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身影浮出水面，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现实的号角催人奋进。 在贵州这片富饶而贫困的土地上，一批有责任、有思想、有激情的贵州人一直致力于贵州发展问题的苦苦思索。
求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2月25日，当代贵州杂志社、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与贵州财经学院联合召开了新“贵州现象”与贵州更好更快发展问题研讨会，会期一天。
会议邀请了1995年“贵州现象及贵州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参与人士，以及今天社科界、企业界、政府工作部门、新闻传播等领域代表人士，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角，分析新“贵州现象”的主要内涵和特征，探讨贵州更好更快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若干经济和非经济问题。
现摘编研讨会部分观点发表，以发言先后为序。
新“贵州现象”是欠发达地区奋起赶超的象征章迪诚(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7年前的“贵州现象”，是贫困、落后、边缘化的象征。今天的“贵州现象”，是欠发达地区后进发力、奋起赶超的象征，是贵州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系列正面影响的组合。
如经济领域的“茅台酒”现象，文化领域的“多彩贵州”现象，自然生态领域的“爽爽贵阳”现象等。新“贵州现象”，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实施品牌战略、要打“组合拳”。
今天，贵州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2号文件精神，促进贵州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我只强调几个观点。
迅速做大做强做精“贵安新区”。现代经济说到底是城市经济。做大做强“贵安新区”要精心规划好城市格局，广泛借鉴现有大城市的优势，做或在全国独具一格的精品城市。
咬定工业不放松。贵州是多种关联性资源同时富集的组合优势，综合资源优势在全国资源分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要注意产业转移的实现不仅受到经济成本的约束，还受到地区产业配套能力、专业化协作能力的约束。走园区联动、交流合作、错位竞争的路子。
“多彩贵州”文化发展战略要趁势而上。贵州已经有了奢香、侗族大歌等民族文化资源、红军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现在又发掘出亚鲁王苗族文化资源，要从影视、图书、动漫、旅游等不同产业，全方位规划设计系列文化产品，系列开发，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组合产品。
关于新“贵州现象”的基本内涵
向阳生(省委办公厅原主任、研究员)
我认为，新“贵州现象”与过去所说的“贵州现象”有较大区别，新“贵州现象”应当是新时期“贵州现象”的新态势，其基本内涵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长期贫穷困窘的贵州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迎来了真正的重大发展机遇。事实上，贵州目明初建省以来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近600年间没有过真正的大的发展机遇，边缘化的特征较为明显。例如黔中水利枢纽工程是贵州首个大型调水工程，意义重大，省里从1959年就提出来，酝酿了50年，到2009年12月才动工。还有贵州优势资源未能综合高效开发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典型，都是“贵州现象”的具体表象。现在主客观条件大体成熟了，尤其是国务院2号文件颁布施行了，贵州发展的机遇来到了。第二个方面是贵州进入了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省第十次党代会把我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实现总体小康，2009年已经达到；现在正迈步要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目前正处在关键时期，必须干字当头，着力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第三是我省必须全方位抢抓机遇，尽快改变“干人”地位。胡耀邦同志1984年来我省深入基层考察，提出贵州要努力改变“干人”地位，我觉得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你们提新“贵州现象”，我很欣赏，但“贵州现象”是学者话语，而他那个提法更接近老百姓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尽快改变长期以来的“干人”地位，这也应该是新“贵州现象”的重要内涵。
贵州发展需要理论支撑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博导)
讨论“贵州现象”就目前来讲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需要多学科和多标准。现在一般谈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两种标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这是因为“贵州现象”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的现象，有着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贵州现象”要注意把握和分析它的完整性，不能只谈其“贫困”，不谈它的“富饶”，或只看当下，不看历史和未来，以及只看一个省和地方的局部，不看全国乃至世界的整体。
第二，研讨“贵州现象”需要同时关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一定要使这两个维度协调并进。实践维度处理务实的、操作的或现实民生和经世致用的问题，是动员大众参与对贵州现状的改造和提升。与此同时，为何与如何实施这种改造和提升，本身就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贵州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论不足，也就是在观念和认识上没有总结出与历史基础和现实需求相适应的理论、方法。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跟跑”，我们的发展观和社会观是跟跑型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也是跟跑型的，缺乏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这样，发展理论滞后，实践就一直滞后。这是值得反思的。
历史证明，离开正确的理论支撑，把发展的方向弄错了，实践的进程非但难以长久，甚至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反之，有了正确的理论支撑，社会转型便可顺利完成。这就是今天重谈“贵州现象”的关键所在。
强基固本，突出产业特色于润(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授、博导)
近年来，贵州的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加速经济发展已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发展重点要明确。贵州的现代农业怎样发展，文化产业怎样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文化更好的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加速工业化中需要冷静思考的。现在什么都遍地开花的时候，仍然需要坚持把重点放在贵州最具有潜在优势的、未来具有广阔市场的产业上，比如说以生物资源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产业、适合贵州经济资源的现代农业、浓郁民族风情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这些产业是我们未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能具备鲜明优势的产业!
针对贵州人口众多且占比例很大的少数民族人口密集分布在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的实际，建议在各县镇资源较丰寓的地带建立条件良好的能寄宿的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将偏僻山区的孩子集中到相应的寄宿学校读书，鼓励在当地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企业就业，实现年轻劳动力资源向经济集中区转移，从而在未来10年-15年后，改变这些山区的人口分布结构，从而根本上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尤化了农业资源配置，既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又有利于乡镇工业化。我认为，这种战略比现有的农村移民战略要明智得多。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贵州现象”
戴庆中(贵州财经学院院长助理、教 授)
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之下，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往往被视为“落后的”人类生存方式，因为它们既不能支撑“工业化”进程，也很难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文化土壤。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任何文化都是在适应它独特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应简单地将这种“文化不适”解读为“文化落后”。“先进”与“落后”的排列只能是在同一个指标体系的评估下确定，而文化人类学恰好主张的是“多样性”和“多元化”，强调分类化、相对化的评价体系。像贵州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进行发展方式的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各世居少数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考虑他们的价值认同，考虑他们的传统，尽可能选择他们更易适应的发展方式，比如生态产业、旅游产业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等，都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有效支撑的产业选择，同时也适宜贵州这样一个虽资源丰富但生态睫弱地区的发展。有一种发展经济学叫做“诊断经济学”，说的就是发展方式的选择要与地区本身的情况相适应，才能获得成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发展方式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到一个地区的人类“基本特性与生物极限”，这样才能让当地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发展进程中来。其实，人类发展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维度，我们贵州真的不能简单地去追赶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从“既贫又困”到“贫而不困”徐静(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贵州现象”表述了贵州的贫困，那么今天的新“贵州现象”则表明了贵州正在摆脱“贫困”的喜人态势。“贵州现象”和新“贵州现象”根本的差别不是在“贫”字上，而是在“困”字上。“贵州现象”显现的是既“贫”又“困”的无奈，而新“贵州现象”隐喻的是虽“贫”但不“困”的希望。
过去贵州是“富饶的贫困”，是守着金山没饭吃，资源没有变成资本。为什么资源变不了资本呢?因为发展的路径被“困”住了。“贫”只是现象，“困”才是根源。
今天新的“贵州现象”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走向“贫”而不“困”。从主观原因来看，省委省政府围绕“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这个主要目标，确立了“十二五”期间的主基调和重点战略，从根本上明确了贵州发展的思路。从客观原因来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多年来，显著改变了贵州的交通、水利、生态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的基础初步奠定；尤其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不仅明确了贵州发展的战略定位，而且肯定了省委省政府的发展思路，还昭示着中央更大力度的支持和帮助。
国发2号文件出台，首次把贵州的发展放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定位和谋划，使贵州在战略设计上终于从洼地走向高地，从区域走向全国，站在了新的发展节点和发展高度上，根本性地带来了解决区域弱势地位这一根本困局的机遇，由此也结束了“贵州现象”既贫又困的无奈境遇。
新“贵州现象”的诞生，透射出贵州发展的希望。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贵州依然很落后，前路依然很艰辛，切不可沾沾自喜。一方面，当前的“贵州速度”还没有常态化，如不注意巩固，依然可能只是贵州发展历史中的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就算保持当前的发展速度不变，贵州发展的压力依然很大。
对贵州之“热”的思考
李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
这次回家乡，看到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很感动。这次我参加“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区的与会代表们谈起国发2号文件，都非常羡慕贵州，当前围际经济危机四伏，国内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大，而贵州的发展却方兴未艾。这次会议还安排考察了金阳新区和小河开发区，看到了奇瑞汽车、中煤盘江等企业的厂房拔地而起，感觉到贵州这片热土的朝气蓬勃。
不过，在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贵州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么样的发展速度?可以跑，但不要急。贵州多年处于落后境地，应快马扬鞭自奋蹄，但也要充分认识快速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在战略定位和产业选择方而，要慎重思考和选择，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损失和遗憾，尽量考虑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
今天我们谈到了贵州发展模式的理沦创新，除了技术、制度、管理、观念的创新和文化创新同步启动外，还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引进什么样的人、留住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才在贵州如何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感觉贵州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发展环境相比较而言不如其他地区，如何为民营企业家营造一种更加宽松自由的创业发展空间，特别是吸引外来高层次人才，使他们成为建设贵州更有力量的发展主体，这是我们在发展软环境方面应该更多思考的问题。
用站略眼光审视新“贵州现象”张之君(贵州百强集团董事局主席)
我认为新“贵州现象”就是一种大山精神。贵州是山区，大山精神就是宏远的、厚重的、包容的精神。贵州的发展应该是多元性的，包括资源多元性、文化多元性、生态多元性。贵州是多民族文化地区，前行要做好发展的顶层设计，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大的成果之一在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引导，二是市场调节，三是法制规范。政府的控制力量、指导力量、引导力量这三个方面，怎么达到相对平衡?1992年我提出了应该建立诚信政府、法制政府、高效政府、开明政府，做到了这些方面，就是服务型政府。
贵州需要人才，需要战略家。一是战略企业家，二是战略政治家，三是战略金融家，四是战略资本家。昕谓的战略家，必须是要有战略远见，有战略休养，有战略思维，有战略胆识。这种战略家不说心怀天下，起码要有心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这种胸怀，才能领导我们这个地域。工业化不可逾越，但我们贵州有条件缩短工业化的进程，我们需要用战略的眼光来系统、全面的审视贵州发展，只有解决观念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问题，贵州的未来才是光明的。“贵州新现象”的科学内涵龚晓宽(贵州省情研究会会长、省核心专家、研究员)
胡鞍钢博士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专文指出：“贵州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环境和体制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最突出的欠发达现象”。
“贵州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说明贵州当时的贫困问题相当严重，其特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过低，且长期居全国后列，这是当时贵州最大的省情。“贵州现象”在当时的中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当时的贵州81个县中有65个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0％，这些地区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这些现象不仪是经济问 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什么是“贵州新现象”呢?我认为，“贵州新现象”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全面加速局面初步形成的现象，是中国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奋发图强、努力赶超的现象!
“贵州新现象”是一科综合现象，它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四大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经济上的表现是“速度贵州”，社会上的表现是和谐贵州，文化上的表现是“多彩贵州”，生态上的表现是“绿色贵州”。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四大方面的突出表现，一个举世瞩目的“新贵州现象”已见雏型!
从“贵州现象”到“贵州新现象”的转变，是一个时代性的跨越、历史性的飞跃，当然，这种跨越与飞跃还是初步的，但是，只要全省人民遵循中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继续奋斗，促进“贵州新现象”的常态化、持续化，一个令人骄傲、自豪的新贵州一定会“后来居上”。
在实践中解决发展问题曹安勇(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贵州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两大战略。工业化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是影响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因素。必须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着力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力支撑。必须深入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完善城镇体系，大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继续加强交通水利建设。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必须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实现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重大突破，着力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基础条件。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指标体系和监控措施，把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着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努力走出符合省情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突出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实施石漠化治理。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学前教育，巩固“两基”攻坚成果，加快实施高中阶段突破工程，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调整高校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总之，发展中的问题，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才能解决。
贵州省情与“微创开发”童中心(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贵州的发展不能仅仅从一省考虑，应从西南乃至国家、国际的角度考虑。如果仅从一省孤立地考虑，贵州仅能求助和模仿先进发达省份，跟着别人跑，永远追不上别人，拖全国的后腿。如果从西南后发地区共同发展，甚至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贵州则有借势获得跨越发展的机遇。
就目前情势看，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进，已经凸显贵州与两南诸省的战略地位。美国重返亚洲，中美两个太平洋大国必将在太平洋地区展开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态势。问题的焦点将聚焦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太平洋与印度洋通道，谁控制马六甲，谁就拥有太平洋。改变这种态势的支点即在中国西南。如果贵州与西南几省共同构建一个长江中上游新兴经济区，以此作为与东南亚国际合作的支点，打开陆上向印度洋的通道，即可改变中美太平洋战略关系的态势。
工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一种传统发展方式，中外都有成功经验。但工业发展首先就面对环境保护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特别是贵州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多人类值得着力保护的特征，贵州的植被蓄水，直接汇入长江和珠江水系，环境保护关系到国家水资源保护，也关系到南水北调的国家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因此，在工业强省的发展策略中，必须考虑其特殊性。
我们主张工业强省战略中贯彻“微创开发”的理念。所谓的微创开发，源于医学微创开发技术，用于资源开发，即可在管理、工程、项目实施中处处以微创为前提，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如果能在工业强省建设中探索出一套微创开发的经验，甚至提出微创开发理论，那将是对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
贵州的昨天，今天，明天王金华(商务部《中国药品流通》常务副总编)
今天我们来讲新“贵州现象”，讲贵州新的一轮发展，怎样站在全局、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际的位势上来定位贵州是很重要的。
谈到贵州的昨天，我感觉很无奈。真是“可爱的家乡，诸多的无奈”，贵州的发展非常不容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更是难上加难。我认为，过去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特征是石漠化，它生长不了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很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下，贵州不落后才怪。
谈到今天，国发2号文件来之不易。2号文件不管是从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土地政策、投资政策等都写得非常到位、具体，是贵州4000万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央大力支持的结果。
对于明天，我认为是干部决定贵州的未来。干部素质要对应政策的发展，那些敢于担当，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干部应优先选用。在发展中有线性发展和非线性发展，有线性发展是按照常规认真努力就可以做好的，但非线性发展是在社会发展当中突然形成的某种机会，它因环节、环境、时机、政策诸要素所形成，能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这就要非常优秀的干部素质才能对应这样的事，才能处理好这样的事。这样的干部多，贵州的希望就大，我们的步子就快。如果我们错过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留下“中华扬鞭不奋蹄”的遗憾。
贵州要主动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吴祖平(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概括新“贵州现象”也许早了一点，但是今天的贵州确实出现了开放创新、团结奋进、迎难而上、加速发展的新现象。实现国家对贵州发展的战略定位，关键在于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在于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如果坐而论道、论而不干，不仅传统的“贵州现象”改变不了，新“贵州现象”也难以形成。
贵州如何才能走出一条符台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国家对贵州明确战略定位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省情实际，扬长抑短、奋力开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要主动参与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扬我所长、互动双赢。长时期以来，贵州曾不断探索或北向长江靠拢，或东向“长三角”发展，或南向“珠三角”寻求带动。现在我们迎来一个新的机遇，国家为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西部地区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正大力支持成渝经济区建设，以期打造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第四极”。贵州北连川渝、南接湖广，地处西南陆路交通枢纽，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对成渝经济区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此之际，我们应积极主动地 与成渝经济区加强合作，将贵州“四基地一抠纽”的相对优势主动融入、互动发展、互补双赢，使贵州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第四极”的组成部分，把成渝经济区打造成渝川黔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互动发展朱满德(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必须在丁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产业化促就业、促增收，以产业化促进城乡优势资源的组合和生产要素的交流，以产业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互动发展。
充分利用具有贵州特色的农业资源禀赋，着力开发名贵中药材、特色经果、特色养殖，努力形成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既要坚持特色化、精品化的方向，又要走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路线。以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突破规模小、品种多的局限，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标准化，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围绕特色化、精品化和规模化，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等涉农服务业，突破传统农业部门间分割、服务落后的局限，实现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农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发挥政策优势和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统筹现代农业建设、石漠化治理、农村扶贫开发等项目布局和资金安排，捆绑打包、集中使用、同步推进，形成政策合力，力争实现“农业产业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贫困人口有效脱贫、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新格局。
去“贵州现象”之我见刘苗鑫(贵州广播电视台刘苗鑫工作室主任)
当年“贵州现象呼唤中央政策的重大调整”，在今年1月份终于实现了，但这还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要打破“贵州现象”这块千年坚冰，需要拿出“举国”的能量，也需要举全省之力，这个“力”，是物的蓄势，更是人的精神担当，正源于这几年出现了贵州新气象――贵州能够气势磅礴地振作起宝贵的精气神、大智大勇地告别以往若干困扰困顿、前所未有地更好更快超常发展的气象。贵州被世人惊叹缘于中国革命征途上一个苦难的辉煌，而贵州感动于世人必将缘于对“国字号”贵州现象时代终结――以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实现了最具决定性的转折、党开始走向成熟为发轫，以2020年贵州的同步小康决定中国全面小康建设成功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阶段性实现，发现，这85年历史进程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贵州，贵州对中国的贡献，莫大于此。
贵州的新气象能不能厚积薄发成为新“贵州现象”?纵观近代以来，贵州在诸多历史大事件中都有先锋式表现，但这些都如山洪暴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思想文化积淀并没有在本土大众中留下沃土。
为什么仅会是呈点状的爆发性，而形不成能辐射方圆的持续性?这与贵州历史上的封闭、闭塞的文化孤岛有关。
“多彩贵州”系列文化活动，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文化孤岛上是筑不起精神高地的，唯有万众一心融入贵州大文化氛围中，找到文化自信的感觉，才可能在丰富矿藏的贵州文化山上，以民众的文化自觉去构筑起精神高地。
没有工业化和城镇化，“贵州现象”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所以同样，贵州正在实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正是贵州对孤岛文化省情的一种极富胆识的逆向思维和行动，必将是经济发展上叠创贵州速度、文化上得以互相提携、精神上貌随心合的贵州新景观。
贵州从“配角”开发到“主角”发展
张幼琪(贵州金黔在线总编辑)
贵州建省是国家意志和军事需要，稳定是贵州“使命”，而非社会经济文化的聚集发展水到渠成，即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无统一的文化形态。通道的天然使命使贵州的开发始终围绕着“保通畅”的目的展开的。到了近现代，贵州作为西南军事经济通道作用日益显现，带动了国家对贵州公路、铁路的建设。抗战时期的战时地位、
“三线建设”的承担的国防科技任务等，但无论是国家军事需要，还是经济需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结束之前，贵州的发展都烙下了鲜明的“配角”烙印，使得并不是边疆的贵州总在历代的全国政治版图中徘徊于政治边缘和经济边缘。
加上贵州喀斯特地理环境的制约，这里重山叠嶂，形成立体气候，动物植物十分繁盛，却不适宜发展需沃野千里的农业。这里亦不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是在喀斯特天然屏障中构成了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而贵州富饶资源开发带动利用弱，身不由己的诸多因素，也加深了“配角”烙印。
国发2号文件使贵州走出“配角宿命”。历史证明：“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人类历史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斯塔夫里阿诺斯)。国发2号文件将“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上升为国家战略，凸显了贵州在全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获得了强大支点，将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将促进历史上不太成功的贵州突飞猛进，其发展将跃上一个风光无限的高度。
建设一个有情商的社会靖晓莉(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在谈到“贵州现象”、新“贵州现象”和贵州如何更好更快发展的时候，不要：言记这样一些学者，首先是一位关心贵州命运的外地学者胡鞍钢博士。他提出的“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在当时石破天凉；也不能忘记贵州本土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既包括代表党委政府积极研究制定政策、研究制度、提供咨询参考的负有重大责任的理论工作者，也包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贵州的特殊历史使得其长期以来处于“被动发展”的境地，理论界常常是解释中央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使贵州人开始主动地思考贵州怎么办，发展或为贵州社会的内在需要和动力。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个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些人冷静地、理性地、富有激情地去思考，去超前地探讨一些问题。一个时代一群人的思想成果，通过被认同、被采纳、被传递，可以转化或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个社会永远都不能缺乏对本土的深切关怀、对本土发展的责任，也永远不能缺乏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将养成一个社会的“情商”，使这个社会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和恒久的进取心，形成支撑发展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方式形成党、政、研、学、产之间思想交流激荡的通道，各界能以一种理性、平和、坦诚、有历史责任感的姿态来沟通、分享彼此的智慧，形成发展的共识。如果拥有共同的发展意志和共同的发展目标，那么这个社会不仅拥有“智商”，还拥有“情商”，发展环境更为健康。
贵州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常明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贵州却处于工业化前期，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选择后发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而要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贵州工业发展?后，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总量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产业层次低，产业竞争力低下，结构性矛盾突出，长期以来贵州在产业发展定位上均为国家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在国内分工体系中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不得不靠外延式的简单再生产来扩大生产规模，能源、原材料比重大、产业链短；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装备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弱；工业经济外向度低，市场化、国际化步伐缓慢，难以通过出口创汇和利用外资提高工业业化水平；工业的发展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拉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说明贵州工业滞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贵州的工业发展还具有较大的潜力。省委、省政府确定“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明确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正是从贵州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探索出来的一条适合贵州经济发展的新道路。(责任编辑/付松 吴文仙
张天明 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