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羽论诗个性极其鲜明，其观点、立场以及语气和口吻等均体现出强烈的自信。原因有三：一是他自幼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尚奇节而不拘一格；二是宋朝的理学与禅宗尤其是心性之学对他诗学观的渗透；三是其求学过程中承续了老师的精神气质。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也极其鲜明，他推崇兴感神会、无迹可求、含蓄蕴藉的诗风，其兴趣说、妙悟说、熟参说等都充溢着一种迷离、玄妙和神秘的色彩。这是对古代文论诗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和其论诗的自信气质、诗学观的本质息息相通。
关键词：严羽；论诗；自信气质；主观精神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117－06
《沧浪诗话》是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诗话著作，反映出严羽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宝贵的探索精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该书在众多诗话中脱颖而出，不仅开启了明清“神韵”说、“格调”说和“性灵”说，成为诸多理论家立论的基石和效法的经典，并且在问世后的数百年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导致钱谦益、冯班等人的激烈批判和猛烈攻击，可谓历经磨难，命运多舛。因存在一些稍显武断甚至过激的看法，以及部分并未明确的概念、观点等，《沧浪诗话》具有极大的阐发空间，使之历来备受关注并引起诸多争议，时至今日，这部颇有特色的诗话著作仍然引起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和广泛争鸣。笔者以为，《沧浪诗话》之所以能给历代读者留下鲜明而独特的深刻印象，原因不仅在于其诗学观点的思辨性和诗学体系的完整建构，更在于严羽论诗体现出的自信气质与主观精神，这二者是其著述的整体风格和综合表现。这里笔者结合严羽论诗所处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及其具体观点等，从心理学、人格学及话语表达的角度来进行剖析。
一
不论泛读还是研究《沧浪诗话》，我们都会深深感受到严羽论诗时那种自信气质。他绝不迷信权威，敢于大胆破除世俗陈腐之见，公然向那些广有影响甚至被尊为经典的理论观点提出挑战。在全书五篇中，严羽论述具体问题时所显示出的自信，似乎真理在握，无可挑剔；他批评文坛流弊时的姿态、口气，往往使论敌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体现出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
概括来说，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阐发具体观点时，他非常自信，绝不含混，显得把握十足。如在《答吴景仙书》中他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他确信自己的理论观点必将是空谷足音、不刊之论。不容置辩，这与传统儒家倡导做人、言行应保持谦卑之风是格格不入的。但从这种主观性的、非常自信的言辞来看，严羽的确是很外向和狂放的诗人理论家。
二是在他阐发观点时，在不同细微地方所使用的遣词、语气，也是非常自信的，绝不拖泥带水。且看：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
无需多引，仅从这几句中严羽使用的“须”、“惟”、“一味”、“乃为”等词汇绝不含糊来看，他的语气是极其肯定的自信。再如：
“……汉魏五言皆须熟读；……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一连数个“谓之”，以一种一泻千里的气势显示出对自己话语的确定不移。又如：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后人据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和语气口吻，标点用“!”是很恰当的。“惟”字显示出严羽对李杜诗风的极度推崇；而用双重否定――“非……不能……”，则把观点的唯一合法性推向了极致，也显示出很强的思辨性。
三是表现在批驳那些在他看来入门不正、立志不高者所显示出的不屑一顾：“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之不悟也。”这种论述还有很多。许志刚先生认为：“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式的论述，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理论观点的斩钉截铁式的阐述。”“他每下断言，给人以不容置疑，无可商量的感觉。”他坚信自己理论的深刻与正确：“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嗍其言外之意是只有那些艺术修养极高的诗人和理论家才能和我对话，即便是李白、杜甫仍在，也无法改变我的思想和观点!
二
严羽何以在《沧浪诗话》中能自始至终保持这种自信?或者说，这位诗人理论家何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学术自信?我认为，严羽话语表述和理论建构所体现的强烈自信，与其个性基因及文化培育密不可分。
从许志刚先生根据严羽全部诗歌勾勒出的严羽生平年谱与人生轨迹来看，严羽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就有一种“少小尚奇节”的个性。他深受纵横家的影响，自谓：“平生错负纵横策。”求学时就不单纯满足于跟老师学习科举考试的枯燥内容。他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喜欢战国时代纵横家著述。他学习剑术，经常佩剑在身，一身英风剑气。正是纵横家的思想和喜好赋予严羽自幼“尚奇节”而自信有为的独特气质。此后无论是在社会交往、朋友聚会中，还是诗歌创作与学术切磋中，甚至在人生道路的辗转和拼搏进取中，严羽的个性都是非常鲜明和突出的，都表现出强烈的自信。他性格豪爽、慷慨，不拘小节，具有“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和风流倜傥的特点，严羽的这种性格特征必然会体现在其生活交友以及诗论和创作中，成为他学术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横家思想对少年和青年时期的严羽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奠定了他一生创作、论诗和做人的基本底色：一身英风剑气，不懈地追求着人生的理想，以张扬的个性，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严羽的这种自信气质还来自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启发与熏陶。应该说，佛教和儒学因各自理论主张的不同和修炼方式的差异，对人心灵的熏陶和人格的构建是不同的。儒家文化讲究持之以恒的修身，要克己复礼，而禅宗在论道、求悟时往往巧斗机锋，妙参公案，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权威可言的，是近乎对权威崇拜的解构。谁参透了禅机，谁就是悟道的高僧或佛法的传人。从严羽对临济宗的推崇，我们可以看到严羽与临济宗在思想深处的联系。而此派之掌门人义玄公然提出，具备大善的僧人要敢于毁佛毁祖，指陈天下是非，还要敢于排斥三藏教。应该说，这在中国千余年信奉权威的社会中，是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这种敢于反抗传统的思想对于严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与严羽善于独立思考和求新的气质相吻合的。
不单这种外部文化环境给严羽思想以深刻影响，他求学过程中从老师身上获取的精神气质也许更为直接。据载，严羽“尝问学于克堂包公”(朱霞《严羽传》)，包扬是严羽的老师，曾先后师从陆象山和朱熹。 在他进入朱熹门下前，曾对朱熹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竞公然指责这位儒学大师只知“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他进入朱熹门下后编辑老师语录时，又把自己平时常说的“书为溺心之大井”一句，作为朱熹的话混入“饶后录”中。这里作为严羽的老师包扬身上至少有两点对严羽的思想气质和行文习惯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是包扬反对成为书袋子，不主张人成为“两脚书橱”。严羽论诗时针对江西诗派一味习古、拟古，从书中寻找典故获取法式的做法有观点鲜明的批判，强调作诗的“别才”、“别趣”，只不过他更加辩证罢了。二是老师在否定读书的言论中大胆地蔑视和否定权威，甚至把自己的话插入朱熹教诲中，这在当时是“大不敬”的。严羽长期在包扬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潜在的影响：即敢于叛逆和质疑，敢于彰显自己的个性，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哪怕被孤立和嘲讽也绝不动摇。我们从严羽论诗的风格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那种胜券在握、在论敌面前绝不萎缩、咄咄逼人的气势，感受到他对自己诗学观点的绝对自信。
在中国上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论诗中极度自信者，严羽并非第一人。早在魏晋六朝时期，钟嵘就是一个颇有自信心的文论家。在具体论述中，钟嵘对于自己的观点是坚定不移的，而在对自己诗学进行自我评价时却流露出一种谦恭之态：“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可见，钟嵘并不像严羽那样蔑视权威、咄咄逼人。严羽的绝对自信，不符合儒家讲究谦虚做人的传统，甚至让很多正人君子难以接受和认同。
不过，严羽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严肃思考基础上的学术坚守，是一个理论家希望自己观点得到社会传播和认可的正常心理。他主“妙悟”，倡“兴趣”，强烈认同盛唐“气象”的诗风，并不是随意的。他自幼广泛的阅读和广博见识，他对古代诗歌研读的深厚积累，正如他的好友戴复古所说“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对古往今来不同诗作的比较，对文学史的了如指掌，使他能够从中鉴别优劣，区分高低。他对诗歌创作的评价不是即兴之辞，总而言之，而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如对杜甫诗“杳杳东山携汉妓，泠泠修竹待王归”的质疑(他认为杜甫绝句常用对偶，推断“携汉妓”应为“携妓去”方能和“待王归”相配)，以及他对王安石编辑《百家诗选》选诗失当提出的尖锐批评，都是凭借着自己的悟性和理解，来进行考证和判断的，并没有提供学理性的证据。他推崇经典但绝不盲从和迷信，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兼学者应有的对学术观点和个性见解的坚持。这是一种宝贵的素养和难得的品质。
但问题是，强烈的自信是需要把握好“度”的，过之则成了自负和狂妄。严羽对于他认为是正确无疑、独一不二的诗学见解，是坚信不疑的。他的自信主要表现在理论构建而非创作实践上，论诗是他的长处，他有自信的气质，有开阔的视野，有独特的发现，他敢于发出石破天惊之语，也敢于公然对抗所谓权威和世俗；但就创作而言，他却流露出少有的谦虚之辞。在答复继叔吴陵时，他说：
“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
客观来说，严羽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取得与其诗论一样突出的成就，有很多拟古的痕迹，他在创作上的自我认识还是很清醒的。但在诗歌鉴赏上，他无疑是杰出的；在诗歌批评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话，是他真性情的坦率告白，是文如其人的真实流露。他没有丝毫的掩饰，显得真诚而率性。
三
自信气质是严羽学术个性的展现，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流露。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往往首先是鉴赏家，基于对作品文本的直观感受，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是一种即兴式的、感悟和直觉式的诗学观，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种感悟，充满诗性智慧，不乏真知灼见。这与清代讲究考据和小学的研究方式截然不同，也和当今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严密推理和论证的风气大异其趣。与严羽论诗体现出的自信气质相伴随的是其强烈的主观精神，有一种无须考证的玄妙和神秘。
这种主观精神首先表现在严羽论诗方式中。如上所引，他读杜甫诗时，只是凭借着自己的理解认为应当怎样，更多是对自己阅读经验和审美感悟的自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又如他对那些创作成就不如杜甫的前代诗人，就直截了当的凭借自己的理解来提出修改意见。如他认为谢眺的《新亭渚别范零陵》应由十句改为八句，删除了其中的七、八句后，“尤为浑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陆机、刘勰到司空图，从严羽再到叶燮等文艺理论大家，首先是基于诗人的身份，他们对诗作具有特殊的感受力和独特的审美发现，然后将一己之思“点铁成金”地上升为理论表述，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个光辉闪耀的浪花。这种文化环境下产生的诸多诗学理论――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到钟嵘的“诗味”说，从刘勰的“风骨”说再到殷瑶的“兴象”说等等，无不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主观色彩，这在严羽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此前历代诗人的诗作是了然于胸的，对一切符合他的“兴趣”、“妙悟”和“入神”等诗歌创作主张的诗作，大加赞赏；他对论敌江西诗派甚至四灵诗派的批驳也是以此为准则的。他希望言直道见，表现出“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的气概。
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不仅表现于论诗方式和操作层面上，也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诗学理论话语上，尤其是“兴趣”说与“妙悟”说。严羽反对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主张词、理、意、兴的融混合一，使诗歌具有一唱三叹的余韵。在他看来，作诗的关键在于敏锐的先天感受力，在于以“妙悟”为标准的对生活美和诗艺的把握。他追求以“兴趣”为主，以“妙悟”为主的诗的整体美、意境美，认为“盛唐诗人唯在兴趣”，即讲究运用形象描绘出作品中的诗情画意，读者能够从中感受体会到诗的某种韵味。其中，“兴”和“趣”在古代文论中常常单用，严羽在继承钟嵘和殷瑶诗学观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融合，但又有所扬弃和变革，使之成为诗学中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范畴。而他自己在创作中也非常注重诗歌兴趣、意境的营造。而“兴趣”、“妙悟”，都是极富主观意味的诗学观点。
对于“无迹可求”诗境的追求，严羽借鉴禅宗术语，以禅喻诗，提出妙悟、悟人说，即接受主体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反复品鉴、不断玩味而达到心领神会。但这并非严羽独创，江西诗派也谈及识、悟和致悟之法，不过二者着眼点不同，差异很大。两相对比，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更为强烈。江西诗派认为“学”而要“悟”：
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府)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人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旎：要知非悟入不可。(曾季狸《艇斋诗话》)
博学多参，工夫历练，这“学”而得“悟”是相对于实践的，比较客观，加之提出了学的方向：炼字、用典、押韵等，对于学诗者来说就比较容易了。严羽之“悟”又如何呢?且看：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 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如果说江西诗派之悟侧重于法式的学习，严羽之“悟”则首先关注的是诗人主体，其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独特感受。这里严羽是从诗歌创作的特征着眼，强调作诗时那种排斥一切理性因素，天籁自然、任由心发的情感状态。妙悟完全依靠瞬间的兴感神会，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甚至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诗学观，与江西诗派相比就显得非常迷离和神妙了。诗人之悟参差不齐，则诗作水平高下、优劣各异，这完全取决于诗人创作时“悟”的程度，或悟之深，或悟之浅，或悟之透彻，或悟得一知半解――这种“悟”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审美体验，是纯粹个体式的感受，是一种“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皎然《诗式》)，兴感神会的直觉式思维。
四
就如何获得妙悟，严羽提出酝酿、熟参说，相比江西诗派也主观得多，缺少可操作性。江西诗派强调在博学的基础上“悟入”，强调“悟”之前长时期的工夫历练。如黄庭坚认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必须是由学习、临摹古人作品人手，而终将出神入化，自成一家：
然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
这是在具体教给人们如何去读书去积累，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尤其适合初学者。吕本中也格外强调工夫、勤奋和专注，实实在在地指引人们如何去作诗。他们讲“参”时强调精锤苦炼，提倡的是一种渐悟，比较具体和明确，体现了学习的普遍规律，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学诗方法(尽管这种学诗的方法过于严谨和理性而有损诗性的获得)。相比而言，严羽所讲的“参”就显得有些形而上学了：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一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这里，严羽具体列出了他极度推崇的符合“兴趣”观的诗人和作品，参遍诸家，广泛博取。但其悟是与禅宗的顿悟相通的，不太讲究具体之法，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不受太多条条框框限制的“酝酿”于胸，时至则心融，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与江西诗派言“悟”有相似之处，即都高度重视对前人作品的长期学习，达到深刻的领会与把握。但严羽之“悟”主观色彩更浓厚，更显著，偏重于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是一种在审美过程中不断感受和受熏陶的过程，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方法，可操作性也不强。在“参”什么上，严羽说：“须参活句，勿参死句。”究竟什么是“活句”，什么是“死句”，这些都是主观判断、没有定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羽是从培养创作主体艺术修养的角度来论诗的，其诗论具有很强的诗性色彩。
当然，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在《沧浪诗话》中远不止此，可谓无处不在。严羽是一个诗性气质很浓厚的文论家，他在建构诗学理论时必然表现出很强的主观色彩，依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做出各种评判。他首先占据了“兴趣”和“妙悟”的高地，将盛唐诗歌作为高峰，推举李杜诗篇作为经典，然后拿历代诗歌和诗人与之对比。他始终以“盛唐气象”这把尺子来衡量不同诗派和作品。即便他给此前不同朝代诗作及诗人区别等级，定下优劣时，也都是以此为标准的，他论诗的主观色彩达到了极端。连同其无与伦比、咄咄逼人的自信气质，其主观精神就格外彰显，其诗论也由此获得了振聋发聩的文坛轰动效应。
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与其自信气质一脉相承，是对中国文学批评诤性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他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敢于提出如此具有价值的诗学理论，并引发后世不断地阐发、质疑和批驳等，也和其论诗的主观精神密切相关。强烈的主观色彩使他的某些命题并不是那么严谨，甚至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严羽的学术姿态却是坚守立场而毫不退缩，可谓理论探索上值得钦佩的真正斗士。
五
在中国古代众多理论家中，严羽绝对是个性极其鲜明、对自身理论见解极其自信的独特的“这一个”。用传统的“文如其人”说来形容他毫不为过。从他的求学环境、成长经历和所受影响来看，严羽以如此口吻和姿态论诗绝非意气用事，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的志向情操，与他的诗学理论所表述的见解和主张以及语气口吻是一致的。严羽从个人生活情趣到人生态度，就是这样一个率性和睿智的人，他对文坛弊病犀利地直陈其辞，对作家作品的尖锐批判，对诗学诗风的经典评述，对诗学独行机杼理论主张的探讨，对前代传统的直观感受，等等，都是他自信气质的多元色调。他自信而不自负，他在理论表达和话语表述上显得有些真理在我、胜券在握的意味，也有些舍我其谁、任君评说的风范。但我以为，这恐怕不在于他想通过此种看似极端的方式来提高知名度，引起诗坛的关注(如此观点未免有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也非特意地为了标新立异。应该说，这都是他为人、生活、创作、论诗的自信气质的真实表现，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主体充分发挥个性、施展才华的领域，诗学理论探索也是需要发挥主体才智、张扬个性，更离不开必要的锐气和勇气，需要有开拓的精神和创新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严羽的自信气质显示了一个理论家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其自信气质是对理论创新的一种坚持，是一种不可阻挡的锐气。正是这种自信气质奠定了他论诗的底色，托起他诗学理论探索的主观精神。
严羽的诗学理论承传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传统和直观感受的一面，但又具有一定的思辨色彩，他以“悟”为理论本体、以“兴趣”为诗本体、以“入神”为最高艺术境界建构其完整而严密的诗学体系，区别于松散式和随感式的诗学风格。其论诗体现出的强烈主观性，也是他倡导性情、张扬意境诗学观的必然。从理论内在本质来说，这种主观精神和他的诤性理论主张息息相通。严羽主张兴趣，倡导妙悟，推崇“无迹可求”的盛唐气象等，是力图使被理学压抑的情感复苏起来，还原此前诗歌吟咏自然性情、抒发真挚感情的本性。这种诗学观力主情性本体，主观色彩浓厚，是不能受太多束缚和压制的。他论诗方式和具体观点中体现出的主观精神，是对传统诗性文论的继承，也是他学术个性的重要表征。一个想表达深刻思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一个深受禅宗顿悟和主观心性之学影响的人，不可能在论诗时表现出纯粹的客观和严谨的推理来。正是严羽论诗这种主观精神使其许多诗学范畴具有相当大的主观阐发空间，也引发了后世不断的争鸣，一次次把他推向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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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