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合组织国家正经历着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增长减速，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同样开始放缓，这是经济发展周期和金融危机共同导致的结果。全球性的危机引发了大范围违约和拖欠现象，以及资源价格下跌引发的通货紧缩的忧虑。各国政府已经通力协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相信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将见证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2008年是油价持续上升的第七个年头，BP的油价纪录可以追溯到1861年，也就是美国内战时期，那时从没有见过油价持续上涨五年以上。数月前人们还在预测油价在短期内会达到200美元/桶，而现在的油价则已接近50美元/桶。
这里有三个趋势值得关注：首先，高涨数年的油价影响了石油需求；其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家在2008年9月和10月间因油价下跌实施新的减产计划之前已大幅增产；第三，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放缓的影响开始显现，这也加剧了需求的下降。
今年，几乎全部的石油需求增长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在最近的几年中已占据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90%。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0%，迄今已跃居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此迅猛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石油需求意味着能源供应的一个巨大难题。然而，这一难题的核心所在并非地质，而是人。世界油气资源已将要枯竭的论断并非事实，地下探明的石油储量可供开采42年，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可供开采60年。所以，生产更多的石油并非地质问题，而是非技术问题，但目前解决供需紧张的对策并不理想，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资源禁止向私人投资开放。
国际石油公司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各种地质条件下开采资源。但要使生物燃料和非常规石油形成规模量产并非易事，况且该领域内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屈指可数。国际能源署（IEA）的资料表明，要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到2030年间全球至少需要26万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大约一半投资于发电，另一半则用于油气领域。为了应对供需紧张，国际大型石油公司在过去几年都增加开支，BP也在2008年花费220亿美元建立新的产能、改良炼厂并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同比增长近15%。此外，我们还在不断扩展能源行业的科技前沿。
所有这些因素将很可能导致油价处于较高水平，至少从中期来看，低价能源时代已经过去。而价格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已成为公众真正关注的焦点。我们该如何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价格合理的能源，另一方面又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能源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中国正在致力于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在过去的30年间，全球市场的运行是非常成功的，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石油正在进行跨国界的贸易。开放的市场至关紧要，降低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举动受欢迎且必要，与之并重的是稳定、持久的财政和监管政策。这样的体制会鼓励所需的投资流入市场，有投资的地方，能源生产就会积极回应，这正是最好的能源供应保障。
事实证明，市场在被允许充分发挥职能的地方，市场机制行之有效。同时，消费者也开始致力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通过贸易和整合全球能源市场，能源安全仍得以维持。与日增强的能源贸易全球一体化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而这个过程可能是脆弱的，需要各方的继续支持。
另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是气候变化。1990年以来，碳排放已经增长了35%，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活动却是影响了气候变化。
我们有不少方案应对碳排放问题，其中包括：在工业和消费者层面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开发下一代生物燃料；应用核能；将清洁煤炭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和印度进行推广，以及开始使用碳捕获和碳埋存技术。
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十分关键。中国政府对减排及加入全球减排行动的承诺受到欢迎。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提高能效、增加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和植树造林等举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BP在1998年设立了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降低10%的目标。到目前为止，这项减排计划已经带来了超过20亿美元的价值。BP每年向替代能源部门投资10亿多美元，以发展诸如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等业务。我们还承诺向能源生物科学研究所提供5 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开发下一代生物燃料。同时，我们也需要现实地对待碳排放问题。在BP，我们谈论着“超越石油”的追求，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现在就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生产更多的化石燃料；二是更好地利用我们生产的化石燃料；三是开始向低碳的未来迈进。
到目前为止，BP在中国的投资已超过46亿美元。作为领先的外国投资者之一，BP 在中国的业务活动包括海上油气开发、化工合资企业、航空燃料供应、液化天然气进口和营销、石油产品和润滑油零售、太阳能发电装置生产以及化工技术转让等等。BP正与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推动一项名为“清洁能源 面向未来”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为中国和全世界开发并验证新型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在和中国的中小学校合作，共同提高中国年轻一代对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的意识。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切合实际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我们将温室气体排放也纳入到为日常生活建构的成本体系中，消费者行为就会发生改变。有三种实施方式可将碳排放纳入成本体系：通过设置排放限额与贸易机制、通过征税或者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在我们看来，限额排放与贸易机制是其中最好的选择。对碳排放征税会产生成本费用，为了让碳交易市场运转并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给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设立一个上限，然后这些额度可以分解成若干可交易的碳排放许可证。这种排放限额与贸易机制已被广泛接受为一种能向所有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碳排放征税的有效方式，至少理论上如此。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然取得了一些成功。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这种机制如何在全球范围运行？我们能够真正指望得到全世界180 多个个主权政府的同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使我认为有理由提出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低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低碳科技开始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支持新科技的发展、应用和普及。任何激励机制的目的都应当是立即引入“清洁技术”（CleanTech）的替代能源技术，一旦低碳技术被验证成功并具备被市场接受的价格，那么它们就能被全世界所采用。但任何激励体制都必须严格限定为暂时性的，一段时间后，激励机制就能驶上快车道，从而加速创新周期，而同时并不放任低效率。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的战略决策的影响范围已远远超越我们所领导的企业。做社会好公民，与社区共繁荣，这是BP一贯的追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企业根植于社会，我们的行动影响着千百万人。
我认为我们能够在对中国有益的领域里大有所为，我们的技能和经验能帮助中国通过能源多元化实现能源安全。在结束这次演讲前，我想再重申一下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些合作中，我们带来了最好的人员，技术和技能知识，而合作方也带来了他们的资源，以及他们自己独特的技术经验。BP与中国的合作基于一种强大的动力，那就是真正的互利互惠。
编辑：钱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