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文学需要思想。思想与思想性是不同的概念。文学有思想性不能叫做有思想。文学作品的思想不是外在的。文学作品的不是别人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是包裹在形式中的。文学的思想，应是对人性的不断的新的发现。
关键词：思想；思想性；人性新发现
文学的思想问题，成为当下文学界不断讨论的热点。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却是“当下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议题，那就是：需要对人性的新的发现和体验。这是我们的基本观点，为把这个观点说清楚，涉及到几个小的观点。
一
第一个小观点，思想性与思想是两个概念。文学的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作家的作品流露出来的独特价值倾向。文学的思想如果是外在的，它可以叫做有思想性，但是不能叫有思想。
近年来，有人开始强调文学要有思想，但他们实际上强调的是文学要有思想性。他们在论证中举例说，1949～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1949～1976年的二十七年文学有思想，并且思想大于艺术。但恰恰是他们引证的这些例子，很清楚地反证了这些作品并不是有思想，而是有思想性，并且思想性大于艺术性。这是因为，思想性并不等于有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十七年文学、二十七年文学都有强烈的思想性，但这个思想，第一，是外在的，第二是，是别人的思想，第三，并且是一个人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并没有思想。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作家是没有思想的，作品的思想都是作家演绎的毛泽东思想。因为如果你不演绎毛泽东思想，作品就会受到批判。
举个非常小的例子，如1951年对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进行的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因为作家在小说中提倡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故事发生在一个进城的干部与他的工人妻子之间，丈夫想下班去轻松，妻子不愿意去，想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夫妻之间发生了一点小摩擦，第一人称的“我”很不理解，也很苦闷，觉得这不是他理想的生活，一定是“我们夫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奇怪的是，这篇小说很快受到了《人民日报》、《文艺报》的大规模批判，这个批判匡正了当时的文艺创作。这个批判的意图，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都要统一，如果都统一到这样一种思想：知识分子要以工人的思想情感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工人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就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就要受到批判。这个思想是作者的吗?不是的，这个匡正，成为后来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家庭生活思想情趣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规定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以后，作家创作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这些作品有思想性，但没有思想。所以，你可以说十七年文学、二十七年文学有思想性，但不能说是有思想。思想性和思想是两个概念。
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赞成使用思想性这个概念。更因为，你提倡思想性以后，第一，并不是你的思想，如果是你的思想，绝不可能与人同一。第二，就是近年来不少作家所讲的有些弊病会出现。比如说，思想大于艺术；比如说，意识形态干预。这是作家们所反感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重视思想，恰恰相反，我们不强调思想性，而是强调思想。因为思想是作品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倾向。之所以是独特的，就是如果你有思想，那么肯定是你的想法，绝不是人家的想法。我们说某人有思想，是说他对这个事情有看法，并且这个看法是他的，而不会是别人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观点，就是说这个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自己作品流露出来的独特的价值倾向。
二
第二个小观点，这个思想不是异己的，而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是通过独特的形象体系与艺术方式体现出来的。做思想研究工作的学者，可能提出了一些思想，或你可能赞同其一些思想，或是在人家的启发下，你可能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别人给你的。别人给你的时候，是形而上学形态的，你需要你的艺术体系去体验化，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想法内化，那就叫做是异己的，思想应是作品体现出来的自己的人生独特体验。
为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文革”以后，李泽厚经常讲，说我们背后有一大笔财富，就是“文革”，说现在的作家有一个富矿，你要是把“文革”写好了你就是大作家，你要是写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你就是大作家。这是一个思想，但这是李泽厚的思想。我们观察，有几个作家很认真地去做这个事情，其中有个做得最认真的就是王蒙。王蒙写了“三部曲”，但是失败的。因为这个思想是别人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别人给他一个，他把这个思想拿去内化的时候，没有体验出李泽厚自己体验到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在王蒙身上应该有新发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你怎么能产生新的发现?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今天来讲，主题可能没有人能接受了，已经被历史淘汰了，这是一面。但另一面，这部小说，阿?托尔斯泰是有体验的。这是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你可以说这个主题过时了，是苏联思想的体现，写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的炼狱与改造。他跟李泽厚和王蒙一样，思想都是别人给他的。但阿?托尔斯阿泰把它阿?托尔斯泰化了，就是写知识分子怎么样改造自己的痛苦体验，写得非常个性化、体验化，打个不太类似的比方，如贺敬之把革命激情体验得太个性化了，这种个性化，至今让人感动，如《雷锋之歌》。就这个意义上看，阿?托尔斯泰同我们的作家写的那些作品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小观点，这个思想不是别人的。王蒙也好，艾青也好，当右派以后在新疆，当时都有王震的保护，所以没有那些个人在基层孤立的独立的痛苦承担，所以没有那种体验，没有老鬼那样的体验，所以没有更个人化，我们把它叫做内化与体验化。
三
第三个小观点，这个思想不是异体的。这与异己不同，异己是指他人与自我之间的比较概念。异体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相比较的概念。思想不是异体的，指这思想，不是异于艺术作品外而是包裹在艺术中的，它本身就是以艺术形态体现出来的，当然，也有以还不成熟的艺术形态体现出来的，比如以素材、情节梗概、语言塑形等等体现出来。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光秃秃的思想，不是异于艺术作品外的。就是说，它不是根据某种需要，加上思想。“文革”提倡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我们这里说的思想，就是要与它划清界限。它绝对不是异体的，它包裹着情感，包裹着你对生活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都是感性的。它是以一种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以一种情感形态体现出来的。以一种色彩，或者是一种线条，一组镜头，等等。你一定是在感性地领悟、体验，思想包括在你的思维中，所以说 它不是异体的。
现在我们讲思想。2009年“珠海会议”上，许多青年作家反对李敬泽提倡文学要有思想性的观点，反对什么呢?反对的恰恰并不是李敬泽主张的，其实我们觉得这些作家误解了李敬泽。他们说，你讲思想性，那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个东西进来，我们就反对加一个东西进来。实际上李敬泽并不是要加一个东西进来，我们认为，他是没有说清楚自己的概念。哪一点没有说清楚?就是这个思想是不是你自己的。实际上李敬泽的思想性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同时还有外加思想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作家没有思想了，我们应该加强思想性，就是这个东西。他是这个意思。
我们觉得李敬泽在这点上，提出了问题，但没能解决。所以作家们普遍反对。作家认为，你这一讲文学要加强思想性，就回到十七年了。这一下，有些评论家反而兴奋，对十七年非常兴奋，他们说，你看十七年的文学多么豪壮，现在1990年代的文学多么糟糕，多么肤浅。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千万要警惕这一点。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是不清晰的。换言之，我们不要提思想性这个概念，是要提思想这个概念，十七年和二十七年是没有思想的，只有思想性。你把思想性和思想区别开了，问题就解决了。
所有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都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农民要改变自己的私有观念，拥有无产阶级胸怀，像梁生宝、箫长春一样，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地富反坏右”都是坏的。富裕中农里面可能有变好的，要团结，完了。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包括青年该怎样对待恋爱，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是有思想吗?这是有思想性。
我们最近在几个会上都听到这个说法。不少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的会议，都呼唤回到十七年。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他们，他们对1990年代的文学极度不满。的确是这样，1990年代的文学没有思想，娱乐至上，杯水主义，杯水风波。但是我们不是要回到有思想性的作品，而是要回到有思想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清楚这个思想。
四
第四个小观点，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文学的思想?在我们看来，这个思想就是你对人性的独到发现。只有你对人性有独到发现，才会是有思想的，也才会是有价值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你没有新的发现，你就没有思想，那仅是在体验或是模仿人家的想法。如果你能具有独到的人性体验，我们觉得你就具有了大作家的质素。因为大作家，都有独到的人生哲学。比如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有新的震撼，且不会重复。我们读但丁，读歌德，也是如此。你读柳青、赵树理、浩然、克非，第一，他的思想是别人给的，第二，是重复的。所以说，你的思想必须是自己对人性的独特发现。
围绕着这第四个小观点，我们想具体说一下“思想是人性的独到的发现”的意思。
第一，这个“发现”，一定是你自己的独特人生体验。这种作品的人生体验，一是，你要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二是，你要有思想深度。你体验过，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文革”，但残雪的体验是不同的。实际上残雪并不难解，如果经过了“文革”的人都理解。比如偷窥，我们那时都怕别人看你日记，谁都怕，如果你的日记被看了，你就会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防偷窥。我觉得你在偷窥我的思想，在偷窥我说的话。但她就把这个体验个性化了，把它变形了，把它变形为现代艺术形式。现在的学者给残雪的小说加了很多现代派的东西，就是因为不懂得这段历史。其实她就是那么一个敏感的小女孩，家庭出身又不好，又在那么一个恐怖的社会氛围里面，她就只留下这么个印象。这是一个心理形态的印象：偷窥!我们凡人，浑浑噩噩，没有把这个经历艺术化、个性化，只能把它当故事讲了。但是，残雪以一个女人的方式，把这段经历艺术化、个性化了，让人很震撼。
她哥哥邓晓芒就没有把它艺术化，他哥哥很有思想啊，是武汉大学研究康德的专家，是哲学家。但是有思想又怎么样呢。这就是第二个小点。就是说你这个思想必须是情感式的，形式化的。比如说，残雪就把它形式化了、情感化了。可能邓晓芒的思想更锐利，但他不是艺术家，写不出残雪一样的小说。可见，思想必须是体验的艺术形式。作为思想家的体验，你可以写出你的思想史来。但是你作为文学家，你就可以写成残雪式的偷窥意象。
王蒙就没有这个体验。他在大西北，包括艾青。因为王震很爱护这些“右派”，所以王蒙他们不可能有这些个人的基层体验，他就不可能写出偷窥。他的叙述变成一种“杂色”。但王蒙在青春期受压抑时，他就很有体验。
三是，这个发现要是形式感很强的，还要有情感性。如果这个作家有独特看法，同时形式感很强，又把它情感化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作家很了不得。至于说在这个形式化和情感化的过程中，他的品位有多高，这就要看他思想的质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伟大作家，都是处于类似我们现在的时代，也就是历史和道德相冲突的时候，产生的一种道德批判。如果他是思想家，他肯定不是作道德批判，而是要做历史的描述。比如经济学家，你看现在的经济学家，全部在做历史描述。怎么才做得更好，怎么才能把中国的GDP弄上去，怎么才能让大家有钱。但是作家不关心这些，作家只关心，你看百姓生活得好苦啊。他们观察社会的兴奋点不同。所以说，他如果是作家的话，他思想的质量、形态，包括价值趋向，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完全不同。
你自己写自己的体验就是了。做到鲁迅所说的那样，“是黄莺你就黄莺那样叫，是鸱鹗就鸱鹗那样叫”。你力图让自己的思想品质能够提高。你说我们现在的作品有没有思想呢，也有，比如“新左派”的思想，很多作家都有，有深有浅。比如说批判的思想，也有。但是这些东西都非常浅化，没有作为情感化、形式化的思想，把它感受清楚。
在这个地方我们想提一个作家，迟子建。我们发现迟子建的人生体验真是非常深广。她写非常小的事情，比如她写老工人，非常卑微，但弱小中有一些让人震撼的情感的东西。写非常小的事情，杯水风波。但是足以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撼到使你思考为什么这些人有那么深广的伦理思想呢。比如特别强烈的同情心，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那种爱，特别能够忍受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委屈。描写得非常真实，但作家处理起来却非常轻淡。你说她描写的这些在生活中有没有呢，很少有，肯定很少有。但是，是有的。她就把这些吹胀了，夸大了，艺术化了。然后，她写成作品，你发现这个更不得了。她笔下人物的精神伦理都非常丰富，并且特别的平民化，具有很强的平民关怀。作家把自己当成4"平民，用平民来体察平民，用平民体验平民，但她那-个体验的确是贵族的。没有文化，没有选择，没有夸张，是提炼不好的。
最近我们读到的一篇俄国小说，也是这样的。小说写一个老画家，在图书馆和一个图书管理员邂逅了，然后相爱、结婚。这位画家比图书管理员大十多岁。他们的女儿把漂亮的女同学带回家，老画家很喜欢女儿的女同学，让她当模特儿。慢慢地这位老画家和女儿的女同学产生了爱情。而老画家的妻子，也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慢慢也接受了老画家和自己女儿女同学之间的感情。后来，老画家死了，那位模特儿也离开了。画家的妻子就那样默默地生活，生活得很平静。你说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吗，很少有。但是俄罗斯作家就写这些东西，让你感到俄罗斯这个民族就这么伟大，民族灵魂真是宽广。他这就是有思想。但是我们的作家为啥就写不出来呢。我们关注迟子建，迟子建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但是别的作家，杂杂糊糊的，胡乱地写。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深刻的问题。
问题提出来，解决并不容易，这关系到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中国文学界的问题，中国整体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价值观念的成立，往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与思想。就意识形态诸形式而言，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形式，是没有思想禁区的。
关键是，你有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
注释：
①参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20日。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08页。
③李敬泽：《关于文学的思想性》，《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20日。
④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