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其磅礴之势，刺向封建传统的身躯，各种学说纷至沓来，新思潮纷呈一时。一时间，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也萌生了希望，报刊杂志蓬勃涌现，各种社团应运而生。这当中，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精英分子的社团就是独领一代风骚的少年中国学会。
组建――创造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是王光祈。他和他的朋友们深受新文化运动的浸染，深入反思共和革命的失败，认为只有具备理性能力的国民，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于是，欲建立一个爱国组织，从思想文化入手，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雷宝菁、张梦九、陈愚生等6人在北京城南的岳云别墅召开会议。他们受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和梁启超名作《少年中国说》的启发，将社团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列名发起人为李大钊和以上6人。会议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无（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组织筹备处，筹备期为一年。
在这一年筹备期里，学会迅速开展了刊布图书、发行杂志、举行演讲、举办学术谈话会、发展会员、联络友会等活动。他们以极大的真诚和激情投入到所憧憬的事业和工作中去，并从中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无怪乎多年以后，少中会员都会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美好历史，回忆起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激情的投入为大家创造了这一段共同历史的王光祈。
1919年7月1日，经过一年的筹备，少中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在京会员全部出席会议。会议讨论规约、选举职员、研究今后进行方法。会议将学会的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分别以曾琦、王光祈、李大钊为主任。同时决定发行《少年中国》月刊。与会者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步步为营地拓展业务。
《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后，编辑部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因事未能履行职务，所以实际负责月刊编辑的是王光祈。他撰写了《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阐述了少中奋斗的目标、理想和方法。他说：“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做世界的一部分。”“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换一句话，这就是我对于改造世界的下手处。”“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宜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现代哲学思潮的真挚注重人生问题，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就注重人的生活问题。”“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简单说起来，要由我们一般青年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且成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
设定了这种远大而扎实的目标，少中在征求和吸收会员时就有着相当严格的标准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入会者必须具备：（一）纯洁，“凡思想龌龊、行为卑鄙之人，不适于本会所谓纯洁标准”；（二）奋斗，“奋斗有二义，学术上之奋斗、事业上之奋斗，本会认为凡能奋斗之人，无论其为学术或事业，将来皆必有成就。故本会取人以奋斗为标准”；（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申请入会者须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并有学会会员5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方可入会。入会后，要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当时，有两大文化名人就因不具备上述条件而被拒绝入会。
少中除在北京设立总会（1923年12月总会迁至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成都、巴黎等地设立分会。会员达到126人。
少中虽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但由于入会要求极为严格，会员又都胸怀大志，有些已经崭露头角，因此被许多人看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曾预言：“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实践――工读互助团风靡一时
少中成立以后，一方面要使学会的活动尽量具体化，以免流于清谈，另一方面要尽量把它引向社会活动的方向，以实践少中的宗旨。教育出版和实业是他们自始认定的两大方向。
他们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走出书苑学府，到丰台、长辛店、罗道庄、通县等地进行不定期的讲演。内容以反封建为主，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及落后陋习，反对封建道德，普及科学知识、卫生常识等。
出版一直是少中的一项重要事业。作为学会会刊的《少年中国》是学会的主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月刊以十六刊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面貌出现，共计出版四大卷四十八期，内容大体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的论著和译文，占主要篇幅；二是关于学会本身的内容，包括对学会宗旨、方针的讨论、会务纪闻和会员通讯。
1920年1月，少中又开始编辑出版《少年世界》月刊。这份月刊“专载各种调查及关于应用科学之文字”。这两种刊物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少年中国》的发行网分布在国内的北京、南京、杭州、成都、长沙、济南、开封、南宁等十多个城市；在海外，于日本东京设发行处。两本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成为《新青年》和《新潮》之后在国内影响很大的重要刊物。
少中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计划，先后出版了34种，大部分是会员依其自身的兴趣和专业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专著。
在社会活动的尝试中，会员左舜生提倡的“小组织”和王光祈发起的“工读互助”，先后引起了会友的关注，尤其是“工读互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设想把有志脱离旧家庭、旧社会的青年组织起来，半工半读，过财产公有的集体新生活，以此为新社会的起点。这样一个综合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等当时几乎所有流行思潮的倡议，得到热烈反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社会名流纷纷捐款支持。12月24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随后武汉、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大城市纷纷响应，相继成立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以开办食堂、洗衣、印刷、装订、制造小工艺品和贩卖新书报、放电影等劳动来获取经费。同时，在各校听课求学，以实践一种终身工作、终身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并以此团体来示范影响他人，如果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
虽然这种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谓高远，然而，种种始料未及的困难接踵而至，经济拮据、内部分歧、人心涣散，使互助团难以为继。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率先解散。随后，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
分化――主义与学理之争
少年中国只是一个朦胧的理想。会员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致的，但是“理想的少年中国”则是不尽相同的。少中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开放的、有很大包容性的团体。年轻的会员们充满着激情、热情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一切矛盾和分歧初未显现，但是随着实践的进行，分化不可避免。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成了少中分化的一个催化剂。部分会员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一条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李大钊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的联合之行动。”这样，主义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中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员23人。会上围绕是否采用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执。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等人坚持学会有确立一种主义的必要，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
反对的意见也很明确，即：（一）学会首先应该是“学会”，不是政治活动团体，或者“学会最好只成为一种研究学术教育的会”。（二）不能规定共同的主义来统一思想，要允许会员自有主张，独立思考，否则学会将面临分裂。
主义与学理之争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其实质在于实现主义的手段，即是用激进的革命方式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还是用缓进的教育和实业寻求创造少年中国的途径。
会议结束几天后，刘仁静前往上海。他要去参与一件永远载入史册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南京年会以后，学会的分化有增无减。身居国外的会员无法直接过问国内的会务，只能利用月刊发表文章和通信来表达意见。国内的会员有些开始与学会疏离，较少参加活动，那些积极参与的会员也因政见不一而越来越对立。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学会的分化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解体――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
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国共合作的开始，学会中的曾琦、李璜等人认为这样必将使中国大乱，决定组织新党。1923年12月，曾琦、李璜、何鲁之等人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于1924年自法回国，在上海创立《醒狮周报》作为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派在国内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其组织扩大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一些地方。与此同时，会员恽代英也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国家主义。至此，这两派从共同谋求改造社会，发展到思想行动完全敌对，势不两立。
国家主义的主要理论是以国家为前提，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注重以国家为前提的各阶级共存，主张全民革命，以国家主义教育为全民革命的手段，认为阶级斗争是把本阶级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他们力图使自己成为一种超阶级的国家利益的代表，以全民革命实现全民福祉国家，认为共产党人为阶级利益而断送国家。因此，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在究竟如何改造社会、把中国引向何方的问题上，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已势若水火。
1925年7月，少中第六届年会又在南京召开。这是少中的最后一次大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共计18人，国家主义派人员众多，有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共产主义派有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杨贤江。会上，国家主义派主张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派主张暴力革命。双方激烈争辩，各不相让。据会员方东美回忆：“双方争到激烈，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若手枪在手，恐已血流成河矣。”鉴于双方分歧太大，会议决定成立改组委员会，授于调查改组全权。
双方彼此攻讦，恶语相加，且愈演愈烈，其中早已没有学者风度和会友情感的影子。1925年冬，同为少中会友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杨贤江和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左舜生、陈启天、杨效春等人就双方停止相互攻击进行了协商，结果辩论一天，不欢而散。这成了“少中”解体的关键一幕。双方分别时，邓中夏握着左舜生的手激动地说：“与诸君再相见于战场。”
改组委员会经调查认为：会员所抱主义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少中的历史就此结束。
影响――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
从1918年6月30日的发起会议到1925年7月20日的南京年会，少中一共存在了7年20天。这期间经历了辉煌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的诞生，以及国民党的改组，军阀统治时期逐渐接近尾声。但从此，中国也走进了更艰苦、更坎坷的漫漫长途。“学会的分化显示了一幅悲剧性的历史图像，象征‘五四’时代趋近结束。‘少中’是那个风风雨雨的时代见证”。年轻的少中会员则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奋斗着，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年轻就为自己选择的主义献身了。
在少年中国学会共产主义派中，加入共产党的有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萧楚女、侯少裘、张申府、周佛海。他们大多成为领袖和骨干。刘仁静、张申府后来脱党，周佛海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最后堕落为汉奸，1948年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李大钊、侯少裘、赵世炎、恽代英、邓中夏等先后壮烈牺牲。牺牲时，李大钊最长，也不过38岁，恽代英、邓中夏和萧楚女均36岁，侯少裘31岁，赵世炎年仅26岁。高君宇（29岁）、黄日葵（32岁）、杨贤江（36岁）、沈泽民（31岁）均英年早逝。而在工读互助中洗衣筹钱的会员毛泽东，20多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张梦九、何鲁之、彭云生、曹刍、刘泗英等国家主义者组织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他们和国共两党均有恩怨，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加入国民党的有：官至考试院院长的杨亮工、教育部次长吴保丰、南京市市长沈怡、《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国民日报》社社长易君左等。
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少中会员更是声名卓著。著名的有：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出版家舒新城、剧作家郑伯奇、经济学家周炳琳、地理学家苏甲荣、电工专家恽震、教育家邰爽秋、生物学家周太玄、物理学家魏时珍、教育家许德珩、作家李初梨、心理学家谢循初等等。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都极有建树。在实业界，则有上世纪40年代鼎鼎大名的中国船王卢作孚。
这是一群风华绝代的少年，他们在同一个梦想下集合，却在不同的旗帜下分道。他们曾共存于一个学会里，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难怪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而他们在20世纪的选择、命运各不相同，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云谲波诡的中国现代史。面对这份名单，历史将会长久地沉思。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