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惴惴不安地四下里张望，有些怕被人看见似的又蹿到了Sam的办公室门口。这回敲了门，里面有了挪凳子的声音，我感觉心都跳到了喉咙口…… 门开了，出来一个卷发、戴眼镜的大个子，料想是和Sam同办公室的研究生。他告诉我，Sam还没有来，于是我又只得下了楼。我看了一下手表，还不到五点半。昨天Sam在课堂上说，今天下午四点半点到六点半这段时间，他会在办公室里等大家去向他认错，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还没有露面。
Sam是我们Management Behavior这门课的任课教师，也是商学院管理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因为不是教授，也尚未授予博士学位，所以还没有可以被称呼的央衔，大家就直呼其名了。
美国大学的暑假很长，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暑期学校也开课，但规模比较小，各系都只提供一些专业基础课。我喜欢暑假修课，因为六周专攻一门课，学分拿得很快。
和其他任课教授一样，Sam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把一份“课程简要”发给了每一个学生。“课程简要”的内容包括“课程进度安排”和“评分规则”。在“评分规则”里又提到：任何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例如：剽窃，抄袭或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将立即交校方处理。在美国的大学里，每位教授都会在自己的“课程简要”中重申“学术道德”，有的教授在第一节课时还会口头强调一遍。这些规程，高年级学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在校园里随便转了转，又回到系办公室。这一回，办公室的门敞着，Sam正和班上的一个女生在讲话，我能猜到他们的话题，因为我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才去找Sam的。我只得退到走廊里那两台公用电脑边，胡乱点击着网页，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由于缺乏睡眠又心事重重，我的头脑有点发胀，真不知道眼前的麻烦会有怎样的结果。
商学院的学生们看重分数是全校有名的，学院采用的是淘汰制，GPA低于3，0(平均分数低于B，即83分)就会被迫转系换专业。而学校的评分标准又很严格，每个班得A和A-(90分以上)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19％。这样的规定，能逼着学生们用功读书，而我对分数的概念也有了新的定义：成绩单上的A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A，可A-就相当于我心目中的B，而怕被我看作为c，B算是勉强及格，而B-在我看来跟不及格也就没什么两样了。
Sam任教的这门课要求学生们分组上台做Presenta―tn。on，每组各有一个不同的标题。Presentation占总分的百分之四十，而期中和期末考试各占总分的百分之三十，可，以说上台演讲是这门课的重头戏。我们那组的演示结束之后，我在走廊里遇见Sam，他对我说“Good job”，还特意提到，那份演示的总结报告写得相当不错。我自豪地说，那出自我手，又问他，我们的Presentation该得个A吧。他笑了一下问我：“你觉得好分数重要，还是获得知识更重要?”
“当然是得好分数更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听了我的话，Sam又笑了，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实话实说有点傻，应该回答“两个都重要”才算圆满。
在走廊里的电脑边闲呆了十五分钟之后，我又踱到Sam的办公室门口。门关上了，我知道那个女生已经离开。美国的大学里有很多严格的禁忌，异性学生单独来找教师的时候，教师都会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这是学术道德的一部分。如果教师或助教跟自己的学生扯上非工作方面的关系，学生成绩的真实性就会受到置疑。在中国的大学里，师生恋不算是违反道德的事情，而在美国的大学里，这绝对是个大错，教师很可能会为此丢掉饭碗。
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问Sam，是否看了我昨晚发给他的Email。那是我半夜睡不着，起床写的。让我面对面地承认自己作弊，真是难以启齿。
他说今天有点急事要处理，所以还不曾打开过电脑。我只得硬着头皮开了口，尽管我知道说话时不正视对方的眼睛是不礼貌的，可我的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根本抬不起来。我想，我当时的形象一定很愚蠢，世界上最令人感到难堪与羞愧的事情恐怕莫过于去自首一个明知故犯的过错，而且还奢望别人给自己一个宽大的处理。
期末考试是五十道选择题，题目有点刁钻，我答题的感觉不很顺畅。考题印在一般的A4纸上，而答卷是用电脑阅卷的专用答卷纸，必须用2号铅笔涂圈。大家交卷之后，Sam竟然只收走了试题，把答卷留给了大家，又把正确答案分发下来，让我们自行批改。我看到周围有几个学生都在用橡皮，料想他们一定是在修改答案，我立即想起：全班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可以得A和A-，如果我不改掉几个错误，不就落后于其他学生了么?我自然是不甘心的!于是，我也偷偷改掉了三四个错误……把“批改好”的答卷交了上去。
此后，我们有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同学们凑在一起，都为在分数上占了便宜而得意。期末考试之后，还有两个不作为考试内容的章节要在课堂上讨论，主要内容是“职业道德”。这部分内容之所以摆在期末考试之后讲，是因为Sam认为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需要专门花时间来讲，但死记硬背道德的条条框框对学生来讲却毫无意义。
谁知道，第二节课开始的时候，Sam气冲冲地走进教室，把试卷重重地丢在讲台上说：“你们作弊!”然后他对大家一阵痛批：你们这些人今天可以为了分数而违反学术道德，将来就会为了钱，为了利益做违反职业道德的事……Sam要大家主动找他去交待错误，还说限期一天，之后如果发现有人试图隐瞒自己的作弊行为，必定送校有关部门处理!
我已经无心去听他的训斥，心里一阵阵害怕：在学校三年了，先前听说过有学生因为给同学抄过一段自己作业中的程序而被教授以总评分不及格论处；还有学生从网络上找到些专业文章，七拼八凑成自己的论文，被教授发觉，得了个不及格，该门课程就此重修……可是，我还未曾听到过任何因考试作弊被抓的先例，我很难预料Sam会如何处置我们。
Sam并没有为难我，他把我的答卷和试卷都拿了出来，按照我试卷上做过的记号，给我重新算了分数。然后又在电脑上翻出我的成绩记录，算出总评分：A-。他说作为对作弊行为的惩处。他会把我的成绩下降一级，所以我最后的成绩是B+。
谢天谢地!我的心终于落了地，可是继而又为自己的窃喜而感到羞耻。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又来了好几个学生，我没兴致跟他们打招呼，一个人灰溜溜地下了楼。这个惩罚轻得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似乎轻松了很多，可是丝毫没有舒畅的感觉。
两周之后，我在校餐厅里遇到一个女同学，她问我Sam给了我怎样的惩罚，我说成绩被降了一级。她说她已经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跟我一样，而她就没我们那么好运了，总成绩得了D一，打算暑期之后重修该课。她本不想去认错，觉得自己可能是一条漏网之鱼，但又有些担心自己的作弊行为会被Sam察觉。等了两天，学生们都去自首后，才得知惩罚并不重，所以就也去找Sam了。谁知道Sam对她的做法很不满，给了她及格里的最低分，让她觉得脸面全失。“早知道还不如不去承认!’"她很有点后悔，说自己不去认错，还不一定会被发现。可是全班同学都去投诚自首了，自己不去，压力实在太大，那几天她为r做“认错还是不认错”的决定而坐卧不宁……
整个暑假，我都有些消沉，虽然之后的六周因为忙另外一门功课而没多少时间去想那件令人无地自容的事，可我总是担心会在学校里遇见Sam。有时候，我甚至揣测，Sam那天是不是为了测试我们的诚实或者想给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道德教育才故意设下了圈套?因为他曾经问过我“是好分数重要还是获得知识更为重要”的问题。
秋季开学以后，我在图书馆门口见到了Sam。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见了面又问我暑假过得如何，这学期修哪些课程，打算什么时候毕业。临到道别，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道：“让我们自己批改考卷的事，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他好像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一个圈套，你想给我们一个教训?”我接着问。
“你这么想?不是的，作为教师不应该算计学生。我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令人讨厌。”Sam回答我，“你不觉得系里有些教授防作弊的手法不够尊重学生么?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相信大家。”
“对不起。”我惭愧得恨不能钻进地洞。
他说的那些，我当然有亲身体会，有些教授为了防止学生作弊，三百多人的考试做了十个试题版本，考场里来了十几个监考的研究生。我想，也许我们是被防惯了，不信任惯了，所以也渐渐地觉得自己是不可以被信任的，而当别人给予信任的时候，我们竟然滥用了它。
作弊事件就这么结束了，它成为大学时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