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北京市资料，引入社会流动、阶层意识和政治参与三个变量或属性，探讨北京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其社会属性变迁和分化的情况。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在社会流动上体现出较强的“继承”性，在阶层意识上体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认同性，在政治参与上，与十年前相比有更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度，体现出“多元统一”的特征。
【关 键 词】社会流动 政治参与 阶层意识 私营企业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不同群体的分化和变迁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北京市处于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企业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集约化、高端性等特征，加之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差异，私营企业发展轨迹和状况呈现鲜明特征。以往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研究从对象上看，大多将其融入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即作为一种阶层类别进行总体研究，单独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利用2008年-2010年间北京市私营企业调查的相关资料①，引入社会流动、阶层意识与政治参与等阶层属性或变量，对北京市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分析，探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结构分化与相关阶层属性之间关系，以及三个阶层属性各自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几个社会属性的理论和研究思路
（一）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位置的变化，包括上升的和下降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体表现，分析社会流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构，可以审视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李春玲，2005）。长期以来，在社会流动的研究和测量上，有着成熟的方法和思路，以社会分层的角度，包括经济的、社会地位的、权力的、声望的等，以流动的范围看，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由于在科层制的社会组织体系中，社会地位与职业建立起强烈的联系，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大多重视职业地位的变迁，以此为起点，考察个人或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发现社会流动的规律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稳定的社会体系中，流动的机制是稳定和有秩序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流动的常规机制被破坏，原有的鼓励或限制社会成员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被破坏，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迁快速、迅猛，社会秩序重新建立后，社会结构重新稳定固化，社会剧烈变迁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阶层意识
在传统阶级理论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中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基于个人主义盛行下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人们更加关注与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等相关的个人利益、当下情感的表达，传统的阶级或阶层意识无法成为新时代的“行动纲领”（Clark & Lipset，1996；Eyerman，1992；Haferkamp & Smelser，1992；转引自李春玲，2007）。阶层是分化的社会群体，不同群体之间没有对立的利益关系。阶层意识是属于一定社会阶层的人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和认知，是不同阶层的自我认同和区别。阶层意识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对其测量无疑属于主观态度测量的范畴，从对本阶层以及与其他阶层关系的认识程度上，阶层意识是可度量的，分为冲突的、认同的和模糊的（陈占江，2007）。冲突的阶层意识接近于阶级意识，对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的强烈认同，认为本阶层与其它阶层存在根本利益的对立关系；认同的阶层意识是对本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其他阶层界限鲜明又稳定共处；模糊的阶层意识则对本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认识模糊，出于阶层意识的形成阶段。
（三）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通常认为，社会团体或个人能够以多种方式表达和实施政治意图，政治学通常将其作为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分析体制与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主要考察其表现形式、程度和影响因素。帕里（G.Parry）用方式、程度和质量作为测量政治参与状况和水平的维度，不同社会的人或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参与的方式不同，参与程度包括政治参与的人数和频率，参与质量是指政治参与的社会效果，上述框架成为研究政治参与的重要理论。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拉什（M.Rush）提出个人和政治共同体政治参与的不同等级，由高到低，即担任政治职务的、寻求政治职务的、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政治集会等活动、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参与非正式的政治讨论、选举投票。选举投票被视为“暂时行为”，而（准）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党和各种利益集团，在建立政治体制和秩序的社会中，其成员通过加入上述组织来表达立场，维护个人、团体利益，实现政治参与，因此组织的参与性也成为评价的重要要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个人态度和组织的参与性是考察政治参与的两个主要指标。在政治参与影响因素上，缪巴斯（L. Milbrath）和戈尔（M.Goel）认为,政治刺激、个性特征、政治环境和个人拥有的技能、资源和信仰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四个重要变量，其中政治刺激是指参与的诱发因素，比如参与讨论和煽动、了解相关信息等，其他概念相对容易理解。
二、变量设计与分析
本研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客观分层用个人或企业上年度收入、教育程度、参与各类组织、之前的就业单位和职业职务等变量测量，以更好的揭示这些变量与社会流动、阶层意识和政治参与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三个概念进行操作化不仅是统计分析所需，也具有较强的分析价值，即，不同的概念层次构成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深度剖析的概念基础，分化的程度在不同的类别中是不同的，能够更加精准的对私营企业主的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予以揭示和解释。就研究样本来说，从样本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职工数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其分布近似正态分布，企业经营状况和规模是随机分布的。
（一）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对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主要通过考察被访私营企业主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和职务进行考察。倪志伟(Victor Nee)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的转化机制有过深刻的论述，其中存在较大争论的是对转型之后原有的权力精英是否衰落的判断，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有的权力因素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难以发挥计划经济中的作用，权力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力下降；相反，更多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原有的权力因素不会衰落，权力精英在市场经济体制依然大有可为，权力因素依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边燕杰，2002）。
表1和表2显示了受访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的就业单位类型和担任职务，如表1所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业主们之前主要的就业单位，比例分别达到了23.4%、31.4%和17.5%。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来自原有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单位，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市场主体多元化密切相关，各行各业的人投身商海，尤其是国有和集体单位工作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另一方面，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在实现身份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下更容易成功，而农村、个体户和其它类型企业工作人员在私营企业主中所占比重较低，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吻合。
表1显示了私营企业主在经商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路径依赖的特征，如果探讨受访者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职业则更能对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流动轨迹进行细致剖析，同时也能再次验证社会转型时期中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之间的变迁和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党政事业单位中的“一般干部”和“科级干部”的比例最高，达到全部受访业主的20.5%，而行政级别更高（县处级及以上）和一般的技术人员的比例相比较低，前者政治级别高，不会轻易放弃已有政治和社会地位，后者在市场经济中博弈能力稍差。在国有企业，“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以及“职员和工人”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成以上，各个职业职务的工作人员比例均较高，这与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市场经济下国企效益下滑密切相关，很多人另谋生路。因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资源更丰富的单位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有较强的博弈能
（二）阶层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问卷中对阶层意识的考察主要指对本阶层边界的认同，即考察被访私营企业主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位置，将社会位置细化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声望，表2取平均值然后进行排序。如表2所示，86.8%的受访业主认为自己处在社会位置的上层，这远远高于以往的相关研究，另外有10.2%的业主放弃选择
根据已有研究经验，将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政治参与状况作为自变量，将阶层认同和意识变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整体有一定解释力，回归解释的方差值为64.5，显著性系数为0.014。从多元回归统计量表表3可以看到，“属于哪一级人大代表”“属于哪一级政协委员”两个变量的解释力较强，显著系数分别达到0.012和0.042。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历来是非公企业主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常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所属企业本行业有较强的代表性，他们的参政议政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本行业或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这正是阶层认同和意识的直接体现，因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阶层认同感更强也不足为奇了。
此外，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三个变量对阶层认同和意识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弱，显著系数普遍高于0.3。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的高低并未对私营企业主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认识有所差异，而之前在党政机关、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单位就业的显著性系数分别是0.594、0.923和0.876，以往的就业单位类型对阶层意识影响不显著。
Dependent Variable: 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您认为自己在下列社会阶梯上处在什么位置？
具体到业主的阶层意识，在与私营企业主的个案访谈中，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思想状态呈现出基本统一基础上的多元化。丰富的社会阅历、专业知识等使其思维开放，各种思想观念交叉碰撞，思想状态活跃和多元化。总体而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同时，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支持和期待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们表现出多元化的判断。有的认为是改革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有的认为党和政府有必要提升治理的理性化、开放化程度；有的认为不同利益群体需要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在此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协调。
2.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要关注点和立足点是企业的发展，呈现出较多元的利益诉求。私营企业主分布在不同的行业、领域，或从事高新技术产业、或从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高级雇员。这个群体在利益诉求上并不是统一的，在产业扶持、税收政策、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一面；在政治参与方面的理性化程度较高，希望为自身所处的行业和企业征得优势资源。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整合意识较为一致，都希望淡化“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分观念，获得从业稳定性和社会认可度。
3.代际差异有待关注。当前的私营企业主年龄分布以40岁左右为主，其后辈在知识结构上进一步完善、视野更加开阔、观念更为多元，从业的行业和企业在经历了改革之初的筹建和近些年的扩张之后，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格局。在关注已经成长起来的成功人士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和引导这个群体的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
可以发现，当前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共同意识，但难以上升到阶层意识的高度。这可以借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探讨，在马克思等人探讨阶级意识产生的时候，学者们提出阶级意识的形成主要包括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我国均不存在。此外，结合已有研究和国内现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原因还包括：一是同一阶层的人在内部分化较为严重，阶层内部的划分与以职业为维度的“小圈子”产生交叉，进一步影响了阶层意识的形成。二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为取向的集体无意识，取代集体意识的形成。三是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难以提供其阶层意识形成和固化的环境和条件。
（三）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测度主要包括参加政党等社会组织的情况、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担当情况。根据经验判断，企业经营规模与政治参与之间应该存在相关性，这一假设也通过数据表现出来，将“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收入”与“是否是政协委员以及级别”交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关系显著，尤其是经营规模较大，对地方税收贡献较大的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的渠道和机会更多，比如从事房地产、建筑行业、机械制造等民营企业，更容易担任级别更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与个案访谈中很多中小规模业主反映的情况类似。
在进一步研究中，同时引入了教育程度、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两个变量，与政治参与变量进行交互分析。这也符合以往相关研究中对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归纳和总结。将“属于哪一级政协委员”、“教育程度”、“目前参加了哪些组织”交互分类显示，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等政党，与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比例关系不大，虽然有占被访私营企业主超过3成的中共和民主党派党员，担任各个级别的政协委员，这体现了在当前政治体制下，党员的身份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标准和条件，参加政党和担任政协委员两者是高度一致的。但同样有占被访私营企业主超过3成的无党派和无党群组织人士担任各级政协委员。之所以担任政协委员的比例如此之高，主要是本研究样本选取是通过固定渠道实施的，样本政治参与尤其是政协委员担当状况要好于一般的私营企业主，这是本研究必须要说明的地方，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之间未显示出更强的关联性，担任各级别政协委员的私营企业主的学历普遍不高，基本是在高中及其以下，这与西方社会中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比如教育程度被认为是熟悉政治参与程序和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这在本次研究中并未体现出来，一是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很多成功的企业经营者都在市场和社会中历练出来，这从企业从事的主要业务也能体现出来，传统的和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所占比重较大，二是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关，工作经历和经验，而非教育程度在政治领域内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体现了参政议政的资格和选拔机制的问题，很多私营企业主认为需要有完善的指标进行选拔，以保证参政议政的代表性以及提案、议案的可操作性和质量，如某医疗集团总裁就认为：“坦率的讲我还是有点政治头脑，我可能是会自己寻找自己的组织，但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参政议政，不知道的话也可能积极主动性，因此我们往往看到的这些人可能并不是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力量的，可能除了自愿加入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来筛选和发现她，应该能够建立一个系统去做这个事情。”
提案的质量实际也体现了参政议政的效果如何，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能否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合理的议案得到有效的采纳、实施。目前来看，情况不尽如意，很多提案都石沉大海，参政议政效果不明显。如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就提出：“比较明显的感觉使你可以说话，但是你说话的用途基本上在重大的问题上不是太发挥作用，因为我在市里提过很多提案，什么提案能发挥作用呢，少垃圾桶什么的起作用，大事基本上不管用，或者找一个人跟你说这个事情我们正在关注，感谢您的提案，就没下文了，总体上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二是提案本身的质量问题，吸收各个阶层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能否更有效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需要高质量的提案予以保证，只有切合实际、方法科学、行之有效的提案才更有可能被采纳。目前的提案质量大多良莠不齐，正如某绿色产业集团总裁所言：“参政议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保证提案的质量。为什么不能形成实际的推动力。一个个人除非很专业，不然你提的问题，主管部门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早研究过了，这种建议的专业性差、科学性差、可操作性差。”
通过个案访谈我们还发现，目前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渠道仍然不宽，参政议政效果不明显。私营企业主们普遍反映，由于身处“体制外”，缺乏一个宽阔的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主要通过行业协会、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等机构的桥梁作用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之中。一方面，这些组织和业主的联系方式较为松散，同时，这些组织提供的名额和机会也有一定的规定。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多的参政议政渠道和机会。除了参与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之外，私营企业主们还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比如，能及时了解政府的公开文件和政策、通过专家顾问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参加行业内或者各行业共同参与的培训班等等。
注释：
①主要包括两部分资料，一是2008年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中的资料，其中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7份，调查以2007年底作为统计时点，在2008年上半年实施，《2008年第八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详细介绍了这次调查的结果。二是2010年上半年完成的对北京市60余名私营企业主的访谈形成的文字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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