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明治前期，围绕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思想界展开了政治改革论争。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步骤和政治改革方向两方面。一些当政者和大多数思想家主张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少数思想家则主张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最终渐进改革思想占据了上风。对于政治改革方向，既有主张更加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有主张既不能摹仿欧美民主政治体制，也不能回到传统的专制体制，而只能建立符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体制，还有主张回到皇权至上的传统专制政治体制。
关键词：日本；明治；政治改革
明治前期，日本面临废除幕藩体制后必须实行政治改革，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紧迫局面。思想界在否定传统的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的基础上，围绕政治改革问题展开了论争。这种论争对统治集团的政治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极少。日本学界对此问题也无专门研究，仅在一些相关论著中提及。如井田辉敏的《近代日本的思想构造》认为福泽谕吉的许多政治观点，包括对权利的分类、政治起源说、对立宪政体功能的评价等论点，均是出于其“政治均衡论”。石田雄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简要论述了中江兆民对于国家体制的构想。松本三之介的《明治思想史》简要介绍了明治初期寻求新的国家构想，主要是统治阶层中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著名政治家对即将出现的新国家的笼统设想。因此，对该问题开展研究很有必要。
一、渐进还是激进?对政治改革步骤的不同认识
明治前期，日本社会面临的政治局面是：德川时代的封建专制政治已被否定，现实的由“藩阀”组成的明治政府又日趋专制，对政治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但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利益和认识不同，成为日本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对政治进行改革?对于这一政治实践问题，日本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受相对先进的西方思想影响。1870年，担任美国公使的森有礼在英国拜访了斯宾塞，向他征求对日本制度改革的意见。斯宾塞的意见是：不要过于激进地变革历来的制度，应当从事渐进的改革。1889年为了调查议会内部组织及其运用，伊藤博文的助手金子坚太郎一行四人被派遣到欧洲。按照伊藤博文的命令，金子坚太郎还将译成英文的日本宪法草案带到欧洲征求各国意见。1892年8月23日斯宾塞在给金子的信中，陈述了比当时的日本当局者更加保守的见解：“若依我所信，在日本，家族组织的古代制度今日尚残存……在这种家族式或家长式组织下，通常可以看到，各团体中都有最年长受尊重的男子，成为统治团体的权威者。在多数场合，第一世和第二世的子孙不容分辩，都服从于他的专制势力。日本要建立政治新制度，必须利用这种组织。即应当只有以这种家长或团体的首长作为议院的议员选举人。”斯宾塞提出这种意见的时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提出的积极向上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宣扬绝对权利的思想已逐渐陷于低潮，宣扬相对权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和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进化论等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斯宾塞在这时提出的渐进改革日本政治的思想和保留日本传统的社会组织来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构想，自然有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以及他自身的政治目的和认识局限，但却给日本政治思想界带来了深刻影响，因而主张对政治进行渐进性改革成为当时日本风靡一时的思想。
首先表达这种渐进改革政治思想的是统治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如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二年正月便主张逐渐改变政治体制：“今之紧要在于获得政府体制，立本体而举百物……政府若要作为政府实际相立，要按照制度规则而相立，且质问诸官之得失，黜陟正邪。如此在诸官中，按照政府之体制遵守法则，当无专恣之忧……静熟察天下之大势，不拘泥于其枝叶小事，应徐徐下手应当施行之大事。”他认为“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异，大凡作为随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而自然成立者，丝毫非为由今日起构成之者，亦丝毫非应据古而墨守之者。以俄国之政体不能施行于英国，以英国之政体不能用于美国。以美、英、俄之政体不可行于我国。故随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亦立我政体”。即主张政体应随风俗人情自然成立和变化，而不能违反这种规律贸然行事。
另一位政治家木户孝允也主张逐渐改变政治体制：“政体制度并非容易改革者。若事状发生不得已之弊害，而不得不实行匡济之之改革，须以逐渐涉及其实际施行为重点。假令一朝遽然变更制度，虽顿时替换名称，当至其实际履行必有有限制之时日，必有前后之顺序。不然，无凑其实效之期，无识实务验证之时，无改革之益而有改革之害诸事，毫无疑问。以之而见，政治以实地着意、无其妨碍为主，而不如逐渐举行之。”木户还警告道：“假若不顾实际得失当否，遽然变革政体制度，徒据名称而欲一旦施行其新政新法者，大概会增加其弊害而不见其利益。”政治家这种渐进改革政治的态度不能不对社会产生影响。
一些思想家也提出渐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如启蒙思想家西村茂树主张对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应当稳健地推进改革，不能贸然行事，待条件成熟以后方可改革政治。他将政治体制分为因袭政治和道理政治。前者为传统的封建世袭体制，后者可以理解为近代化的民主政治。另外还有一种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体制，西村称为“因袭道理混合政治”。他认为：“在实行因袭政治之国，应当将其政治迅速改为混合政治或道理政治吗?日不可也。因袭政治不可为混合政治，犹如混合政治不可为道理政治。夫实行因袭政治若其国安全，其民开化尤适应此政体也。此时若遽然实行其他政体，愚民不解其所以然，有狡猾者或乘之图谋不轨者，反而可起国之扰乱。然而，若其民智识渐开，出现不安于因袭政治之征兆时，应迅速改变为其他政治。”
主张渐进改革政治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小野梓。他作为大隈重信为首的立宪改进党一派的骨干，一方面主张对现实政治制度应当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渐进改革，反对激进的改革主张。1882年小野梓在《邮便报知新闻》上发表的“立宪改进党趣意书”中，抨击了政府当权者为“一二私党专我帝国，蔑视王室之尊荣和人民之幸福，偷目前之苟安而不顾永远之祸害”，表明了不能容忍这种政治长期保持不变的态度。为此他提出了立宪改进党对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也表达出不赞同激进改革，而希望渐进改良的思想：“政治之改良前进乃我党所希望不止。盖作为政治，若不对其施加改良而使其前进，则徒希冀无穷之尊荣，空盼望永远之幸福，最终完全不能获得之。政治之改良前进我党希冀之。然而激进之变革非我党所望。盖图谋不按顺序而从事急剧变革，则将紊乱社会秩序，反而成为妨碍政治进步者。因此，夫惑于陋见，徒以守旧为主；夫如竞相急躁，好务激昂者，我党却不与其共冀望。我党实冀望依照顺正之手段，改良我政治，以着实之方便而使之有所进步。”
小野既批判了政府中的保守派“夫惑于陋见，徒以守旧为主”，又抨击了自由党“希冀不按顺序而为急剧改革”，“竞相急躁，好务激昂”，反而会导致社会混乱，妨碍改革的实现。同时，他还批评了自由党骨干植木枝盛的激进言论：“我邦有狂暴之议者，提倡应用鲜血买我自由，是盖不堪不平之私愤，一时故作过激之言论。虽可自己发泄，但苟主张此等不祥之语，若欲将本邦之自由，做成泰西 之丑恶，如余真爱自由之辈，心中亦有不满……呜呼!邦人哟!君之自由，不用以鲜血买，不用以腕力争，唯尽君之识力而求之哟。否则，君之自由也亦做成泰西之丑恶不祥而血腥，岂不悲哉?”有鉴于此，小野主张向英国学习，实行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反对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采取过激的变革：“英国以顺正之手段和着实之方便使其政治改良前进，因而致使一国静谧，人民安稳。反之，法国施行急进过激之变革，以扰乱一国之安宁，反而妨碍政治之进行。”小野主张应当排斥企图“汲取卢梭之余流，重蹈雅各宾者流之覆辙，希望以躁急激昂从事过激变革”之徒，反之“希冀我邦也亦利用顺正手段与着实之方便，以改良推进此政治，与英国并驰或欲超越之”。
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虽然曾提出过让人民参与政治的公权思想，但在涉及对日本政治进行改革的实践问题时，便持所谓稳健的态度。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尤其实行共和政治更不能过急：“如我邦今日之民权者流，观其所论所说，概惟急进是竞，或频主张普通选举者有之，或妄以国会一院为是者有之，或以政党内阁为必要，或以府县官民选为必需，又以府县会之再决议政府不能不认可等。至其他凡急进之事，敢无所顾忌，妄作主张，遂欲将我邦变成连欧美所未曾能出现之理论社会。余辈岂得不称此辈为不知社会遗传变化之实理的妄想论者耶?加之过激民权者流中往往崇慕共和政治，或如非有欣羡社会党共同党等主义者不可，实在甚不可思议。”加藤主张避免过激的政治行为以保证维护皇室地位。他指出在古代，“君主贵族或僧侣等专占邦国社会之大权，束缚压制一般人民，一般人民欲免除此束缚压制，得到自己之幸福，势必与君主贵族僧侣等抗衡，不得不拒绝其命令。其最甚者遂至举兵图谋叛乱悖逆”。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经过维新，“及近今之开明，贵族僧侣等多失权力，又虽君主，亦不敢拥有无限权力施行压制。人民逐渐得其权利，遂掌握参政之权，在今日，无论是占有社会共存上之权力之上等平民，还是下等之人民，皆已大获其权利。并非凶暴无赖之虚无党之类，有何困难非要凌辱君主夺其权力不可耶?”对此他进一步分析道：“在吾邦，今日之君权决非有无限专制之实。尚且立宪代议制起，实不出数年，渐次产生相等于欧美上等平民者，成为社会之优者，以占有社会共存上之大权力，更以此权力得以参与政权，是即可谓良正之优胜劣败之作用产生之物也。因余不得不希望今日之民权者流，务避急躁过激，专养着实敦厚之风，真正成为社会之优者，永久为皇室之羽翼。”一语道破其渐进改革之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皇室尊严。
伊藤博文的拥护者福地源一郎历来反对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了反对激进变革、实行渐进民主的主张。首先他认为社会上的诸新闻记者“皆期望立宪政体，希图伸张自由，固然成为中心。虽丝毫没包藏其他祸心，但事实上已欲以此将藩阀政府之风从根本上革新。彼辈当时虽未云藩阀政府之语，但眼见政治皆由在维新中有功勋、出身萨长诸藩之诸氏掌握其实权使人大感不快。欲匡济此弊风，便以自由说和民选议院攻击藩阀政府。事实上认为，除了实行立宪政体之政以外，没有上策。其状恰与萨长以主要倡导尊王攘夷抵挡德川幕府如出一辙”。福地对这种舆论分析道：“按彼辈所想，木户、大久保、伊藤、黑田诸公，以萨长阀欲永久专有政权。诸公为了专有此保守君主独裁政体，嫌立宪君主制如蛇蝎。故诸公为了一身名利荣达，成为以独裁政略摈斥议院之开设者。相信彼辈真如此思维。按彼辈所想，公明正大推进国民幸福者为自由。若欠缺自由，便不复有幸福。此自由因立宪政体执行。而民主主义实为立宪之本尊。故国民之幸福在于行此政体。相信彼辈真如此思维。”
针对这种谴责观点，福地为藩阀政府的保守政策辩护道：“但余此三、四年间亲自接触诸公，知诸论者之真意决非藩阀政府所喜者。知诸公有将立宪政体渐行于我国之期望。尤其知道木户侯向政府建议开设国会议在民选议院建议书之前。余屡屡见闻欧美实况，得知民主主义之利弊如何。得知如代议政体，如政党政治常常利害相伴。得知政治上急激之革新并不利于国民幸福。得知借自由之语也可以实行如何之暴戾之恐瞑。从余担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起，此实以执行渐进主义，反对急激之革新说。”
但是自由党思想家坂本南海男却不同意上述主张。他认为日本人民随着文明开化思想已大大提高，根据日本当前的迫切形势，应当加紧政治体制的改革。“人民既至此程度，不应以神教笼络，不应以兵力统制之。必须改变统治之术。世运既已进于此程度，若仍然用神教用兵力，人民却视之为愚，不会复如昔日遵奉政令是也”。即对已经觉悟的人民，既不能利用宗教麻痹，也不能用武力镇压。历史上一些国家之所以爆发激烈的外部冲突和激进的暴力革命，正是因为当权者不及时从事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酿成了社会大乱：“盖俄帝之权力实古今无比，未曾见有永久如此拥有盛大权力之邦国。然而其威权至今日，酿生实可惧怕之影响为何耶?即因其政府墨守成规，不注意世运之变迁，因不分配政权，因不容忍自由主义”。他认为一些原本主张和平改革者后来成为主张暴力革命者，正是因为当权者因循守旧、不思政治改革所致：“盖其改革之和平若成颠覆者，唯依政府之行为如何而然者。和平改革者，政府之宜以所置。以颠覆改革之者，亦仅政府自取之灾。”针对日本社会一些人主张仿效英国渐进改良，避免像法国那样暴力革命的余论，坂本指出：“晚近我国之人民，逐渐希望国会，成获取政权之欲望。当政谈稍盛，或人颇杞忧之。因如英人今日获取政权徒非一朝之事，喋喋不休谈其议院之由来。举法国改革之事迹而戒过激，称赞英国之渐进，有暗欲犹豫国会之日期者，完全不知社会之大势，不理解古今进步程度不同之理，成丝毫不足使我自由党感动之说。”他与大多数谴责法国大革命为过激的暴乱的观点不同，认为之所以不得不通过这种暴力方式进行改革，也是由于政府不实行和平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他代表自由党强烈呼吁：“我党既已知应参与政权，我党成为切望欲分取政权者，为何屈挠于法国之引例，自己将政权附于等闲耶?呜呼!杞忧法国之过激者，空为政府。切勿成为法国政府!法国人民之过激，正是法国政府所诱导者。”因此日本应当加紧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方能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时除了主张渐进改革政治的稳健派之外，一些主张维持传统政治制度，反对改革政治尤其是反对学习欧美先进政治制度的思想也在社会流传。这势必引起有关政治改革方向即应当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的论争。
二、进步还是保守?对政治改革方向的各类主张
民权理论家植木枝盛认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将随着社会发展而更改。他吸收了启蒙思想家西村茂树的观点，并更加具体地将政体分为世袭制和世袭道理混合政治，即传统的世袭制和世袭制与近代化的民主制兼而有之的体制。他用生动的比喻主张政治应当向更进步的方向进行改革：“然而国家之政府、政体、政事，实为生活所有，固非一定不变者，是也亦必须依时循势变革更改。盖政体亦如彼之蚕。何者?则政体有世袭政治(君主独裁)、世袭道理混交政治(君民共治)之别。第一世袭政体又如彼蚕之孵化未蜕一度者，其世袭道理混交政治则如蚕之已蜕二度大概成长者也。国家不也亦 与彼之蚕共蜕变乎?不可变换否善进步乎?”即政治改革如同生物进化一样，应通过改革使政治制度更加符合社会进步、更加完善化，而不应与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少思想家主张应当向更加民主化的方向进行。如福泽谕吉历来厌恶并多次声讨封建的专制政治和门阀等级制度。因此他认为要彻底消除这种制度的恶劣影响，必须使政治体制由专制迅速转向民主，并提出了自己构想的政治体制改革框架：“了解社会进步之大势，将其用于地方一隅，将政权公开交予政府，给予其行政便利，特取地方管理权，将其分与地方人民，深藏腕力而不引放，变剑戟之锋为议论之锋，修文磨智，勤工励业，隐然养生独立之势力，为他人之先驱。而后，彼设民选议院，作立宪政体，若以定全日本国之面目一新为大目的，可称天下未曾闻之美事也。”福泽在此提出的改革思路包括让人民参政、设立议院、制定宪法、中央和地方分权等措施。尤其指出应当收敛使用武力镇压的高压政策，让人民有议论政治的权利，这样人民才有可能提高智识，用独立自主的精神去发展经济，使日本的状况日新月异。
坂本南海男谴责某些赞美独裁帝制的陈腐观点，强调要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恶劣的专制独裁体制：“依之所见，政府并非依人而立，应知当根据时代之风气而改良其体制。或论者动辄云之立宪政体为混合，名实决不相合。纯粹名实相合者，唯独裁帝政是也。可云为不知政事之真理之论也。论者以独裁帝政云为名实相合者，未免浅薄。试见独裁政治之国，名为帝政而其实为有司专制者，古来甚多。以是见之，是妄想独裁帝政为名实相合者。不解社会之真理，以专制政治为善良，岂非甚为谬误者?”他提出要实行让人民参与议论政治的公议政治体制：“苟欲统治开化进步之人民，决不应取专制独裁，必取立宪体制。夫以粉饰一时之虚荣，取悦无智之民，专制或可适应。然而若欲满足希图永远进步隆盛之国民，唯有采取公议之政体。”实际上委婉地批判了已日益显露出专制倾向的天皇制。
坂本还指出，要避免引起颠覆政府的政治革命，保持一个社会的平稳安定，就应当抛弃过去用强力维持政治、但结果反而容易造成动乱的落后方式，而是让普通人民也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今世之中，虽多有因政治上之不便而抱不平者，但尚未从事政府之革命。不然，若于无推辞者之邦国，不外乎唯事情之得而使其然。盖可至用十分之力足以为之，然而如此之为，成为多酿生扰乱邦国者，为不甚好之事。故欲以平稳维持社会，宜平均政权，将之普遍分赋于社会。”他提出了自己认为政治改革应该达到的最佳政治体制，应当是君民共治与共和政治：“而又作为今日之政论，以君民共治、共和政治二类为最良之政体。由今上溯数千年，若世界人民尽皆达于实行道德格法之时，被称赞为今日优良政体之公议政体，遂至于历史之外更无所见。今预想未来之状况，实极为至幸不病是也。人民无一点忧苦，无欺伪也无盗贼，又无杀人。人人皆尽自己本分，丝毫不侵犯他人自由。斯宾塞所谓人类大同，至此时始完全实行”。
但在当时的日本，近代化的政治体制构想并非占据统治地位。明治2年1月22日，在政府集团中有重要地位的岩仓具视提出应当尽快建立适合于日本的政体的主张：“万世一系之天子在上，皇别、神别、藩别之诸臣在下，君臣之通、上下之分既定，万古不易，乃我建国之体也。政体也亦宜根据此国体，不可不建之……抑政体根据建国之体而建之，君臣之通、上下之分明确，应以巩固富强之基本、兴隆国家之运势为目的。作为臣子之分虽惮言之，但不待明天子、贤宰相出，也自不可不确立足以保持国家之制度也。否则若不出现明天子、贤宰相，千仞之堤防也有因蚁穴而崩坏之患，实不可惧耶?不可慎耶?”这一主张虽然强调了建立政治制度、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的重要性，但他提出的政治构想却强调皇权至上的“建国之体”，与前述的近代化政治构想格格不入。
另一位统治阶层中坚大久保利通主张既不能延续专制体制，也不能摹仿欧美实行民主体制：“维新以来，总览宇内，洽通四海，我国欲卓越于万邦，然而其政依然沿袭旧套，存在君主擅制之体，此体今日宜可适用之。而土地占万国通航之要冲，风俗存进取竟奔之气态，人情已慕欧美之遗风，时势处于半开化之地位。以将来不可固守之。若然，则可将政体归于民主耶?日不可……人民久惯于封建压制，长以偏僻之陋习成性几乎千年。岂为风俗人情适应之国耶?民主固不可适用，君主亦不可固守。随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立我政体，宜以定律国法，以之定目的也。”大久保利通提出应向英国学习，避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举动，而应根据日本自身的国情，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使日本逐渐迈向近代化社会。
受官方重臣的保守政治主张影响，思想界的保守派也提出了否定近代化政治、回到传统政治体制的构想。1872年长谷川昭道发表《户隐舍遗稿》，其中明确表示出应当否定英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态度。一方面，他也承认英美的近代化政治意志有其优越性：“如英吉利，其国体为合众王国，其天下非国王之天下，乃天下人民之天下。其人民非国王之人民，乃自主之人民。是故以上下同治为其政体，素来可云与其国体相当之政体。是一时之善治导致隆盛之原因也”；“如美利坚，其国体为合众国，天下素来为天下之天下，人民也亦为自主自立之人民。是真无君臣之国，共和政治则与其国体适当之政体，是导致一时之良治之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英国的状况“然而决不可期待其国脉之无穷。因为大大违反三才之大经，有悸人伦之大道也”。美国虽然表面强大，“其国亦决不可期待长治久安。是以其违反三才之大经，有悖人伦之大道也。夫无君臣之国乃禽兽也”。即两国皆违背了儒家传统道德中的“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的“大道理”。所以长谷川反对模仿英美近代政治制度：“假若作为皇国，因据汉土以西之国体，模仿其政体，以制为政规典则，当创造设立国律国宪时，则大乱皇道，败国体，害大义，伤民心。最终酿成不测之大患，大祸于万世不易之皇统，以至大大污辱世界无比之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是理想的?他针对加藤弘之的“立宪政体略”和《真政大意》，提出了他的皇权思想：“皇国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乃皇家之私有，决非天下亿兆之天下。人民作为祖宗之人民，乃皇家之仆妾，决非自主自立之人民也。政府乃治理祖宗之天下即皇家之天下之亿兆之官府，决非代天下亿兆治理天下之政府也。故作为臣民，丝毫不可有胡乱参预国事之权利。是其条理明明昭昭也。”
其实这种皇权思想并非明治前期出现，早在幕府时代末期的水户学中已经提出。如水户学代表藤田幽谷曾强调：“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日天皇。八州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岂不伟哉!”把天皇抬高到神的地位。他的儿子藤田东湖更进一步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华明彩，照彻六合。盛德大业，至矣尽矣…… 恭惟天祖上同体于天日，下留灵于宝镜。然则赫赫太阳，巍巍势庙，实天祖精灵之所在。历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义兼存焉……圣子神孙克绍其明德，公卿士庶皆体其鸿恩。维孝维敬以推广威灵，则岂啻大八洲之民浴无疆之化而已。绝海远洋之外，蛮夷戎狄之乡，亦将无不慕我德辉，仰我余光者。岂不盛哉?”这些皇权思想虽然在幕末被作为推翻幕府统治的思想武器，但却成为近代皇权主义思想的滥觞，也成为建立“皇国”体制的理论依据。
这种继承幕末后期水户学的皇权观念，反对建立近代化政治体制的思想，在天皇侍讲元田永孚那里也表现得相当充分。元田明确表示反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他一方面感慨维新以来，新政新令陆续出台，兴造起“古来未曾有之鸿业”，另一方面同时又表示：“然而当时执事者，锐意急进，本源未深，末流是从，专以洋制模仿之。彼之西洋家者流，希望专行己所心醉，巷论杂出。遂有人民参政之论，甚至有让陛下空守虚位之论，又甚至有共和政治之建议。将之放于十年之前，出其论之人头首将飞矣。”表明坚决拥护君主制，反对允许人民参与政治的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
与此类似的是坚决拥护君主制的思想。1889年吉冈德明在《开化本论》中也再次提出：“然世上洋学者辈固不知皇国立君之体制与异域不同之由缘，漫仿彼英风之立宪政体，欲主张民权，抑制君权，实乃诬天之罪人。夫皇国之人民辅佐宇宙之真君，应奉其统御万国，保持一种贵重之权力。宜向外邦大张此权力，为何与西洋之政治同杀君权助民权可耶?”表明反对仿效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实行政治改革和维护传统皇权、压制正在兴起的民权运动的强硬态度。
日本近代早期有关政治改革的论争对其政治体制的构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究竟哪一种国家体制更适合当时的日本社会?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纷纷对各类政治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多元化的国家体制构想。各种政治改革思想的相互交锋达到相对平衡，导致日本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出现一种复杂状态：既有近代化因素，又严重趋于传统保守。如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一方面规定了日本“臣民”拥有的居住、迁徙、言论、集会、结社、财产私有、担任官职等各方面的权利，以及议会通过法律对皇权的制约。这些方面明显体现出近代化因素，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另一方面又强调皇权至上，赋予天皇若干政治、军事大权。这些内容又表现出严重的传统落后因素。随着以后历史演变，近代化政治改革思想在社会上被逐渐排斥成为所谓“非主流意识”，日本近代化进程最终被扭曲。
责任编辑：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