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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意识形态工作总结【意识形态对理雅各《易经》英译的操控】

时间:2019-01-3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   作为改写与操控的一种形式,翻译活动是在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本文基于安德烈•勒弗维尔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以理雅各的《易经》英译本为个案,通过将其翻译活动置于19世纪下半期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以证明意识形态对理雅各对原文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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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意识形态;改写;理雅各
  
  比利时裔美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他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对原文进行的操控和重写,并概括出操控翻译的三个文化要素: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规范(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本文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Lefevere引用Jameson的定义:“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限制在政治领域,它更像是引导我们行动的形态、惯例、信仰形成的格子图案”?? [1]? ??(P.16)?。把意识形态描述为“被某一特定社会和时期接受的见解和看法所形成的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借此贴近文本”。可见,意识形态是多维的,它涵盖政治、文化等许多方而。它是无形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为导向作用,影响与制约着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
  改写是对文本的操控,就是使文本按操纵者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诗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两方面限制: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诗学方面的改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达到使改写的作品尽可能多被读者接受。阿尔都塞指出,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可能是无辜的”,而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某种活动”,更何况“翻译”?? [2] (P. 2-4) ?。整个社会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例如翻译动机、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解码过程、源文本内容的改写等。同时,译作也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促进新思想或观点的传播。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因此意识形态与翻译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意识形态决定译者对一文本的选择、预期读者的限定以及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的处理。?
  二、理雅各《易经》英译本?
  从《易经》译本流传情况来看,有两本权威性的英译本在西方易学史。前期以理雅各译本为主,后期则以卫礼贤译本为主。美国学者汪忠长教授说:“这两本译本是西方易学史上的新、旧约全书”。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1843开始在中国香港传教,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他对中国典籍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国学者王韬帮助下,完成了《易经》的翻译,由牛津克拉来登公司出版1882年出版,标题为“I Ching Book of Changes”。1963年美国多佛出版社重新出版。199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并加上了秦颖、秦穗的汉语注释。理雅各的翻译主要依据宋代理学家的《易》注,并把“经”与“传”分开来译,他认为把两者分开来译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翻译《易经》,但他的《易经》翻译和对《易经》的评述却并没有分开独立进行。理雅各为翻译《易经》作了大量刻苦的研究和前期准备,完成了翻译之后他曾说:“对译中国古籍的人来说,没有一部比《易经》更难的了。”由此可知他翻译《易经》的艰难程度。?
  三、意识形态与《易经》的翻译实践?
  (一)理雅各意识形态?
  作为一名传教士,传播基督福音,让他的传教对象归化为上帝的子民,为“异教徒”诠释《圣经》乃天经地义之事,许多传教士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理雅各却钟情于翻译“异教徒”的中国典籍,这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理雅各对此作了初步的说明: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中国经典,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工作(传教),因为正是在那些经典和思想领域中,可以找到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帮助在华传教开展传教活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有必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理雅各不同意早期来华传教士提出的,要以西方的基督取代孔子,即所谓“孔子或基督”的说法。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可以在某些方面让步,作出妥协。??[3] (P. 156)??
  (二)理雅各意识形态对《易经》的操控?
  例文1: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益》卦) ?
  译文1:Let the king, (having the virtues thus distinguished), employ them in presenting his offerings to God, a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帝,天帝,指主宰一切的至尊天神。中国人之“帝”与基督教之 “God”是很不同的。远古时代的华夏先民把“帝”视为生命的源头。颇似基督教中“God”。圣经开篇写着:“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太初,上帝创造天地. “God”是基督教所信奉之神,被认为是神圣、无限和永恒的精神实体,同时也是最高或终极的存在。他是人类和宇宙的创作者、维护者和仲裁者。在基督教中,上帝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慈爱、宽大的存在体,他是历史的主宰者和统治者。他存在的目的是通过基督耶稣再造一个新天地??[4] (P. 180)?。而中国人同时认为“帝”是神和自然、社会和宇宙秩序的表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源于西周时代。所以,“帝”和“God”的内涵是不同的,理雅各有意识地采取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在异中求同,有意夸大了相似和相同之处。?
  例文2: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卦)?
  译文2:The third NINE, undivided, shows us a feudal prince presenting his offerings to the Son of Heaven?
  基督教的上帝,即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本性)、三个不同的位格,三位格为同一本质,三个位格为同一属性。三位一神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上帝;圣天父完全是上帝,圣子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理雅各的翻译借助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说法,偷梁换柱的把“天子”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换位为 “God”.?
  例文3:上九:自天佑之吉…… (《大有》卦)?
  译文3:The topmost NINE, un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with help accorded to him from Heaven.?
  根据《圣经》描述God的特征,基督信徒们又把“God”成为“Lord”(主); “OurFather”(天父); “the Omnipotent”(全能的上帝); “God Almighty”(全能的上帝); “The Supreme Being”(至上者); “the Deity”(绝对者); “the Creator”(造物主); “the Godhead”(至高者); “theOmniscient”(全知的上帝), “God”还常常被转喻为创世之 “Heaven”(天)??[5] (P. 70)?。 “帝”被“Heaven”替换后,指向了有别于其他众神的一神教的至高至上的唯一真神耶和华。这是为目的语读者考虑而曲解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决定的。理雅各译本中的“帝”、“帝”、 “天命”、“天子”都被标记了基督教色彩。?
  例文4:上九:亢龙有悔……(《乾》卦)?
  译文4: In the sixth (or topmost) NINE, undivided, (we see its subject as) the dragon exceeding the proper limits. There will be occasion forrepentance.?
  “悔”在《易经》中共出现了34次。根据《周易正义》,悔者,其事已过,有所追悔之也。理雅各译本中32次用了 “repentance”,另外2次用 “repent”。基督教词典对“repentance”解释为,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后悔,或指一个人的心灵和行为从某种懊悔、自责及失望的心态向满足、坦然及和谐转变的过程。在基督教传统中,忏悔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表达被认为是一个教徒的灵性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圣经》中特别强调人的忏悔,因为它认为忏悔所体现出的心灵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甚至其整个生活方式。忏悔还同信仰基督一道被看做是一个人皈依基督教的两大要素,既它们都被认为是一个人从罪人转向基督的心灵经验。“悔”是 “后悔”,不能够等同于 “忏悔”。这种归化的翻译方法被刻上了明显的基督徒生活烙印。?
  通过对理雅各《易经》的英译研究,我们了解到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际符号间的转换,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行为。评论一部翻译作品,不能将其剥离于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跳出其语言本身的框架来宏观把握是很有必要的。在如今的多元文化系统中,种种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主体和赞助方均可成为翻译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评介翻译?活动。??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
  [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4]《基督教词典》编写组.基督教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1994.?
  [5]陈可培.偏见与宽容翻译与吸纳――理雅各的汉学研究与《论语》英译[D].上海师范大学,2006.?
  [责任编辑:杜红艳]
  
  收稿日期:2012-01-13?
  作者简介:李珊(1978-),女,黑龙江龙江人,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从事翻译研究;胥瑾(1966-),女,四川人,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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