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翻译家研究，而翻译家研究的方法即论文构形有多种，本文以翻译家冰心的研究为例，梳理翻译家研究的几种类型，提出翻译家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建议：翻译家研究应当选择恰当的研究角度，合理利用翻译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支持，并树立明确的目标：借助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为翻译家翻译活动真实全面地再现添上必要的一笔，通过理论分析加深人们对翻译家活动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发现历史发展中人性共通的价值和个性彰显的作用。
关键词：翻译家研究；研究角度；翻译理论；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71-04
翻译史研究，不论其形式是著述还是论文，都离不开翻译家的研究，因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而翻译家一般都是译著丰硕、译品较高的特殊译者。对他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典型性，且研究所需的译本资料充足并具历时特征。此外，翻译家一般不仅仅从事翻译活动，可能在其他领域也有建树，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翻译家主要身份是作家、文艺理论家、艺术家甚至是政治家。他们的双(多)重身份对自身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对社会进程、文学传统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远非一般译者所能及，这些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不少翻译家都留下有关翻译理论的著述，或是在译本的前言后记中，或是另辟专章，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较为系统地阐述翻译理论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结合实践的一手资料。
目前有关中国翻译家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其中不乏重复劳动，形式庞杂，除了翻译研究者之外，历史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甚至是文化研究者，都会涉及这一领域，每一学科的研究视角各有不同，翻译学科对于翻译家的研究自然有自己的特点：粗略归类，可分为史料整理型和理论阐述型。这里选评的两篇论文便可作为两种类型的代表。本文通过评读这两篇论文来探讨翻译学者对翻译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特点和问题。为了增强可比性，本文选取的两篇论文是对同一位翻译家(冰心)的研究，这两篇论文是《冰心与翻译》(黄忠廉等发表于《福建外语》2001年第2期)与《一片“冰心”在亚非――从阐释学谈冰心与翻译》(程香、张德让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时间相隔五年，可以看出冰心翻译研究的变化。希望以此作为缩影，管窥翻译家研究的发展变化。
一、翻译家研究的问题所在
1 铺陈资料而短于分析
这是翻译史研究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早期的翻译史研究，一则是因为人们认识的误区：认为翻译史研究就是史料整理，意义在于历史事实的积累，如同教科书一般；二则是因为翻译理论本身处于发展初期。缺乏分析史料的理论工具，加上跨学科意识淡薄，不善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本文选评的第一篇论文《冰心与翻译》发表较早，从标题看，这是一个宏观笼统的翻译家研究，作者意欲概述冰心的一切翻译活动。但摘要又说明作者有所侧重：将翻译置于文学创作的大前提下进行研究，将翻译作为影响冰心创作的因素之一，似与文学研究者对翻译家的研究模式较为接近。但是正文的框架又体现出作者意欲包罗万象的野心：生平简介――翻译文学对冰心的影响――冰心的翻译一翻译观与翻译特点――翻译：创作的延续与补充。最后一部分进入正题，篇幅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左右。该篇论文作者已经有选取研究视角的意识，可惜没有很好地贯彻，“翻译对创作的影响”这一侧重点没有深入论述。
诚然，当时关于“冰心翻译”的专题研究还不多见，但是翻译学科的研究者不应忽视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搜集，譬如冰心创作研究等。这篇论文侧重资料整理，较有价值的是对冰心翻译观的归纳总结，除了最后一部分“翻译：创作的延续与补充”，论文其他部分分析不多见。但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最后十个参考来源中有八个是冰心本人的论著，两个是他人的评论，均是一手资料，对冰心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的资料都有涉及，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参考资源。相比较而言，《一片“冰心”在亚非――从阐释学谈冰心与翻译》(下文简称《一》)避免了面面俱到的史料罗列和整理。有重点地选取与论文密切相关的史料并进行分析。先通过资料分析得出冰心选择文本的侧重点主要是在“亚非”，然后从阐释学角度研究这种文本选择偏向的原因，论文标题一目了然。发表论文的篇幅决定史料的广度与深度难以兼具，选择一个侧重点既可以深入讨论，也避免重复研究。此外，《一》文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及《冰心与翻译》，肯定前行研究的价值并指出其不足，可以看出同一领域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2 个体活动与社会背景的关系模糊
译者研究的另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将个体活动与历史背景割裂开来，或者夸大个体活动的主观作用，无视人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或者过于强调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忽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翻译家研究一般属于前者，如前文所述，翻译家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容易被研究者夸大甚至神话。另一原因是研究者缺乏扩展视野、寻找关联的思维方式。《冰心与翻译》存在这样的问题，作者对于冰心所处的历史时代几乎只字未提，将她置于一个高度自我的空间里，其译作似乎只对自身的创作产生影响。译者个体活动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可以粗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社会背景对个体的制约，具体表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运用都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二是个体活动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译者通过翻译活动为译入语文化输入新的思想和文学形式，对后来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产生影响。翻译家研究可以兼顾这二者，或者有所偏重。与一般译者相比，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可能会更突出个性，例如晚清译意风尚余风影响下的民国初期，鲁迅的极端直译(不顺的翻译)，以及庞德诗歌翻译中的意象并置，都是个性突显的表现，但是这种翻译的产生并不是翻译家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源自个体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认知，例如鲁迅采取极端直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纠正当时的过度意译与误译；二是引入新的语言表现手法。以帮助当时中国白话文的发展。另外，翻译家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也并不完全以翻译家的个人意愿为转移。鲁迅自己预见到他的直译产生的影响要受到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制约，对立文学阵营亦以此为借口对他进行猛烈批判。杨宪益也曾成为“雇用”译者。没有机会选择翻译自己喜爱的文本。由政府组织的大型翻译活动，尤其是汉译外，翻译家是主要参与者，但很多翻译策略都由官方决定。
当然，对于翻译家的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译者，研究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翻译家比普通译者更为突显的个性选择，更为敏锐的远见和更为强大的历史影响力，但这一切研究和分析都离不开与背景语境的联系。《一》文因为运用阐释学理论进行翻译家研究，对历史背景的描述不多，当说明冰心选择亚非国家作品进行翻译的原因是，对历史背景有涉及：叙利亚、印度、加纳……的诗人的诗 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愤怒反抗的怒吼，因而更容易引起国内读者的共鸣，译作也更容易被接受。翻译家个人视阈或“先结构”的形成不仅与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相关，也离不开社会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例如，该篇论文…提出，建国之后冰心重新挖掘出泰戈尔作品的现实意义主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翻译的关系。但是这不仅仅是因为冰心“经过时间的冲击和生活的磨练”。也是社会大背景对翻译家影响的体现。建国之后的政治形势使得很多文学作品都与现实意义挂上钩，冰心自然也难逃影响。《一》文作者也犀利地提出，冰心有关“爱的哲学”作品因没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脱离现实，文学创作日渐稀少。
3 资料与理论的融合欠缺
理论在论文写作中不可缺席吗――这确实令人头疼。对论文的批评动辄便是“缺乏理论深度”，“没有理论体系”。笔者曾经与语言学专业的同学交流过，他们认为一篇用材料(史料或语料)搭建框架的论文肯定是一个灾难，理论分析必不可少，而且只能有体系地运用一种理论，决不能因为资料分析的需要随时运用不同的理论，按照他们的标准，翻译方向的一些博士论文就是灾难性的杂烩。《冰心与翻译》没有运用理论，《一》文则是运用阐释学理论搭建写作的框架。该如何选择理论?该如何将资料与理论合理地融合?运用理论的意义又在哪里?笔者也很迷惑，没有能力从抽象层面作答，只希望通过评读《一》文，通过形象的实际观察，得出一些结论来。《一》文的开头(第一自然段)没有提及理论问题，而是对冰心研究的前形成果进行总结，体现该文研究意义。紧接着第二自然段突然提出“阐释学”并对阐释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番呈现。这样的开头让人联想起曾经流行的“两张皮”论文，《一》文没有先提出问题一冰心的译作，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基本上都是亚非国家的文学作品，再引出阐释学理论。认为该理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想必这样能够更好地融合资料与理论?另外，理论和资料孰轻孰重?是通过翻译家研究来证明理论的解释力。还是通过理论分析加深对翻译家翻译活动的理解?既然是翻译家研究，想来目的应该是后者。如果像《一》文这样用理论来搭框架，读来感觉目的是要证明理论的解释力，《一》文作者可能认识到这一问题，所以没有一开头就叙述理论，而是直入主题(冰心翻译研究)，但结果又造成叙述上的脱节。后文作者对资料与理论的处理比较恰当，《一》文采用的结构是：理论叙述1――资料分析1：理论叙述2――资料分析2……，作者提炼出阐释学理论中与翻译相关的三个概念：“先结构”、“视阈融合”、“文化过滤”分别用于分析冰心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先结构――文本选择的“亚非”倾向；视阈融合――进入文坛三十年后方在译介显才贤；文化过滤―寻求归化与异化平衡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作者驾驭资料和理论的能力。针对翻译家研究中的问题，笔者在下文提出一些建议。
二、翻译家研究方法之探讨
1 选择新的研究对象或新的视角
避免重复研究的一个最简单方法是选择未引起注意或少有人研究的翻译家。虽然随着时间流逝、翻译研究人员的增多，这个可能越来越小。2001年《冰心与翻译》成文时冰心的翻译活动少有人注意，所以写成史料整理型无可厚非，但是2006年如果再写成这样，就没有多少价值。有很多翻译家在翻译学领域至今还是少有人研究，例如杨绛的翻译，和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了52年的毕树棠的翻译。钱谷融主编的《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收录了毕树棠的《忆海参崴》，姜德明主编的《北京乎(下册)》收录了他的《北京话里的比喻》，文后的作者简介都是：毕树棠，翻译家；《百年清华图书馆文化精神之感怀》(发表在2005年第1期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介绍：毕树棠先生就是一位翻译家和散文家。学者和研究者将毕树棠的身份不约而同地定位为翻译家，但是毕树棠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另一个避免重复的方法是选择新的视角，或以少有人研究的译本为出发点。如《一》文选择了冰心文本选择偏重“亚非”的视角，具有新意。又如叶君健的儿童文学翻译、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翻译家研究还可以超越单个人的层面，对几个或一批具有共同特点的翻译家进行比较，例如《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此外还可以转向汉学家翻译活动的研究，对翻译过同一作品的翻译家进行比较，例如，中国作家丁玲的作品有很多在上世纪30-80年代被译介到国外，翻译这些作品的汉学家就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诸如此类。其实选择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视角并非难事，关键是如何将研究展开。下文将有所涉及。
2 内外兼顾与译本研究
翻译家研究的资料选择可分为内部与外部以及译本研究。内部是指关于翻译家本身的资料，外部资料是指翻译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资料。
翻译家研究与单独的译本研究又有很大区别，单纯的译本研究重点放在译本静态的文体构型和译本的影响上，翻译家研究重点探讨主体在时代语境中的选择和决策的动态过程，但是翻译家研究一般离不开译本研究，包括文本选择和文本翻译策略选择。文本选择问题在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言。翻译家研究中的文本翻译策略考察不仅关注文本归化异化、删节增饰，更重要的是分析译本文体构型特征形成的主客观原因(见图1)。译本选择研究主要依靠史料搜集和分析。而翻译策略研究则要进行译例考察。结合翻译家自己的相关论述来考察译例，既可用来预设，也可作为佐证。例如，鲁迅下面这段话常被引用来说明他提倡“信”与“达”兼顾或者提倡“通顺、易解”的翻译：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是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头，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转折：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是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能可译的不顺口。
这说明鲁迅其实是提倡直译的，以《域外小说集》为起始，甚至后来转为极端直译。为了证明这一预设，研究者需要进行译本研究。寻找直译甚至极端直译的例子。但是译例搜集既要具有典型性，也不能忽略普遍性。按照统计学方法，可以在整个译本范围平均抽取译例，例如单数章开头一段，但是鉴于发表论文的篇幅，全面进行译例考察似乎不太可能，如《一》文的第三部分对冰心翻译策略特征进行研究，作者主要以《吉檀迦利》为例，偶然提及《泰戈尔诗选》。此外还要注意到翻译家翻译策略的历时变化，即不同译本之间译例的比较，冰心的翻译策略，是否如她的译本选择一样，存在这样的历时变化?
3 理论的选取和应用
论文写作与传记、随笔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帮助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解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结合理论分析以 加深对翻译现象的理解，是论文写作的一种常见方式。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不外两种倾向：新兴理论和经典理论。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为很多写者提供了理论给养，这些理论的运用无需深入，仅是那些冲击眼球的术语就足够震撼。而经典理论则通常用于新的研究对象。否则旧理论加旧的研究对象又成了“灾难”，经典理论的应用也要选择恰当的方法，《一》文运用的阐释学理论可算经典理论，我们现在从中找出一些结合的方法：第一，问题呼唤理论，但不应受理论局限。人们为何总是先看到闪电再听见雷声?产生了这个问题，人们想到用物理学原理去解释。当现象不能被既有理论解释，就需要对理论进行扩展甚至创造新的理论。如果在论文开头提出理论，然后只寻找相符的翻译现象与之匹配，难免陷入循环论证、自话自说的圈子，除了再次证明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别无他用。更重要的事，理论将束缚对翻译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举例说来，在《一》文的第三部分，作者因循阐释学理论的解释，预设了冰心的一切翻译活动都符合理论规律，因此专门挑选“归化与异化”结合的译例，一些译例难免牵强：如第3点语篇创作背景的注释并不能简单地用归化与异化来解释。另外，作者在结论处提到：冰心作为译者其主体性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这是译者运用阐释学理论进行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忽略了历史社会背景个人的影响和制约。冰心对于泰戈尔作品以及亚非其他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当时提倡文学“阶级性”的大竞争力应该为一切的人们开放：法律和习惯，都不应该来妨碍有最大的成功和最多的子孙的有最大的能力者。(“艺术论”《鲁迅全集》17卷p42)。
背景不可分割。第二，挖掘理论深度。如果根据资料需要随时应用各种不同的理论，一方面理论应用如蜻蜒点水、浅尝辄止，另一方面，论文确显凌乱，尤其是在发表论文的有限篇幅内囊括几种理论，结果不言而喻。从一个理论体系中提取重要的概念和分类，分别解释相应的翻译现象，论文呈现较强体系性。
三、结语
翻译家之特殊在于译者个性的突出，但同时也无法摆脱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出与普通译者的共性。翻译家研究既要肯定译者个性对于历史社会进程的作用，也要描述制约个体活动的客观因素。翻译家研究应当选择恰当的研究角度，合理利用翻译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支持，并树立明确的目标：借助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为翻译家翻译活动真实全面地再现添上必要的一笔，通过理论分析加深人们对翻译家活动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发现历史发展中人性共通的价值和个性彰显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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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