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件神秘而复杂的事情，远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么简单。家庭、社会，一个人所经历的环境无不与他的成长有关。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三次摄家，而不是三次择校。日常生活可能对孩子的成长至为关键，但相信这话的人肯定是少数。
我最近读了作家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建议大家也去看一看。郭文斌写作的本意大概并不在教育，但这确实是一部涵盖了教育的书，一部可以视为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关于民间教育的书。《农历》采用的是童年视角，有一个父母与孩子对话的结构，而且孩子们的心理上也有一个感悟的语义模式。小说是生动的，它形象地告诉我们，乡村的风俗教育不仅是教诲，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参与到实践中，甚至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采获得。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节夸的程序的描写，如同知识考古一样。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郭文斌笔下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实际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虽然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俗，但在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过去的乡村少年就在这些仪式、规范与禁忌的反复熏陶中成长起来。《农历》讲述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小说告诉人们，日常生活并不是无序与琐屑的，它其实有着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肌理。
非常有意味的是，郭文斌的作品没有提到学校。
速当然是一次个性化的虚构的教育叙事。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只要风俗存在，传统存在，有相对稳定的日常生活，这种教育行为就会发生，并且有效。而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地区发展的存在着不平衡，郭文斌笔下的生活场景在他的家乡或还有迹可寻，但在东南沿海地区。乡村文化的稳定与自足显然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如果现在到沿海省份走一走，已经看不到所谓的乡村，这里没有了与自然的亲近，流动的人口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与人际关系，而工业化则摧毁了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城市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甚至西方宗教等也将传统的文化样式冲击得七零八落，乡村已经终结，生活其实已经单质化为赚钱，日常生活教育的资源自然日渐枯寂。乡村的破败并没有换得城市的稳定与成熟，城市本来也有自已的传统，空间的划分、街区、里弄，都有稳定的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同样拥有具有特色的教育资源，但现在的城市除了物质的繁荣与人口的聚集外非常缺少熟悉的交往与精神的共同体。城市是陌生的、分裂的和空洞的。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孩子们有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除了几个洋节，他们恐怕连四季的节奏都感觉不到，遑论人文。这就是我们孩子生活的环境，他们处在日常生活教育资源空前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家长，连同社会，不得不将教育一股脑儿地扔给学校，时间一长，便误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
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除了期待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重建日常生活之外，我们应该从交流与沟通开始，从抓住传统文化的碎片开始，从敏感于新的美丽细节开始，打捞、捕捉并珍惜那些稀缺的教育资源，在生活中培养信仰、情感、美、秩序、敬畏与温情，让孩子们健康地成长。
这样的道理学校与老师首先要懂。从而调整自己的位置，审视自己的教育策略，开发教育资源。只有学校接通了与生活的管道。教育才是有机与鲜活的，学校也就不是一座孤岛了。
责编：周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