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购买力；经济转型；导向 在我国已经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获得了成功，举世公认。而今，面对的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发达国家复苏过程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并逐步加大通过贸易、资本流动以及预期等渠道影响中国；在国内，随着经济增长向常态调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显现。现实告诉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坚决果断地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成内需导向、提升经济内生动力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此乃新形势下唯一正确选择。这个转变的成功实现，关系国家前途，攸关人民命运！
我们姑且把经济转型、扩大内需重大理论问题先行搁置，不去探讨。可是，要扩大内需，总得让老百姓去消费，并且需要有足够强的消费能力，否则，扩大内需便无从谈起。这样，提高居民收入就被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近些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少，调门儿不低，相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是消费不振。谈到居民现实购买力，无非是由居民消费欲望与居民实际购买力（即资金拥有数量）两个主要因素构成的。就居民消费欲望而言，既有中华文化传统、消费习惯影响，更有社会保障程度地制约。但是，这绝非问题根本所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最核心、最关键问题，只能是居民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客观真实的购买能力有多大。近些年来，居民收入确实在逐年增长，但毋庸置疑，占我国居民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收入增长缓慢，始终大大落后于GDP增长，更严重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又成倍高于GDP增长。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到2003年，GDP增长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316%。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2011年，在全国经济增速下滑，楼市调控收紧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下，全国财政收入仍比2010年增长24.8%。中国政府全口径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一般来说，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税负过大，将导致“国富民穷”。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已在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影响拉动内需、启动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几年来房价疯涨、通货膨胀，以及“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等市场乱象频生，导致居民消费心理严重受损。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和不足，使人们深存后顾之忧。凡此种种衍生、叠加，形成了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的严重障碍。
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必须提高居民实际购买能力，提高居民收入。
首先，要大力提升居民实际购买能力，必须从初次分配入手，加大初次分配转型力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根据统计，“九五”到“十一五”期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了15.9%，其中劳动报酬占比、居民经营性留存占比和财产收入占比都有所下降，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影响最大，对整体下降的贡献率接近60%。据了解，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22年下降，2007年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大多在50%以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近些年来，国家一再表示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根据社科院2011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展仍然缓慢。国家有关部门酝酿三年有余的《工资条例》的出台，因意见难以一致，而再次陷入僵局，如何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成为两难选择和利益博弈。对此，不能不令国人深感困惑和失望。
其次，要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必须从再分配入手，提升居民的消费欲望，扩大内需，解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我们知道，完整的再分配环节，也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对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在整个收入分配过程中，再分配环节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以日本为例，再分配前，日本的整体基尼系数是0.5左右，经过再分配后，其基尼系数就下降到了0.3。但是在我国，再分配对调节收入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据测算，全国税前基尼系数大约在0.48左右，而经过税收调节后反而上升了0.02。如果把全国居民按照收入水平划分成十个组，其中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所负担的各类税种的综合税率高达42.1%，而收入最高的群体的综合税率仅为25.5%。此外，政府财政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受益群体是全体公民，对于居民间收入分配起到的调节作用并不大。目前，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直接发挥作用的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仍不高，且损调程度也不强。
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差距过大，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更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指出，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且仍有扩大趋势。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12月19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2000年到2011年，城镇家庭中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相比，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从2.8倍扩大到4.1倍。人们发现，往往收入越高储蓄程度越高，消费比例反而越低，这就造成了收入越高，间接税纳税比例越低，低收入者反而就税负越高的现实。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尖锐指出，过去几年中，把分配改革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而没能从初级分配着手，堵塞中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源头。这是造成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多年来资本要素收入增长很快，体质因素导致垄断行业增长过快，以及机会不平等，都是促使越富的人收入增长越快的重要原因。居民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更将给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严重障碍。□
（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