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出了一场车祸，被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碾过大腿。两条大腿都断了，左边的那条不但断了，还碎了，所以就截肢了。从九岁那年开始，左腿就永远离开了我。它比我的生命先一步死亡。
那条大腿被我父亲挑出去埋了，埋在哪，后来我也知道了，就在村后面的一小片荔枝林里。荔枝是我家的荔枝，父亲把我的大腿埋在他的荔枝下面，显然还别有用心――父亲在用我的大腿肥沃他的园地。当然了，按照母亲的说法，我那天之所以会出车祸，完全也是被父亲所害。父亲要九岁的我出去拾粪，那些大路边上还发着热气的或者已经干瘪了的牛粪，都很有用，刚拉下的牛粪可以施肥，干了的则可以填灶口当柴火。父亲每天给我派任务，那牛屁股大的簸箕必须得拾满一簸箕，否则吃饭不准夹菜，吃完还要贴墙罚站。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军人。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时近中午，而我的簸箕还没满，我得让它满起来，单嚼白饭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这时我看见路中央有一堆冒热气的牛粪，就不加考虑冲了过去，而和我一起冲过来的还有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是赵德民家的，赵德民家起房子，正忙着去镇上拉砖头。车祸发生后，母亲在镇卫生院哭天喊地，哭过之后，眼泪还未抹净，就趴在父亲耳边问：赵德民得赔我们多少钱？
然而除了医药费，我父亲没要赵德民赔一分钱，父亲说，不就是一条腿嘛，老子曾经也要过别人的腿。
我伤口刚好，在床上实在呆不下去，就偷偷跳出门楼，一个人跳到巷子尾去。我跳得极快，看起来很轻松，仿佛我的右腿早就做好单枪匹马跳着走的准备了。它是那么的有力与壮硕。我跳到巷子尾时，看见了赵德民家还未起好的房子，那些红砖头砌起一半的墙头，其实正如一根断脚，戳向天空，无依无靠。
赵德民的儿子小枪子说他家的新房没建成完全是我给害的。这话不假。但我的左腿突然之间从我的身体里分隔出去也是被赵德民家起新房所害。这话也不假。
我突然很怀念我的左腿，一个劲地追问母亲，我的左腿呢？我的左腿到哪儿去了？母亲含泪，母亲扭头去看父亲。父亲在抽烟，父亲抽的烟是自卷的，烟雾浓，简直像个烟囱。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父亲说，埋了。我问埋在哪。他当时缄口不语。
我还是不改往日的顽皮性子，事实上我更变本加厉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和他们一样去干活了。我像个老头一样，整天只需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饭不但可以夹菜，母亲还准备了好菜给我夹。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出去拾牛粪了。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在村里跳来跳去。我学会了跳着走路，像一只猴子，逗着大伙又喜又怜。但我总不能这样跳着走路啊。母亲说我需要一个拐杖。
我知道拐杖是老头拿的，可我还是个九岁的小孩。
我说我不要拐杖，我要这样跳着走路。
母亲又哭了。自我出事后，母亲就学会了哭，总是无端端哭得惨兮兮的，仿佛她的身体里有着另一个人，那人一哭，把泪流在了母亲的脸上。我看不得母亲哭，如果说我的左腿是因为父亲而丢的，那就没必要让母亲来承担这个痛苦的后果。事实上，父亲和往常一样，至少我从他的表情未看出他有半点愧疚之意。
父亲说，不就是少了条腿嘛，但捡了条命啊，想当年我们在越南，到处都是手和腿，半截的，整条的，跟猪蹄子似的，漫山遍野。父亲抽着烟，一个人在门楼里自言自语。他一直喜欢自言自语，之前应该也有过一些听众，后来关于那场自卫战的破事也听腻了，没人愿意用耽搁谷物的时间来听父亲聊发当年勇。父亲不会因为没了听众就停止了述说，相反，他越来越能说，有时在门楼口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我半夜醒来大解，从耳房跳出来要到巷子里去，我的脚步快捷，像只活跃的青蛙，刚出耳房的门槛几步跳就蹿到了门楼上，差点一脚跳到了父亲的身上，结结实实地被吓了一跳。我啊了一声，“鬼”字含在嘴里没喊出来。父亲倒先骂了起来，独脚崽，你没长眼睛啊？
父亲喊我独脚崽，其实没有半点恶意，我们村里的人说话都这样，一只眼睛的就直接叫独眼龙。而我只有一只脚，这是千金不改的事实。
我说我要拉屎。
父亲说，要是在战场上，子弹可容不得你拉尿拉屎。
我没空理会父亲，继续往巷子里跳。没跳出几步，突然飞了起来。正惊喜，却发现是父亲从身后把我抱了起来。父亲抱着他的独脚儿子蹲在巷子边上，单手扯开我的裤子。我已经大急，屎粪都逼到肛门边上了，我一用力，哗啦啦砸了一地。那夜星空灿烂，像是母亲刚刚洗过的细花上衣。星星压在村庄上头，感觉比其它夜晚要低矮一些，它们在热闹，像是赶一场不容错过的集。相比之下，它们底下的村庄则是阒寂的、无聊的，唯有远处几只无家可归的狗，和父亲的自言自语，成了那个夜里村庄仅有能显示生命的迹象。
父亲问我好了没有。
我躺在父亲的手里感觉舒适，我说还没有。
父亲说，那年，就因为一泡屎，我捡回了一条命，他却失去了一条腿。
关于父亲战场上的那些事，我其实知道得不多，不多的原因是我没去听父亲说起，尽管他说了很多遍。但关于这一泡屎的故事，父亲从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起，唯独抱着我拉屎时，他说了，声音和当晚的夜色一样柔郁。
父亲说，当时双方战得正酣，在一个山头的两侧，摆阵激战。夺下一个山头就等于夺下战争胜利的一大步，那是很重要的一次交战，双方都不敢有半点大意。
我可以想象那种枪林弹雨的场景――我从镇卫生院回来之后，父亲连续请了好几夜电影来巷口放，毫无疑问放的都是战争片，黑白的，画面还不时打着叉叉那种。这样的电影村里没几个人喜欢看。我也不喜欢，但父亲抱着我，我不得不看。我看那些打斗场景竟很过瘾，恨不得自己也参与其中，架着机关枪跳着冲向敌人的暗堡，就是被乱枪打死，也要站着摆动不少姿势才倒下，死都死得极其帅气――我说，不就和电影一样么？
“当然。”父亲一激动，差点松手，我险些跌落在自己的粪便上。“电影哪有现场那般激烈。”
“我当时负责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敌人在我眼前像割稻子一样，一排排往两边倒。打得正酣，该死的，突然内急了，想拉屎，许是吃了变质的食物。怎么办？太急了，要是拉到了裤子里，那多丢人，吓得尿裤子已经够窝囊，竟然连屎都拉下来了，那怎么行呢？”
――我的父亲看见山谷上空有一只鹰在盘旋。当一只鹰多好，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自由自在。父亲实在憋不住，他把机枪丢到一边，身边一个人以为父亲中弹了，忙接过父亲的机枪，继续扫射。父亲说，我认识他，他是个东北佬，喜欢吃大葱，睡在一起时满口臭味。不过那一刻，父亲对他充满了感激。父亲趁机爬进荒草深处，解开裤子大解。隔着层层野草，仿佛两个世界。父亲颇有感慨，连大解都要提心吊胆的年代，实在可怖。
父亲举头望天，那只鹰还在，它似乎窥视到了父亲的秘密。它突然惨叫一声，垂直栽了下来，噗的一声落在山腰一处岩石上面。它中弹了。几乎是在同时，空中拖起一串“吁”声，越拖越近，越拖越近……炸弹。我的父亲扑倒在自己的粪便上面，接着一声巨响，嘭的一声。父亲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足足过了好大一会，耳根开始清晰，有人呐喊，有人呻吟。父亲站起，硝烟还未散尽。父亲看见那扛机枪的位置上，东北佬趴在上面，他的左腿已经不见了，肉、血，和骨头碎渣，满地都是……
父亲回到村庄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满面胡须，满身伤疤，他一身戎装已经脱下，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张书记特意为父亲摆了接尘酒席，当晚全村人喝得酩酊大醉。气氛正好时，张书记举杯问我的父亲，你现在最想要什么，跟我说，不，跟咱党说。父亲想都没想，说，老婆。村人大笑。
张书记没有食言，他真的为我父亲找到了老婆。我的母亲当时才二十八岁，漂亮，是镇剧团退下来的花旦。父亲看到母亲的第一眼，当即表示怀疑，父亲说，不可能吧。张书记在一边眨眼，把父亲拉到门外，张书记说，才两个月，没有人看得出来。父亲不笨，一下明白了张书记的意思。他问，谁的？张书记白眼一翻，操，知道是谁的，还轮到你小子头上。
从此，父亲默默无闻，耕地，生育，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我的母亲的肚子里捣弄出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生到第七个女儿时，母亲绝望了，母亲颤抖着身子，哭着对接生婆喊，丢了，把她给我丢了。接生婆把我的七姐抱给我的父亲，说，该认命。这三个字重若千斤，几乎就要把我父亲压垮。父亲在村人面前实在抬不起头，有一次半仙老于给父亲算了一卦，说父亲生平杀孽太重，这辈子注定无子嗣啊。父亲怎么说也是个军人，不会相信半仙老于的鬼话，再说老于还不是看在父亲连续生了七个女儿的份上，才乘虚而入信口雌黄的。半仙老于这人真可恶，父亲本想给他一拳头的，想想还是算了，拂手离去。
父亲也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他那射出去的子弹不会回头来向他报告。战场上，死尸横陈，哪一具是自己的子弹射中的，谁知道，子弹本身也不清楚。但父亲却记住了那条左腿，那条左腿力大无比，总是时不时踢父亲一脚。父亲一个趔趄，满头大汗，他终于确信，自己是杀了人的，至少是害死人的，至少是毁了一条活蹦乱跳的腿的。那条腿血淋淋、雄赳赳，时刻以踢人的姿势出现在父亲的眼前。
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站着撒尿，我的小鸡鸡承担着父亲一生的梦想。父亲表面平静，心里头早就大呼一口气了。那个为我母亲接了八次生的接生婆，那会高兴得像是自己生了个儿子似的，这些年，她也有压力，老是接女儿，对她的声誉大有影响。而我的母亲喜极而泣，她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女人的耻辱和忍耐，在那一刻，得以全部释放，何止是心头放下大石，简直就是搬下来了一座山。母亲生了我之后，整个人就懈怠了，颇有一生业绩大功告成的意味，凡事闲淡对之，慵懒处之。坐月子期间，母亲不吃大鱼大肉，乌鸡鱼肚也不吃，她刁着口，要吃十月荔枝三月芝麻八月西瓜――我的大姐已经十岁，十岁的大姐把身下的六个妹妹安排得妥妥当当，该玩的玩去，该坐的坐着，该爬的让她爬，该抱的自己抱。我的大姐一生操劳，从十岁起就开始扮演母亲的角色。我满月后，母亲更是撒手不管，由我大姐带着，自己则村里各家各户跑，打牌说话，心情轻松，像个阔太太，张书记的老婆都没她风光。
父亲对大姐颇为疼爱，大姐后来远嫁他乡，父亲嘱咐我们姐弟七人一定要轮着去做客，别让人家婆家看不起。大姐出嫁一年后，我的左腿就没了。大姐得知消息后，一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她怪父亲母亲没好好待我，咱家就这么一丝血脉。
我确实没得到父亲的优待，从小，父亲说我命贱，连给我取的名都贱得要死，叫头钉。父亲其实不是不在乎我这么一丝血脉，他只是隐藏真实，制造粗枝大叶的假象，是为了让村里人知道，他毕竟是穿过军装上过战场的人，他觉悟高，他不在乎。可当父亲粗枝大叶之时，村人在角落里也压低声音窃笑，说，人家七星伴月，他七月伴星，只怕这星光闪着闪着，还闪歇了。
――我的左腿根部只剩下一坨肉球，柔软、细腻、光滑，梦里握着肉球睡去，我以为是握着母亲的奶子。我甚至梦见，我一手握着母亲的奶子，一手提着自己的左腿，跳着，在一片野地里跳着。突然，我的左腿不见了，而母亲的奶子还在，母亲的身体连在她的奶子上面，被我提着，轻飘飘，像是一个纸糊而成的女人。
我的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她彻底懵了，她开始坚信命数。她偷偷去问半仙老于，半仙老于得意得很，说，我早有言在先，无解，无救……母亲哭着哀求，可否保住性命？半仙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是命。”末了，才加一句，“十五岁时再有一劫。”
那些年，村里突然空出好多山地无人要，听说外面的城市赚钱容易，都纷纷走了，大包小包，往外背，寄回家的，只是一张张纸。父亲却不让我二姐三姐几个出去。那时村里的女孩大多进城当保姆。父亲不愿意。母亲因此和父亲吵得不行，曾偷偷把二姐托人带走。父亲知道，自己进城把二姐从那户人家家里带了回来。
父亲找到张书记，承包下了村东整片的山地，种起了荔枝。父亲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的荔枝园里，把每一棵荔枝都当儿女看待。荔枝枝叶茂盛，几乎把村庄东面的阳光给挡了下来。父亲每天用板车把我拉到荔枝园里，放我在园里耍，自己去干活。我在园里跳来跳去，我说，你看看，我跳得多快。父亲抬头看着我，哈哈大笑，他说，你跳吧跳吧，这个园里，有本事你从东头跳到西头。
我真的从东头跳到西头，每天如此。我的右腿肌肉发达，绷紧如弦，那些肉块，硬邦邦的，掐都掐不进去。我感觉我长了一条铁一样的右腿。如果我的左腿不断，是不是也会和右腿一样强壮有力呢。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有两条腿，我就不可以跳着走路了。我喜欢跳着走路，至少在我十五岁之前，我真心地喜欢着蹦跳的姿势。我用一条腿蹦跳，结果比青蛙的四条腿蹦得还要远、还要掷地有声。从跃起到落下，右脚后跟抓起的一撮沙土被扬到空中还未如数落下，我却已经在另一个位置里落地了，我稳稳当当地一脚着地，如一根竹桩被父亲敲打进土地里去。我不曾趔趄，我在大地上站得比谁都要稳当、坚毅。十五岁之前，我总感觉一个人最理想的行走状态应该是跳着前进，那样才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虚假不了。
母亲看我那样跳来跳去，自然心痛，她曾为了我弄出各种材料的拐杖，有钢管条儿，楝树根子，可我都不要，不是我不需要，确实有个拐杖我可以舒适很多，但我赌气。我从小就是一个赌气的孩子。我说了不要，我就永远不会要了，否则就没了脸面。这点我和我父亲极为相似，类似一个军人的尊严。可我不是军人，我父亲才是。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一个军人的儿子。我虽然只有一条腿，我还是军人的儿子，这点在我们整个村里，我注定独一无二。
见我这样，父亲暗里欣喜，他把我扔到一边的拐杖都捡起来，能当柴火的当柴火扔进了灶膛口，不能烧的就找个地方倚了起来。父亲很赞赏我不用拐杖的毅力。他总是看着我，眼神直直的，像是瞄准着他的敌人――当然也可能是朋友。他笑了一下，然后说，好样的，不就是一条腿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每年六月，父亲的荔枝园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那一片红色，海一样环抱着村庄，压得村人喘不过气来。村人对父亲的妒忌正是从满山坡的红荔枝开始的。凭什么父亲可以得到那么一片土地，凭什么父亲不用他的女儿出去打工，也可以养活一个大家庭？这话最后当然传到了张书记那里。
张书记不止一次找我父亲聊天，每一次都旁顾左右言其他，当然也作了一些暗示，比如问父亲，村后的那片地承包了多少年了？张书记不敢直接要回土地，是因为当初那片荒地真的没人要，如果不是我父亲要，谁会要，那时全村的人都恨不得远走高飞。可后来，有人回来了。他们一回来就看见父亲满山坡的荔枝林。他们落下辛酸的泪，他们问，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凭什么？
可是父亲自有他对付张书记的方法。父亲总是说起战场。
战场多残酷啊。你看见过没有？张书记。
张书记抽着我父亲敬上的烟，一脸苦笑，说，没有，我怎么能见到，不过电影里倒是有。
可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子弹、尸体、血、肠子，还有断了的大腿……
说起大腿，我的父亲特意看了我一眼。张书记也跟着看了我一眼，而且他和我父亲不一样，我父亲看的是我的眼睛，他从不多看我那缺席的左腿――张书记却直愣愣地往我消失了的左腿看。他的眼神带着刀。我无法读懂那一眼包含有什么样的感情。但那一眼让我感到了难受。
从此，我的父亲和张书记闹得关系很僵。父亲每晚去荔枝园都要藏一把刀在腰间。我知道父亲在面临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一点都不亚于当年的枪林弹雨。我提出要跟父亲一起去守荔枝园，父亲不让，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明显在无声地叹气。我开始意识到，我失去一条大腿跟多长一条大腿是一样，我不正常。我是个不正常的人。我残疾。作为村里的一个人，我少了一条腿。而即使是村里的一头猪一头牛一只鸭子一只鸡一只鹅，它们都还是以健全的身体生存在村庄里的。
我越来越敏感人们谈及我的左腿，而我越是敏感，人们谈起的兴致似乎越高涨。即使不谈起我的腿，他们也乐意谈起猪的腿、牛的腿、鸭的腿、鸡的腿、鹅的腿――他们甚至连桌子和椅子的腿都饶有兴致地谈一谈。村庄里有腿的东西遍地都是，那些腿本来和我扯不上关系，此刻却带有无情的暗示，揭露了我身体上暴露在外却又极力隐藏的缺陷。有时还真不是我多心，本来几人把话说得好好的，看我凑近了，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都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做出做错事说错话的样子，脸上的表情也极具意味。那些表情仿佛长了手，纷纷往我的身上爬，瞬间就拔光了我肉面上的皮――出于同情，他们会沉默上好一阵子，仿佛约好了一般。这样有意的沉默其实带着驱逐的力量。我不得不离开。我越来越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恨不得自己占有一个村庄。有时候，我又自己为难自己，突然看见屋里的椅子，四脚都健在，稳稳当当地立在地板上，我也会悲从中来，心情坏到极点，哭喊着，举手捶打左腿上残留的肉球，然后站起来，跳过去，把椅子提起，甩出天井，摔个支离破碎。
那年我已经十五岁。
我十五岁那年，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开始渴望一根拐杖。母亲在这一年里突然警觉起来，她的眼睛总是跟着我的身体走，我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她不允许我出门。事实上我一改往年的顽皮，我变得沉默。我喜欢呆在家里，不出家门一步，我害怕众人的目光。那年，母亲其实已经忙碌起来了，我身边的几个姐姐都嫁了出去，她们一走，就把家里的活儿都留了下来，扔给了母亲。母亲却无心干活，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母亲牢记住了半仙老于的一句话，十五岁的我必遭一难。
事实上我的难还未到，我家的难倒是先到一步。那晚，父亲巡了荔枝园，蹲在守园寮上看着月色下的荔枝园，那些红色的果实在月光的浸泡下，竟发出一种寒光，在夏夜里很是抚慰人的眼睛。父亲连续抽了几根烟，睡之前他确定已经把烟嘴巴踩灭在脚板下。然而睡到半夜，大火把父亲烤醒了。父亲以为深陷梦里，一时回不过神来。父亲跳下守园寮，一头钻下旁边的一条小溪，捧起凉水往自己的脸上浇。父亲彻底醒了过来。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完了”。火势大得出奇，像是被人浇了油，火舌子蹿到天空十几米高，像个巨人，把父亲压在底下，满脸通红。那晚不但是父亲满脸通红，整个天空都红了，仿佛整个天空都挂满了熟透了的荔枝。
大火足足烧了两天两夜，期间张书记组织过村人救火，却被父亲拦了下来。父亲说，让它们烧吧，劈里啪啦，听起来像音乐不是。张书记哼哼呵呵一阵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垂着头走了。看热闹来的村人见满园的荔枝都已经烧焦，连吃一颗的机会都没有，也陆续走了。只留我们一家人。母亲哭过之后，却出奇地冷静，母亲一直坚信那火不是凭空烧起来的，一定是人放的。父亲则把腰间藏着的刀扔进了大火之中，唤我们姐弟一起回家。
不久，张书记又来到我家，和父亲商量荔枝园的事。父亲这次显得爽快。他说，拿去吧，我不要了。张书记笑得牙都差点掉了，他说，这就对了嘛。
失去了荔枝园，我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黑暗。父亲更加热衷于生活在回忆里，有时正吃着饭，他突然把餐桌一掀，对我们喊：卧倒，快卧倒。然后自己趴在了地上，双手抱头，一动不动。我们都惊呆在一边，看着父亲身体紧贴大地。一会，父亲才爬了起来，说刚才战机从空中飞过，炸弹像鞭炮一样排着两行掉落下来呢。更有甚者，父亲半夜起来，把我抱了起来，然后绕着天井和门楼跑一圈，绕回母亲面前，父亲气喘吁吁，他说，医生，他的左腿断了，都是我给害的，我要不是去大解，左腿断的是我，不是他……
我问母亲，父亲怎么啦？
母亲左右看了一下，确定没人趴在我家窗户偷听，才压低声音说，你爸这里出问题。母亲一手指着脑袋。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大气不敢发，除了叫唤吃饭干活，我们不说一句话。而父亲“这里出问题”的事更是不敢向外泄露一点消息。我们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却更像是生存在一个孤岛上，四面茫茫，不仅是深不可测的海水，水下还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为了抵制身外的危险，我们只能抱在一起，团结一致。
只是我们管不住父亲，父亲的脑子问题是间歇性的，他正常的时候比张书记还要正常。他穿戴整齐，棉裤都要熨出两道折痕才肯穿着出门。他有一件白色的衬衫，干活时不穿，只有出去闲走时才穿上，衬衫的袋子上总别着一支钢笔，那是他退伍后带回来的，其实已经多年不用，坏了，浑身在脱色。父亲的钢笔谁也不能动，我十岁那年上学，父亲只用它给我写过一次名字，然后就收起来，从此再没让我碰过。
大多时候父亲衣冠齐整，像个干部，背着手儿来到巷口溜达。巷口有几人围在一起抽烟，说着年末缴公粮的事。公粮的事并不是普通老百姓会去谈论的，能在屋外讨论公粮的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自认也是有脸面的人物。想当年退伍下来，上面是承诺给个村长的，后来父亲光顾着张书记给其张罗婚事了，竟把村长的事给忘到一边。父亲一忘，张书记也没再提起。不过即使不当村长，父亲也是个大人物，他是村里唯一当过兵的，上过战场的，杀过人的。父亲觉得完全有资格参与他们的谈论。父亲故意咳嗽几声，背着手凑了过去。那几人看见父亲来了，正说着的话题戛然而止，像是露天电影突然歇了发电机。他们看着父亲，轻蔑地笑着。他们接着抽烟，也不给父亲发一根。父亲站了半会，感觉没趣，自己掏出烟来抽。父亲终于问，说个么事？没事。他们异口同声，笑了笑，散开了。父亲一人呆在原地，他突然把烟扔到地上，大声喊，你们这帮小兵，你们的枪呢？――我父亲那里又出现问题了。
小枪子说：“嘿，你爸是个疯子。”
我扑了过去，我说你爸才是疯子。我允许人们说我独脚，就是不允许他们说我父亲是个疯子。可我打不过人家，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父亲出问题的时间总比不出问题的时间长。我十五岁那年，他几乎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出问题。好在这一年我受伤无数，最终还是平安度过。母亲在这点上颇感欣慰，认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十五岁过后，我到外乡读初中。我竟然学会了一只脚骑单车，每天往返在路上。我最早一个到达学校，最后一个离开，我争取在同学们眼中永远是坐在书桌前的姿势。尽管如此，小枪子仍与我过不去――他和我读一个班级。
小枪子总是在我最安静的时候，抓住机会向同学们宣布，我的左腿是被他父亲开着拖拉机碾断的，那天他父亲的拖拉机还满载砖头。小枪子继续说：“他爸，当年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吓傻了，被赶回来，还整天白衬衫背着手溜达，以为多牛逼，原来脑子有问题，哈哈……”
我费了好长一段时间磨了一把利刀，我没有像父亲那样藏在腰间，我需要跳着走路，腰间藏不住一把刀。我把它刀藏在我的书包里，每一次出门，我总能听到刀子在我的书包里发出悦耳的声响，这时候我才能心安，书包里的刀仿佛也长成了一条坚毅的左腿。
我想用我的左腿踢小枪子一脚。就像父亲时刻所面临的那条血淋淋、雄赳赳的左腿。
我的手在书包里握出了血，那真是一把足够锋利的刀。
责任编辑 林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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