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毂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关键词：江永；《翼梅》；实事求是；“西学中源”
明清之际流行的“西学中源”论，迁延至康熙时代，已发展成为清代官方钦定的学说，“国朝天算第一”的梅文鼎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江永“私淑”梅文鼎，其天文历法之学与梅文鼎关系极为密切，但他的《翼梅》对梅文鼎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因而遭到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实为江氏特立独行的学术性格与时代学术背景相违背，其中有着难以理清的纠结，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江永(1681－1762，字慎修，徽州婺源人)在清代天文学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前贤时彦已有所关注，但内容多限于人物对比中所形成的零星评价，而未能以专题形式加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仅就江氏《翼梅》及其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与总结，并由此窥探出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冲突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一、引子：《翼梅》与《数学》的争议
江永是康乾时期学术由宋明理学转向考据学的关键人物，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乾隆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江永的著作有13种入选，另有3种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可知其书之价值与其人之影响。这其中便有《数学》一书，它包括《历学补论》、《岁实消长辩》、《恒气注历辩》、《冬至权度》、《七政衍》、《金水发微》、《中西合法拟草》、《算剩》八个部分，各一卷。又有《续数学》一卷《正弧三角疏义》，补于全书之后。
关于《数学》这部书的题名，从许多文献和书目对其称谓不一来看，就反映了后人对江永及该书的复杂情绪。如江永自称为《翼梅》；文渊阁四库本和《畴人传》著录为《数学》；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和《江慎修年谱》著录为《算学》；群玉山房刊刻此书，称之为《江氏数学翼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作《慎修数学》；《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称之为《历学全书》，诸如此类，令人无所适从。甚至在当下的许多涉及江永的文章中，作者又往往将《翼梅》与其中的子目篇章并列著录，疑是不明其书内容而误解。
从版本角度而言，近人李俨先生的《近代中算著述记》早已对江永《数学》一书的版刻情况做了罗列，但未尽翔实，且言有“乾隆五年刊本”，恐有疑误。因为乾隆六年时，江氏逐日抄写给梅毂成批阅的，还只是子目散篇，并无完备之书，何来完备的刊本之说呢?如今，江永的手稿已不可得见，所能看到的主要有四种刻本，属于两个系统：其一，为《四库全书》本，乃1781年四库馆臣编校后的刊刻本，即李俨《近代中算著述记》中所称“乾隆戴震校刊本”，定名为《数学》。钱熙祚守山阁本《数学》(1834年)以四库为底本，又加审订补正，流布于世(今《丛书集成初编》中所采用的就是此本)。第二个系统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海山仙馆本三册。版口题有“海山仙馆丛书”六字，每卷末题有“南海谭莹校”五字。与前者不同的是其书名依江永自序所言而题作《翼梅》，内容上既没有《续数学》一卷，也没有第八卷《算剩》之末的“授时弧矢割圜论”和“授时平立定三差辨”二节内容，但载有江氏的两篇序文(《又序》在前，《翼梅序》在后)。随后，有光绪七年(1881)花雨楼群玉山房所刊《江氏数学翼梅》四册，这是与海山仙馆本为同一版式的覆刊本，在主体内容和刻本行款上没有任何差别，仅是后者在文字印刷上较前者清晰，并剔除了版口和卷终的“海山仙馆丛书”和“南海谭莹校”十一个标志性文字而已。也许是花雨楼主人见到四库系统的本子多出一些内容，于是在目录中列有“又续一卷，正弧三角疏义”，但正文里也无此项内容。比较两个系统中的相同篇卷，除了个别地方的称谓和用字不同外，基本一致。此外，守山阁本晚出，因参照了其他版本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内容上丰富许多，有校改和增补处，都做了按语说明。
群玉山房本的书前有一篇覆刊者的弁言，可以为江永此书的名称变化做一详尽的解说。《重刊江氏数学翼梅弁言》云：“慎修氏读勿庵书，别启心解，著《翼梅》八卷，阐其所信，辨其所疑，言多详核。后又晤征君孙光禄君，亲为质问，而学益精。论者谓其书于西人作法本原，发挥殆无遗蕴，此足知先生所得。是书光禄君曾为手校。同郡戴君东原传其学，复订定之，易名《数学》。梓行既久，板皆漫漶，因重为校雠，付诸剞劂，复稍缩其板本，俾使流传。署日《江氏数学翼梅》，统前后所名而名之，易于别识也。抑先生又有《推步法解》五卷，拟更访其书续梓之。庶先生所以《翼梅》者，学者将资其所翼，由梅书而进之，闻见愈扩，研思愈深，所造庸可量乎哉。辛巳夏五，花雨楼主人识。”由此可知慎修著《翼梅》，是因研读勿庵之书而“阐其所信，辨其所疑”，别有心解。今刊本署名为《江氏数学翼梅》，是为了“易于别识”。而该书改名为《数学》，则肇始于戴震。
江永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作为受业弟子，戴震于五月初即撰成《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次其治经要略，著述卷数”，“缮写成帙，藏于其家。书未广播，恐就逸坠，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可知戴震对江氏著述的珍视。《事略状》中所记江氏的算学书亦只是前七篇，也再次说明当时的“翼梅”只是散篇，结集定名和加入《算剩》一卷和《正弧三角疏义》(即《续数学》)一卷，当是后来在四库馆中进行的。至于“易名《数学》”，可确定是戴震所为。这实乃缘于《四库全书》的编著体例，否则“难以缮进”。
或言《翼梅》，或言《数学》，虽然只是名称的变换，但其中的意蕴令人深思。戴震在中西算学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和别样的应付手段，他将江氏著述改名为《数学》，也是有别一番心思在其中，虽衷心可鉴，但在无意中缺失了江永的学术意愿(这也是江、戴同研西学而结局不同的关键所在)。因为若用《数学》之名，既不能准确表现作者的用意，也不能够涵盖其中的天文历法内容。而《翼梅》在全书内容及其形式上的编排，基本上是以梅氏思想为依据，间或有些补正梅氏的“歧见未定”之处，但绝无“与梅氏争胜”之意。作者的“翼梅”之名与《翼梅》内容之实，可谓名副其实，贯穿始终。
二、“翼梅”：江永的真实意图
关于江永的历算学研究，后人多承袭前说，认为“江氏之学，确守西法”，与梅文鼎的“西学中源”说相对立，以至于“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笔者认为此类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其中掺杂的主观情感色彩较多，有夸大不实之嫌。同时，也违背了江永的“翼梅”本意，值得商榷。
首先，江永的《翼梅自序》已经明确表达了该书“羽翼梅氏”的意图。大意是说自己少好天官 家言，“得《崇祯历书》而历学骤进”。又知宣城有梅先生《兼济堂历算全书》，得闻先生学术真意。譬如，论太阳中气过宫，不当用古次名，则与先生暗契，一若亲承指示者。又如，岁实消长、恒气注历之类，爰就先生之书衍绎之。大凡或补所未言，或发所未竟，信者阐明，疑者辨难，约得八卷，名日《翼梅》。并且多次言及“永之私淑于先生”。可知江永“私淑”梅氏，“羽翼”其书，绝无“争胜”之意。在其他场合言及此事时，江永亦称：“弟于历学，少即好之，搜讨尤勤。自史传历志及郭太史之法，有明陈星川、袁了凡、邢观察，及明季徐、李、汤、罗诸公之历书，国朝圣祖仁皇帝御制《历象考成》及宣城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李安溪先生《历象本要》、游子六《天经或问》等书，悉心研究，略见古今疏密源流，中西数法同异。尝为《历法管见》一卷，撮其大要。又为《翼梅》数卷，羽翼勿庵之书。自谓于此事已得六七分，更冀有进步，不欲及崖而返也。”又云：“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余亦难以语人。”江氏屡言“私淑于先生”，又叙述其学术次第与传承，并对历算学的古今源流、中西同异，融会贯通而别有管见。尤其突出和强调了“羽翼勿庵”是《翼梅》八卷的真实用意，“虽不获抠衣其门，犹幸读其书，固当为之补苴而张皇也”。
其次，从《翼梅》全书的每卷之前的小序来看，江氏所言皆以晚辈后学的口吻发表自己的观点，以“窃疑”发端，言必称“先生”。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譬如，《历学补论》的序言中称赞勿庵先生《历学疑问》“为历法疏通源流，指示交奥。永熟味其书，别有触悟。随笔识之，或赘说于本书之外，或衍绎于本书之中。泰山河海，无俟一卷一勺，聊自道其管蠡窥测云尔”。卷二《岁实消长辨》题解云：岁实消长，前人多论之者。勿庵先生大约主授时，而疑于有无之间。永别为之说，谓平岁实本无消长，而消长之故，在高冲之行与小轮之改。于是援引先生之言，逐节疏论，补所未言，发所未竞，堪为羽翼之助。又《恒气注历辨》一卷，江永疑惑于梅氏《历学疑问》论冬至加减当如西法用定气而不用恒气，但其《历学疑问补》又谓当如旧法用恒气注历而不用定气，且“持论甚坚”。对此，江永为之梳理一通，以为冬至当用定气。故“引先生之说，疏论其下。惜不获依门墙而质正也”。其“羽翼之助”、恭敬之言，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何来“争胜”之说?
《冬至权度》一卷，江永依循梅氏《春秋冬至考》之法，考证历代史志之误，对《元史》等历书在冬至问题上的记载予以裁断，删去晋献公一事，各以本法推求其故。“永因先生所考定者，用实法推算。有不合者断其为历误史误。名日冬至权度，俟知历者考焉”。在第五卷《七政衍》中，江永以《钦定历象考成》之法，补论梅氏之缺，“本先生之说，一一衍之，且为绘图，诸轮了然在目，而七政之高下行度，亦可知其梗概矣”。《金水发微》一卷，剖析了梅氏初仍旧法，以伏见轮同于岁轮。后因门人刘允恭悟得金水自有岁轮，而伏见轮乃其绕日圆象。于是梅氏详为陈说，而杨学山颇为怀疑。江永谓“文鼎说是，学山疑非”，并详为图说以明之，且“以发先生之覆，并可释学山之疑”。《中西合法拟草》一卷，讨论徐光启酌定新法，同正朔闰月之类，从中不从西；定气整度之类，从西不从中。江永病其非中非西，有错互之嫌，故引文鼎之说，以辨明其非。“以梅先生之说冠于卷首，且附愚之鄙见焉”。第八卷《算剩》序文云：“勿庵先生论算极详，观玩之余，有得辄笔之，此为剩义云尔”。江氏《算剩》之作，是在整理和总结梅氏说的基础上，推衍三角诸法，求其捷要，使之简明易读，堪称“羽翼之助”。诚如钱宝琮先生所言：“江永以梅氏书撰非一时，繁复无次序，又自撰《算剩》一卷，作为其《翼梅》之第八卷。《算剩》细目有《正弧三角会通》、《垂弧法趋捷》、《次形》三篇，皆论球面三角术。虽新法无多，而简明易读，亦有可采。”而《续数学》一卷的《正弧三角疏义》又是对《算剩》的补充说明，更为梅说辅证良多。江永之论必以文鼎之说“冠于卷首”，然后“附以鄙见”，或“绘图”以补证，或踵事以增华，解决了一些梅氏学说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江氏自称“翼梅”，可谓恰如其分。
再者，从《翼梅》全书内容看，但凡提及或引述梅文鼎的地方，皆持赞同或辅证之语。如《论地圆》言：“梅先生引《大戴礼》曾子答单居离之问，以证地圆之论古已有之。极确。”《论左旋右旋》称：“后读梅先生书，乃仍从左旋之说，与始者所见却又不同。此可验愚学识之进退消长，而所得益于先生之书，此尤其大者矣。”又如《附测景余论》云：“勿庵先生《揆日候星纪要》论测景法甚详。尚有三事当论，永为补之。”而卷七《中西合法拟草》各条皆先以梅氏之说冠于卷首，“再考梅先生辨太阳中气过宫之非者，虽详而不言黄道上自有十二宫，于理未尽，后作图明之”。其推阐辅翼之心，昭然若揭。此外，称扬梅氏“发前人所未发”(《论七政小轮》、《论交食》和《金水发微》序)，“其说甚当”(《七政衍》序)等语则时见于议论中。可以说《翼梅》一书实为梅著的注释、疏通和证明，全书中绝无一句一字直接批评梅氏的地方。即使有所阐发，也未敢直言，多以“窃疑”一词发端，以为“补苴张皇”之用。与此相比，江永对他人的批评，该书中则所在多有。如《论日月地三体大小》云：“方密之《通雅》不信日大于地百余倍，谓日光甚烈，人在地上必死。亦考之未详耳。”卷三批评“治西法者不能明辨恒气之失，而诃古法为不知盈缩。此则徐、李、汤、罗诸公之疏也”。卷四末尾处批评郭守敬不明“授时固密，而有未密者存”，云：“郭氏不能知也。不谓人误而日天误，此非常之差谬。载之史册，徒为后人作笑资耳。”此处的声色俱厉与对梅氏的“窃疑”口吻，差别不啻霄壤。至于梅毂成对江氏的“补苴”行为有所不满，许是学识不及或气量不够。
江永继承了梅文鼎早年会通中西的做法，对西学心存中正，毫不隐讳，在“西学中源”论的大潮中特立独行，从未人云亦云，与同时人相比，确乎另类。如《翼梅》开篇的《论天地开辟》一节，称古人陈星川、邵雍之说“固为荒唐”，而“以理断之，疑西学近是也”。《论天大地小》言“西史第谷后出，最精历算者”。《论太阴迟疾》称“西法算太阴有二三均加减，实胜中法一大端也”。《论中西法异者多端》称“中法未尽其用，而西法则有八线表预定无数勾股，以为一切测算之准绳，此皆有补于中历者也”。《论西法六十分为度》一文，称“此欧逻巴立法，斟量尽善者也”。卷七论黄道十二宫，“此则西人恒星行之说，为确；中法分天周岁周，未的也”。诸如此类，不烦?缕。卷三有论西学中“定气注历改宪之大者，当时译书者之失”，此处最为梅毂成、钱大昕所诟病，认为江永“于西说之不善者，必委曲为之辞，以伸其说”，“入室操戈，复授敌人以柄而助之攻”。“为西人所用”，令人“哑然失笑”。实际上，江永此处所言，只是紧承梅文鼎的“非西法之咎，乃译书者之疏略”之语重申而来，并予以实例证明罢了。质言之，江永所受攻击，其根本原因不在其历算学本身，而在于他未能像文鼎那样善于变通，适时地附和“西学中源”之说。所以，相同的言论却因人 而异，“只许梅氏放火，不让江氏点灯”。诚如章学诚所言：“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
三、不识时务：“西学中源”说下的学殇
江永自称“翼梅”，却又遭受梅氏后人的批评，是弄巧成拙，还是遭人误解呢?究其实，还是在于江氏的自误。概言之，就是江永的做法不合时宜，故而其人其书屡遭攻击。
江永的不识时务，很明显地表现在他未能洞察梅文鼎之书的前后思想不一致。其《恒气注历辨》序言云：“改宪以来，用定气注历久矣。勿庵先生尝举康熙己未以后历年高行以及四正相距时日，别为一卷。而云：治历首务太阳，太阳重在盈缩。又云：西法最高卑之点在两至后数度，岁岁东移。故虽冬至，亦有加减，不得以恒为定。此是西法中一大节目，则先生亦甚重定气矣。而《疑问补》等书，谓当如旧法之恒气注历，持论甚坚。永深思之，谓恒气与平气不同，冬至既不得以恒为定，则诸节气亦当用定，不可用恒。爰引先生之说，疏论其下，惜不获依门墙而质正也。”江氏对梅氏前后矛盾的做法竟然迷惑不解，并在该卷末尾特别指出：“定气注历，遵行已久。前此顺治、康熙年问，民间推步为禄命家用者，或仍用恒气，或兼存古法，无识者将滋其惑。尝邂逅先生门人，犹有坚持师说者，是以不得不辩。”由此可见江永没有政治敏感力，不知风向变化，对梅氏在《历学疑问》与《历学疑问补》中使用“定气”与“恒气”的先后不一，感觉茫然，即使“深思之”，也未能解惑，又不得“依门墙而质正”。殊不知，正是这《历学疑问》与《历学疑问补》，代表了梅文鼎历算学思想的前后变化，二书都是在李光地的“特别指点”下完成的，尤其是后者，突破了作者自己早年的一贯主张，已经成为“西学中源”说的宣言书。可惜江永未能领悟其变，始终如一地“私淑”梅氏“法有可采，何论中西”的学术理念，努力为中国历算学的进步求实求真，埋头苦干。至于郁闷于胸的“不得不辩”，也未敢径对梅氏，却以“邂逅先生门人，犹有坚持师说者”为对象，旨微而语婉，其恭敬之心，日月可鉴。
梅文鼎中年以前的著述以西学为主，会通中西，并无“西学中源”的观念。其《中西算学通自序》云：“余则以学问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则通之，又何间乎今古?何别乎中西?因汇集其书而为之说，诸如用筹、用笔、用尺，稍稍变从我法，亦以见西人之学，初不远人意。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梅氏认为，自利氏以西算鸣，于是有中西两家之法，各有本末，而理实同归，善学者自然能去中西之见。“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是故礼可以求诸野，官可以问诸郯。必以其西也而摈之，取善之道，不如是之隘也”。诸如此类言辞，时见于梅氏文中。张舜徽先生曾为此称道梅文鼎于天算为绝学，其所以超轶前人者，尤在能汇通中西，以求其是，而不专已守残也。观其所为《中西算学通自序》，则至为弘通，足以破深闭固拒、故步自封之陋。其于承先启后，贯通中西，厥功不细。但自从梅氏结识了李光地，其“数与理协，中西匪殊”和“去中西之见”的“弘通”之论，却逐渐转向了“中西有异”说，而后在李光地的催促下写成的《历学疑问补》，则成为清代“西学中源”说的经典代表之作。
关于梅文鼎在幸遇李光地以后的学术转向，学界已有共识，诚如陈祖武先生所言：“李光地于62岁时，把当时的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幕署，讲求天文历算学，以便同康熙帝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梅文鼎前后思想的变化，江永未能领悟，却在西学的“低谷”时期，还在沿着梅氏的早期观点，为学术研究而奋进，导致其书无人为之作序，其人屡遭抨击。钱熙祚云：“国朝历算之学，惟宣城梅氏实能融贯中西，而用其所长。江氏生当其后，著书《翼梅》，意在与梅争胜，参稽古测，专用西法。”意指江氏未能承袭《历学疑问补》的路径而“用其所长”，一味地守用西法，导致群起而攻之。江永因“翼梅”而遭此批判，对比其时同研西学者，境遇确乎尴尬。
康乾时期的学者和官僚，几乎无不持“西学中源”说，以至于由偏见变为常识。那些为此极力倡导和宣扬者从中得到诸多利益。譬如，在科举考场上屡败屡战的梅文鼎，得到康熙帝的“绩学参微”褒奖后，便倾心写作《历学疑问补》以为报效；其孙梅毂成承袭乃祖衣钵，得圣祖钦赐进士，无需在孤灯黄卷下苦读八股文，就能荫袭余荫而轻取官禄；戴震“在四库馆未开以前，所撰书如《句股割圜记》、《迎日推策记》诸篇尽属西学，徒以古人传记之文体重为编纂，几使读之者疑其为中学所固有。在四库馆既开之后，震多见中国旧有之历算著作，所撰天文算法类书提要又竭力为旧学宣传”。戴震研究西学，却暗中运用中国古代天算学名词来置换西学概念的独特方法，使人“以为其所固有”，使人耳目一新，由此迅速获得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竞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就“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其他如李光地、杨光先等更是不知历算，仅凭政治敏感而获得利益。梁启超说：“清圣祖喜历算，故揣摩风气者亦往往学之，李光地辈是也，然不能有所发明。同时有杨光先者，专著书难西术，名《不得已》书，然不解数理，弁陋强辩，徒争意气，非学者也。”由此可见，中西历法的争论不仅在学术，也在朝廷的政治意志；学者对待西学的动机与立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到仕途与命运。梅氏祖孙的做法及其赢得的恩宠，也是对江永遭遇的最好烘托。事实上，江永敏于学术而拙于政治，其学问开明而实在，不在梅文鼎、戴震之下，而受到的评价竟然不及杨光先，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不学无术的杨光先仅以“不让西学胜中学”的偏激做法立功于朝廷，而学识渊深的江永则因不懂“西学中源”而遭受嗤笑。学者的命运似乎已与学术无关，只与政治结缘了。且看当时名人所言，即可窥其一斑，如钱大昕云：“杨君于步算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绌。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者矣。”而“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及观其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其后阮元也附和道：“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讥西法一月有三节气之新，移寅宫箕三度入丑宫之新，则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废也。”却称：“慎修专力西学，推崇甚至，故于西人作法本原，发挥殆无遗蕴。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并护其所短，《恒气注术辨》专申西说以难梅氏，盖犹不足为定论也。”钱、阮二氏在清儒中洵称实事求是者，但在此一问题上的做法，颇令人遗憾。他们的做法有违于学术的真实，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梁启超在论“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时，指出：“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研究精神与理论指导往往会影响到科学实践的发展方向、视野和气度，萧一山曾说：西学传人之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认为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这是何等的气度。时人也不以工匠技艺之事为鄙，学者于西洋文化，并无深闭固拒之心。而后来为何反致中途顿挫呢?这原因似乎全由于政治的关系。由是观之，江永及其《翼梅》的不幸，也正 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不发达的悲哀所在。
四、问题追踪：作者时代与性格的困境
西学的输入，给明清时代的知识界带来了全新的知识信息，示范了务实的新学风。此时的江南，经济富庶，文化兴盛，西学东渐之风也最先在此激荡。徽州地处江南，却因深山绝壑，而与外界的交流有很大的距离，信息沟通严重滞后。这对于深居简出、倾心考古的一介书生江永来说，新奇时尚的事物又往往与之隔膜。所以，环境的局限与性格的笃实，也是造成江永学术困境的原因之一。
据《江慎修年谱》所载和《翼梅》序言所记：江永终生蛰居徽州乡里，“楗户授徒”，“身侧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弱冠后，见黄石斋《答袁坤仪书》，始知地圆。又得游子六《天经或问》，已诧为奇书”，于是细心衍绎，渐通历算古法，而于“度数之学，最刳心而癖嗜者也”。江氏自言“性颇畏风尘劳攘，足迹不出户”。尽管他颇为长寿，但终生只有两次外出的机会，且都与他的西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则是在29岁时，“父往江宁岁试，随侍江宁”。其间“有佴氏者，家有《崇祯历书》，乞假一观。永之历学，是年骤进。既而闻宣城有梅勿庵先生，历算第一名家”。一则是在60岁时，“程傈也太史强拉余人都”，致使与梅?成的西学研讨有了尴尬之交。综合看来，江永的历算学主要得之于《崇祯历书》(即《西洋新法历书》)和梅宣城的《兼济堂历算全书》，所以《翼梅》的思想倾向突显出中西结合的特点也是自然的事。但江永一生清贫，“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未能身居京师，如同乡的杨光先一样，视朝廷风向而得意外之禄。刘大槐云：“先生存，则颓然一老，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当江永在深山僻野中考古证今、精究西学的时候，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西学的认识态度还停留在明末清初的原生态，对康熙以后所谓的“西学中源”说的政治意义的争论，茫然不知。地域小环境与外面大世界的隔膜，使得《翼梅》“落后”于时代，隔膜于政治，遭受排挤和打击也是情理中事。
若论有清―代学术，江永应是第一流的学者。他以“驰逐名场非素心”的境界，过着平静淡泊、与世无争的授徒生活，但其内心又充满了矛盾：21岁即中秀才，却终身不应乡试；崇尚程朱理学，却以汉学宗师闻名。江永曾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一个奇妙的譬喻，有诗云：“初生祖父命日龙，原来书中作蠹虫。癖性不肯作天慵，钻破故纸用猛攻。探得书味在吾胸，悟彻来时趣不穷。律历图书一理通，六书九数亦研砻。终朝把丸作玩供，何知春夏与秋冬。雕虫小技不求工，弹丸脱手尽从容。七十余年弄未终，双眸犹炯耳微聋。”言辞虽似戏语，却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博大精深，及其务实谦卑的思想境界。江永一生从教60余年，唯以教育英才为乐，不以富贵利达为事。所以，在西学的处理问题上，他无需看着朝廷的脸色行事，能够保持一颗“素心”，所以在他的著述中见不到丝毫的功利意味。自称：“惟求有得于心，居安资深，左右逢源以为快。他人是非毁誉，皆不足以回惑而摇夺之。”也正如现代哲人所叹言：学问大抵是江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都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而江永正是此处此人也。学术与政治殊途，也未必同归，善于迎合政治变幻的学者，必然失去自我。梅文鼎被尊为“国朝天算第一”，那块康熙御笔的“绩学参微”匾额在为他赢得荣誉的同时，却多少也给他的成就带来些许缺憾。“戴震虽学于江氏，得西洋历算之真传，而所有论著则皆受时代思潮之影响，未能贯彻江氏实事求是之精神”，也成为后人诟病东原未尝“笃在三之谊”的一个口实。
《翼梅》的不幸遭遇，最先源自梅毂成的不满。毂成承圣祖旨意，极力实证“西学中源”之说。其《赤水遗珍》和《操缦卮言》，虽也称赞“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但“西学中源”则是其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原则。梅毂成并未能够指出《翼梅》在学术本身上的错误，而仅以江氏“泥于西说”为靶子，以复仇江永对其祖父的纠正与补证，即“吹毛索瘢，尽心力以肆其诋毁，诚不知其何心”。梅毂成如此的胸怀与气量，还表现在对待魏荔彤的态度上。梅文鼎生前著述很多，但散乱无序。魏荔彤主动出资，并聘请文鼎的生前好友、杨作枚任校订之责，刻成兼济堂本《梅勿庵历算全书》。魏氏云：“余欲尽付剞劂，因延锡山杨君学山至署，为之订补疏剔。义之未明者阐之，图之未备者增之，文之缺略者补之，务使有伦有要，首尾贯通。既以勿庵所著为宗，而复有发明修饰之功。庶读者不烦言而解，期于不负勿庵相托之心，而学山好古勤学之志，亦可嘉尚矣。”但梅毂成对别人的善意帮助和“订补疏剔”、“发明修饰”，竟毫不领情，甚至以怨报德，云：“先征君著述等身，力不能自付剞劂，诸公好事，代登梨枣。又以校雠、编次之未善，不得流行，未尝不叹绝学之难明，非唯著撰难，而传之尤不易易也。”此后又作《兼济堂历算书刊谬》一书加以指责，显露出气量的狭小和自负的程度。相比较于魏荔彤和杨作枚的结局，江永所受到的批评已在他的宽恕之中了。至于其后钱大昕、阮元、钱熙祚等人对江永的批评，都是顺承梅毂成以来而加厉。因为，他们本人在历算学上的功力，都不足以批判江永的深厚著作；他们的指责没有丝毫涉及学术自身的是与非，只是隔靴搔痒地在“西学中源”思想上饶舌而已。
在江永《翼梅》因兼用西法、备受责难之时，只有戴震到处“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即使遭受钱大听的严厉指责，也不以为意。并在参与秦蕙田纂集《五礼通考》时，“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人”，称：“法以疏而渐密，测以久而益精。勿庵之术兼统中西，诚为冠绝古今。而江氏此篇推之更密，测之益精，能补勿庵之所未备者，其为青冰之出矣乎?”其后，戴震入值四库馆，对江永著作的搜求整理，更是不遗余力，而《四库全书总目》对江永《数学》的评价也甚为公正平允，代表了意气用事之外的一种平实而求是的做法，尤其强调和突出了江永此书是为“羽翼”勿庵而作，称赞“是编因梅文鼎《历算全书》为之发明订正，而一准《钦定历象考成》，折衷其异同”。“于文鼎历算，推为绝技，此更因所已具，得所未详。踵事而增，愈推愈密，其于测验，亦可谓深有发明矣”。戴震的极力表彰，使得江氏《数学》及其成就不至于淹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人对江氏《数学》的重视与传播。
当历史走入近代，李俨、钱宝琛等先生摆脱了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在科学史的发展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江永及其《翼梅》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的研究基于学术本身问题，没有太多非学术方面的干涉和局限，所以给出的评价也最为中肯而公正。钱先生认为：“自雍正元年以后，西洋最新学说既少输入之机会，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从事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而“畴人之治西学者亦知搜求古籍，见二者互有短长，可以兼收而并蓄也，辄撰论以沟通之。梅文鼎之《历算丛书》，即本此旨而作。江永读其书而衍绎之，撰书八卷，号日《翼梅》，而于梅氏以中法牵强附会西学之处，实多纠正。”此一段文字，也恰是证明了江永在乾隆朝“以政府之力从事振兴中国旧学”之时，不明梅氏“又转而尊古排外”的变化，却努力去纠正梅氏“以中法牵强附会西学”的做法，实在是不合时宜。但在李俨、钱宝琛等先生看来，江永能持守中西学术“互有短长，可以兼收而并蓄”的观点，正是他与众不同和真实可贵之处。所以，钱先生在《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中对戴震辑佚和整理《算经十书》的贡献多有称赞，却也时有不满。相反，对江永的思想和作为则极尽赞颂，无丝毫批评之语。钱先生严厉地指出：戴震学于江氏，故能得西洋历算真传，却未能贯彻江氏“实事求是”的精神。其言外之意，江永的思想和贡献应该在戴震之上。钱宝琛先生的看法代表了新时期学者对于以往学术的客观评价，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已超越了前代学人的知识水平和认识程度。
五、结语
“西学东渐”时代的文化冲突，给今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究的议题。江永身处“西学中源”说的大背景之下特立独行，不能附会迎合，其书屡遭贬抑，其人沦为学殇。梅毂成、钱大昕、钱熙祚等人对于江永的批评无疑是出于政治话语权的言论，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从学术层面而言，江氏能够在众人竭力穿凿附会之时，不盲目，不附和，不自欺欺人，保持了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精神，不愧为一代开风气的杰出人物。后人称“皖派”学术为“综形名，任裁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由此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钱宝琮对江永的肯定则代表了新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求是精神。我们研究江永的艰难遭遇，及其在清代天文学和数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意在纠正人们历来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其次，研究江永的“翼梅”及其与西学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也关系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深层次问题，并为探讨特定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以及西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更为丰富而生动的研究案例。
责任编辑：李洪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