶的不伦不类形式。他曾在文章中批评“盖了一座洋楼，上面戴上琉璃瓦帽子”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事实上，心思缜密的梁思成到生命的终点，都不认同新中国政府关于北京市城市建设的美学蓝图。在病床上，他对林洙说道：“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的这些话让他几乎成为一个先知。看看今天的北京城，所有人都找不到好办法来治理，所有人都以为这样的北京才是发展的北京，才是现代化的北京。看看那些指点江山、拆墙毁城的人们，他们有谁能偶尔想起梁思成，想起这个温文尔雅的建筑学家，这个充满古典主义精神的美学家，曾经在60年前就提出过美好的北京计划。如果这样的计划得以实施，今天的北京，应该处处与历史同在，应该不会如此拥挤不堪。
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意识形态中去。我们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个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失败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范婷摘自《书评增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