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当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各种社会力量对农户的交往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五个层面，探讨农户交往社会化的现实表现与基本特性，可以发现，当下农户的交往方式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张力与互动之中，其社会化水平断提升。这一状况对农户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重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构成了潜在的牵引作用。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交往社会化；交往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98-05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路径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突出特性在于社会性，即只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个体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换言之，社会个体在生产生活中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团体、组织、机构等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进行某种社会交往活动。从功能上看，社会交往对于人们而言既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价值，更具有不可或缺的表达性意义。当然，在不同国家乃至某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中，社会交往的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等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某一群体或者区域性社会的社会交往方式展开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对于理解该群体以及社会的结构、特征和走向等更宏大的论题就具有较大的基础性价值。这是因为社会交往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性要素，社会结构形成与社会交往规范具有密切关系，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正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社会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
不过，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社会交往的主体主要还不是农民个体，而是与家庭高度重合的农户。正如徐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农户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单位，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因此，农户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也是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此，笔者对农村社会交往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以农户为载体的交往活动的现状、特征及变革。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其突出特性在于交往方式的社会化程度处于日益显著的增长之中，即各种社会力量(宽泛意义上的)对农户的交往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
因此，在研究策略上，笔者不是将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局限在技术革新的层面，而试图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政治社会意涵，即将农户的交往方式及其社会化过程置于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中开展综合性、关联性研究，着眼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从而发掘农户的交往社会化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作用下的特性、动因、机制、困境和后果。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与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交往的形式和手段，交往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并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交往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以其中的社会个体、群体和团体等为承载主体。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交往方式具有历史性和变革性，它会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继替性的变革。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20世纪以来农户交往方式的变革与宏观层面的政治社会变迁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即处于革命、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规制之下。传统小农，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简单均等，其交往范围非常有限，手段极为单一，观念较为落后，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农民及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20世纪初，在旷日持久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具有明显政治封闭性和社会保守性的农民被卷入此消彼长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农户之间以及他们与外部社会的隔离性逐渐消解，其交往空间和范围日益扩展，农民的交往空间很难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村庄。虽然从文化稳定性角度来看，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村庄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交往空间，但是各种党政组织和群团组织所建构的新型活动空间也开始进入农民的交往范围，而阶级规则成为人情规则之外的另一项交往规则，在仪式甚至实质意义上对农民的行为逻辑构成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曾经一度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在“工业立国”的国家建设中再次启动，并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走向腾飞，市场化及与之相伴的信息化开始对农民的交往方式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小农开始更多地与社会(而非自然)发生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日新月异的新型信息技术和交往手段在知识经济时代也被农民广泛应用。
上述这种自上而下抑或趋势性的研究路径可以较好地探察到农户交往方式所受到的外部影响，然而却很难发现其现实变化的发生机制和内在动因，由此也就更难发掘农户交往方式变革的实际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社会化小农”分析视角，通过这一视角展示农户交往社会化的发生机制和内在动因。“社会化小农”分析视角的理论关照和现实关怀在于社会的内在需要是如何促发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进而引发国家政策调整和政府行为调适的。对于农户交往社会化而言，其发生机制可展现为：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_÷交换结构的变化一社会关系结构(模式、类型)的变化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其动因则在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化。
本文以中部传统农业主产区的豫东任村为分析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观察法，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五个层面，将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置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中，探讨农户交往社会化的现实表现与基本特性。
二、农户交往社会化：表现与特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中，地域或者区域不仅具有单一的地理涵义，往往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意涵。因此，地域的独特性、差异性与非均衡性又延伸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及发展的独特性、差异性与非均衡性。就本文个案村庄所在的中部地区而言，这种区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特性也极为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就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分标尺和国家治理的次级单元。相对于东部和西部，中部既不富庶亦不落后，产业结构上属于传统农业主产区，农业是主导产业，粮食作物又是主导种植业，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可以说，在近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部的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处于中游，革命年代属于新解放区，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改革年代起步稍晚，处于开放与保守之间。作为本文考察对象的任村，地处豫东平原、黄泛区腹地，属于非常典型的内陆型村庄，资源条件有限，人均耕地面积1.6亩，没 有河流、水库和池塘，没有任何矿产资源；交通不够便利，离所在镇、县分别6公里和17公里，既没有国道也没有省道途经任村。在这些背景下，任村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们将之概括为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互动之中。
1 农户交往社会化中的传统性留存
从关联上看，某一区域农民社会交往方式的状态和特性往往与该区域的居住格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密切相连。
在居住格局上，任村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在1986年对农户宅基地选址和面积进行统一规划后，整个村庄形成主干道和分支干道整齐划一、纵横交错的居住格局，极类似于城市新型住宅社区。农户的基本建筑风格为堂屋、卧室和院舍。这种居住格局在客观上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由于人际关系的地理距离较近，作为农户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的串门聊天具有较强的随意性，街道和场院成为交往的主要场所，而在农闲时较为普及的打麻将和打牌则根本不需要借助于电话等媒介进行事先约定，村里的小卖部等处成为牌友的聚集地。
在经济结构上，任村属于典型的农业型，第二、三产业落后，村内的5家棉花、粮食作坊和5家小卖部经营规模都很小，并主要以本村为服务对象。农业也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在农业收入中的比重较小。而且，由于村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棉花特色产区，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寻求新的就业渠道的主动性不强，因而他们外出就业的起始时间也较晚。总体上看，农户之间在生产条件和经济结构上的同质性较高，经济生活中的互补性不强、分工程度不高。这种简单、相似的经济条件自然难以促使农民之间建立起有机的社会联系纽带，生成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交往方式。同时，村庄集体经济落后，无力为村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任村几乎没有文化娱乐设施，村民们反应需求强烈的文化活动室、体育器材和活动场地、老年活动中心等都处于空缺状态。这些基本的社会交往的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的欠缺极大地制约了农民交往范围的拓展和交往方式的转型。
在社会结构上，姓氏结构、家庭结构、亲缘结构及社会行为方式等对农民交往方式固守于传统起到了惯性的拉力作用。村庄有两大姓氏，一是任姓，占总人口的1／2强，二是郝姓，占总人口的近1／2，其他几个小姓氏占不到总人口的5％。村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任姓手里，“两委”主要职务均为任姓担任。任村的家庭规模一般较大，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占相当比例，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情况也不罕见。主干或联合家庭的第一代往往在家庭中保持着相当的权威，即使不再是户口簿上的“户主”，他们也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家庭生产、生活的运转。在亲缘关系上，族亲和姻亲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生产互助中帮工的主要对象是家族和亲戚，办理红白喜事中的帮助来源也主要是家族和亲戚。
在上述地域性特征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显现出非常明显的传统性。在交往空间上，农户在不同层级的区域内的交往频次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村庄内外的熟识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在任村进行抽样调查的15户中，近2／3的农户每年去镇上的次数在30次以上；去县里的次数则大为减少，一半左右的农户每年只去过不到5次，30次以上的只有2户；而去市里的农户更是寥寥无几，八成农户从来没去过或者一年去过不到3次。在农户之间的熟识程度上，本组农户之间全都相识，一半的农户认识本村的人，而一半的农户则根本不认识。在交往手段上，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依然较多倚重传统媒介。农户间生产互助中普遍存在的帮工现象一般以请客吃饭或者赠送礼物作为回报，货币基本上没有介入其中；在办理红白喜事时亲自上门仍然是通知亲友的主要方式，尤其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丧事出于传统礼仪的考虑更多采用上门方式而不是更为便捷的电话通知。在交往规则上，作为社会交往的两种主要规则，亲情规则和公平规则在农村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以家庭和亲戚为纽带的亲情规则占据着主导作用，公平规则远没有进入农民的交往实践之中，以至于在最适用于公平规则的村庄公共事务中，关系取向非常盛行，往往最贫困的农户不一定都能获得政府部门下发的救济物资，而与村干部有血缘关系或私人关系较好的更易获得政策优惠或特殊照顾。在交往观念上，农户的交往主动性不强，交往的理性化程度不高。囿于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具有一定经济功能的、建立在平等相处与利益共享之上的朋友关系并不是农民在社会关系上的追求目标，农民的交往理念也因其贫富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收入处于中低水平的农户往往缺乏扩展村庄之外的社会关系的动力和观念。
2 农户交往社会化中的现代性增长
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的基本问题指向在于，与传统小农相比，现代社会中的小农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冲击下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有，发生了哪些突出的变化?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显现出哪些新型特质?对于处于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而言，现代性要素对小农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的作用范围以及大小成为评判其社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交往社会化所要考察的是农户的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是否实现了实质性的革新，其间的现代性要素是否有效地渗透到农户的交往行为之中。
农户交往方式的变革是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为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在生产方式上，有两个因素对农户交往方式构成较大影响。一是农业生产中较高的机械化水平。任村农用机械的普及率较高，绝大多数农户至少拥有一台农用机械，手工耕种与收割渐渐退出生产领域，耕牛饲养率和畜力使用率都相当低，大型农用机械开始进入生产领域。据调查，任村有3台2万元以上的大型收割机。较高的机械化水平使得农民的生产分工与合作成为必要，这对农户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会产生明显影响。二是便利的集市圈和经常的集市交易。任村外围共有三个集市，村民每天都可以进行集市交易，而且所在镇的集市已经演变为较为固定、经常的交易场所。这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活动为农民交往方式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的空间载体。在生活方式上，农民的衣食住行用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的许多生活方式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首先，由于此地农民没有种蔬菜的习惯，家庭养殖也很稀少，农户在蔬菜和肉类消费上主要依赖市场供给，饮食消费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其次，作为信息获取渠道，广播、收音机退居其次，电视的普及率很高，电脑也开始进入村庄。除极少数农户外，多数农户都拥有一台黑白或彩色电视机，拥有电脑的农户已达到十多户。再次，作为信息交流媒介和社会交往手段，电话和手机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快速增长。至少2／3的农户拥有一部固定电话或手机，不少农户拥有或者更换过多部手机，电话和手机成为农户与外出家人、亲戚和朋友的主要交流手段，短信沟通 受到中青年农民的青睐。最后，村庄的婚姻圈半径明显扩展，联姻的外部化现象逐渐普遍。在年轻一代中，通过外出务工寻求配偶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外地媳妇”以及出嫁到外地的姑娘日益增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化的推动下，农户交往方式的社会化水平也不断提升。
在交往手段上，农户在继续沿用已有的交往手段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工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乃至电脑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当下农户使用越来越频繁的沟通媒介，交往手段的多样化态势显现。另外，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交往手段的利益导向和理性化趋向日渐明显。在所调查的15户代表性农户中，有3户平时的主要电话对象为客户或交易人，他们在经营饲料厂、面粉厂或者从事兽医工作时需要经常性地与业务对象进行即时的联系。
在交往空间上，当下农民越来越深地受到许多现实发展因素的影响。其一，较高的机械化水平与拥有机械的非均衡性以及大型机械的规模效益必然导致农户之间的专业分工与生产协作，这将促进农户间的交往广度、频度与深度，甚至使农户的交往范围延伸到村庄之外。其二，集市交易的必要性与频繁性以及生活消费的高度市场依赖性使得农户被紧紧地编织在多个层级的集市圈中，这种经济关系被推及到社会关系中，拓展了农民的交往空间。其三，对于农民而言，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最直接、现实的影响在于就业圈的伸展和经济收入的增加，最深层的影响则在于借助现代强大的网状传媒，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为重要中介，新的城市性的交往观念、规则和实践形式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这种渗透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户社会交往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与城市社会无法回避地联结在一起。
在交往规则上，亲情规则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主要的，但是公平规则渐渐进入农民的交往意识中，并在某些交往实践中得到运用。在社会关系研究中，社会关系可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是特殊主义，二是普遍主义。前者属于工具性关系，后者属于表达性关系，而且两者的联结媒介存在差异，前者以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关系”为媒介，后者以货币等客观尺度为媒介。在中部地区的农村，传统的以家庭(族)、亲戚、邻居为承载主体的特殊主义关系型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以货币这一非自然性纽带为度量指标，农户的交往规则也越来越外在化、客观化。具有现代性意涵的公平性、公正性开始介入农民的交往理念乃至实践中。
在交往方式上，农户的交往方式开始发生一些细微但有超越性的结构性变化，不同类型人际关系的功能强弱出现消长。在乡村社会，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最基本、最稳固的社会关系，其中家庭和家族是血缘关系的社会载体，这种关系更准确地说是族亲关系，而村庄是将血缘和地缘这两种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姻亲关系，它是家庭(族)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源泉。不过，在父系制社会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中，姻亲关系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族亲关系的附属品和维系者。所以，乡村社会里的族亲关系往往比姻亲关系重要得多。然而，当下的乡村社会却显示了一些新的迹象，与族亲关系相比，姻亲关系尽管不是农民交往频率最高的关系型式，但却是交往最有深度的关系型式。前文已经提到，大多数农户将亲戚作为家庭紧急事件的首要求助对象和首选的紧急借款对象。另外，在人际关系中，业缘关系开始成为中高收入家庭的一项新的关系资源，农民一般称之为朋友关系，基本上都是在生产尤其是非农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较为正式的关系。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朋友开始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地位增高、功能增强的支持来源。在深度访谈中，多位农民表示，农民人情往来的对象和额度有一些变化，朋友成为族亲、姻亲之外的重要往来对象，其人情费额度基本上都超过了族亲和姻亲。对照之下，朋友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朋友关系重要程度的增强表明农户的交往方式越来越趋于理性化。
三、总结性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一个中部地区村庄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的现状及变革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社会化小农”的分析视角对农户交往方式的社会化过程与水平作出解析，发现当下农户交往方式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张力与互动之中。这种复杂多变的性状对农户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构成了潜在的牵引作用。
首先，交往方式的变革及其新特性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促使了农民经济活动的调适。处于中等的交往社会化水平及其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向，会不断推动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面向现代性和城市性，农民越来越深入而全面地与城市经济共同体乃至世界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
其次，交往方式的变革及其新特性也会带来农户社会资本的增长和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社会特性和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转变。交往社会化过程中新型信息技术和货币对农户交往行为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交往手段层面，而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本身的实质性变化，主要在于交往方式的外在化、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增强。这些都标志着农户社会资本的增长和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变，而社会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特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方向，所以农户交往社会化最终也会导致农村社会特性和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转变。
最后，交往方式的变革及其新特性还会延展到政治层面，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形成较大的冲击，并有可能从基础层面对国家中上层的治理格局构成一定的影响。交往方式的社会化导致了农民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大大提高，进而有可能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沟通能力，这对当前管理突出、服务有限的乡村治理体系来说自然会形成明显的冲击。政治参与从意识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必然也会对国家中上层的治理格局尤其是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官员的选任、履职等构成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李素霞：《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页。②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
责任编辑：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