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标志，在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了较准确较系统的阐发，对于唯物史观的思想来源进行了独立的探讨，进而以这一新的历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现实与前途，提出了新的未来社会构想。
关键词：李大钊 唯物史观 阐释 应用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信奉、宣传进化论。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一次大的启发，使他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人类的新希望。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和经济系教授期间，他更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他终于在1919年夏秋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民彝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宣传唯物史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用唯物史观，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一、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
李大钊之所以能在中国首先接受唯物史观，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传到东方等时代条件之外，还在于他本人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已形成了民彝史观。
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通过吸取、改铸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而形成的。因此，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大钊在写于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彝”之重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育之功”。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以无为而治天下。其二，“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尽管人民大众往往遭受统治者的迷惑和压迫，但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却不可磨灭，“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这两个方面表明，是“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他所理解的革命，首先是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与革新。这种对革命的理解，是与他对“民彝”的重视相一致的，都是立足于“人心”之上的。
正是基于民彝史观的思想，使得李大钊能很快转变为唯物史观，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李大钊首先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这些历史观可以概括为四种：“曰，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他指出：凡是认为动因在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有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以动因在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带有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前者可称为旧史观，后者可称为新史观。[1]李大钊对神权历史观、“天命”历史观、英雄历史观，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还批判了把宗教、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看成是历史发展动因的观点。李大钊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有以下涵义：
第一，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动因。他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因，不求于“心的实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新的变动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2]这里所谓“物”主要是指经济生活、经济现象。经济以外的其他物质因素如地理、人口等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他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3]
第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有伟大的力量。他说：“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大圣人给自己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4]又说：“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5]
第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说，“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6]他认为基础构造的变化发展决定表层构造的形态：“马氏认为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7]李大钊把社会基本矛盾规律视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这就一下子抓住了唯物史观的精义，他说，“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化，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8]
第四，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李大钊认为历史之所以不断发展，是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李大钊认为，在各类政治变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9]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发展，阶级斗争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10]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办法”，[11]并且“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12]
三、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应用
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运用唯物史观一般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应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并论证了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派、坚持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并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以后，紧接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与其他“主义”展开论战。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了实用主义、伪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还有理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论，正确地阐明了自由和秩序的辩证关系。同时知名共产主义社会是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
再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批判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和孔子学说；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动来解释中国近代的思想变动。李大钊根据思想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基础的反应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二千余年的原故，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由他的基础。”[13]社会经济发生变动，思想观念也必然要发生变动。因而孔子学说“就根本动摇”。李大钊又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4]中国之所以产生与孔派“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说相对抗的“劳工神圣”的新道德、新观念，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的经济、无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觉悟的提高。[15]
最后，用唯物史观去研究人生，提出革命的人生观。李大钊认为人生观和历史观是紧密联系着的，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对人们的“人生态度”的影响极大；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给人们以正确的人生观。他说：“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以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16]要正确认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适从”、“归依”，则必须明察历史的真相和发展规律。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中揭示了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科学的阐明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给人生观以重大影响。
李大钊从民彝史观很自然的转变到唯物史观，比较系统的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唯物史观在中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的朝气。
参考文献：
[1] 《史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8―289页。
[2] [3][4][5][9][10][11][12][13][14][15][16]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第335页、第340页、第330页、第187页、第224页、第177页、第397―398页、第297页、第302页、第301页、第287页。
[6][7][8]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第357一358页、第748页。
作者简介：沈霞（1985.3--）女，江西九江人，系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