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距今天已有１００周年时间，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后，坚持以“运动新军”为重点的方针，重视开展宣传工作，健全组织体系，全面实施战时政治工作，为武昌首义成功奠定了基础。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今天我党开展好政治工作有重要启示。要继续重视发挥瓦解敌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讲课方式做好新时代的宣传工作，重视组织建设以及有效开展好战时政治工作等，以提升政治工作效果。
［关键词］武昌首义；政治工作；革命党人
［中图分类号］Ｄ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４４－０４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９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共同筹划的起义行动计划暴露，领导机关被破坏，起义陷于群龙无首之际。形势危急，但革命党人没有束手待毙，决定冒险发难。于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夜里，武昌城内的工程兵第八营在正目（班长）熊秉坤的领导下，率先发动起义，继而城内外各营先后响应，经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此，也称为武昌首义。它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内地１４个省纷纷举旗响应，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清政府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武昌首义是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被破坏、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由革命士兵成功发动的。这一切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反倒可以从湖北革命党人前赴后继，长期在新军和民众中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中，窥探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革命党人政治工作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运动新军”、“抬营主义”为重点，发挥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湖北革命团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它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地区革命党人只注意发展会党，大批革命党人投笔从戎，潜入新军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所谓新军，是清末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穴二十一年?雪，即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以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的名义”，在中央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编军队，清政府就是以北洋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地方军中尤以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实力最强。由于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使得大批读书人断绝了“学优登仕”的路径，于是，投笔从戎成为知识青年的一条出路，而湖北新军更是招募了大量有文化水平的官兵。如１９０５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１］。知识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为革命思想传播提供了条件。
经过多次失败后，革命党有感于会党的散漫，河口之役失败后，转而开始加紧联络新军及防营。革命党认为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训练新军的教官，许多是从日本回来的新知识分子，有的是直接策动革命之士，新军的思想，比较新颖，为争取实力，希望将革命势力打入新军。所以，一批革命党人选择了投笔从戎，加入新军，在敌人壁垒中进行革命。
早在武昌花园山聚会时，发起人吴禄贞在参与领导１９００年自立军失败后，就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足依靠。他与同志们经常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２］这就是最早的“运动新军”的思想。吴禄贞利用受张之洞器重的原因，输送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新军，为革命未来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种子。
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振武学社非常重视深入新军做革命宣传工作，不同于同盟会在别的地方只满足于吸收几个军官到革命组织，以为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可以把士兵带起来，他们直接组织士兵，吸纳士兵到革命组织。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振武学社的社长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在１９０８年到武汉加入了黎元洪所属第四十一标中当兵。武昌起义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运动新军”为主的方针，扎根在基层士兵中间，一个一个争取，逐步发展革命势力。他们主要通过潜入新军当兵，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就是在１９０９年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深入新军士兵做长期发动工作的。
共进会一开始只注意发展会党和学界，后来由于会党纪律涣散，不便于指挥，故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共进会主要领导孙武等人说，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抬营主义”。［３］为推行“抬营主义”方针，湖北共进会将原有会党的５个镇，改为５个军，以刘英为副都督，统率其众。并对新军内部的共进会组织进行整编，在所属的队、营、标各设共进会代表，分层负责，发展会员。
由于新军官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同时在军队中往往接触到民族危亡的信息较多，爱国之情更易被激发。所以，在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努力下，原本用来巩固清王朝的新军成为了推翻清王朝的主力，戏剧性地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主要革命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昌首义实际上是一次新军暴动，为后来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瓦解敌军、鼓动敌军投诚起义提供了先例。
二、充分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发挥了提高战斗力的作用
革命党人一直十分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民众，传播革命知识，达到唤起革命意识的目的，为起义成功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作用。
１．充分运用报刊杂志为宣传利器。革命党人为了向民众灌输革命知识，在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中广为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湖北学生界》等书刊，出现了几乎人手一册的局面，很多新军士兵将《猛回头》、《警世钟》等奉为至宝。此外，革命党人曾先后掌握几种报纸，如《商务报》、《大江报》等，将报纸作为宣传利器，披露官场各种黑幕，痛斥贪官污吏，讽刺时政，宣传革命道理。为扩大在士兵中的影响，《大江报》给新军义务送报，供士兵阅览，还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积极向报馆投稿，又将黄花岗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入社的新军士兵受到这种切身的和理论的宣传教育，“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报纸成为士兵和民众的喉舌。在２０世纪初的武汉，各种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是革命者掷向清廷的唇枪舌剑，为革命大造舆论声势，宣传鼓动各种革命思想，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武昌革命党利用报刊等媒体进行舆论造势，对今天的政治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２．充分重视演讲演说。湖北革命团体经常举行公开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如原本为宣传基督教教义而开办的日知会，被革命党人改造成革命团体后，每逢周末都会举行演讲。有时先说教讲道，假借基督舍身救世等故事，引伸为宣传革命；或讲述世界局势中国危机，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必会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南昌人黄大可把自己的住宅作为阅览室之用。黄大可的亲房弟兄反对，黄写一字条标于门首：“此屋已捐与开化书报社营业，如有阻挠之者，余当变厉鬼以击其脑。”宣传所收效果，此可见一斑。
３．充分运用学堂讲课。革命党人还常常利用学堂作为革命宣传场所。如日知会成员针对文华书院不重视国文的现状，建议开设国文课，于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被聘为国文讲席，向学生讲授民族、民权思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青年学生中间。日知会还自办了江汉中学、东游补习班和明新公学等，许多日知会会员在学校中任教。革命党人以学校为掩护，更加便于宣传革命。
此外，革命党人还灵活采取了多种方式宣传革命，如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革命思想；或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吃饭之际，宣扬革命思想等。革命党人高度重视宣传舆论工作，使得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４．高举“救亡图存”旗帜，鼓动民众对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恨。革命党人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救亡图存，努力灌输民众对清政府和列强的恨，使各阶层群众民族解放意识不断觉醒。革命党人利用报刊、演说等方式，揭露晚清政府的腐败，大力进行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兵舰游弋于长江之上，西洋教士横行内地的形势教育。各种舆论形势都在向民众宣告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灌输对清政府和列强的不满，最终上升到恨。如１９０６年，日知会的主要组织者刘静庵在一次演说中讲：“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４］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用水缸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离不开革命党人长期“救亡图存”的仇恨鼓动工作。正是革命党人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得在起义后的危急时刻，民众的民族意识瞬间觉醒，心中的怒火和仇恨被引燃，爆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三、健全组织体系，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２０世纪初，武汉已经涌现出许多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前，规模最大的就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离不开革命党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健全组织体系所做的大量工作。
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是１９０３年由兴中会成员及自立军主要领导人吴禄贞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团体甚至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仅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就被清政府发现，很快被解散。１９０４年，继花园山聚会而起的科学补习所成立时，设置了所长、总干事、文书、会计和宣传等职务，开始建立组织机构，但科学补习所历时四、五个月被查封。
到１９０５年，参加过武昌花园山聚会和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成立日知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干事会设总干事和干事，评议会设评议员。在武昌各军营和各学校均派有本单位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工作。在武昌设立学社，联络其他革命团体。并且日知会开始将活动范围扩大，在南京、安徽和奉天等地都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甚至在国外也建立基地，其海外主要活动基地设在日本东京。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在１９０７年，日知会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导致了日知会组织瓦解。
１９０８年，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成立，该学社设立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等职务，并要求入社人员须由社员三人以上介绍，每个社员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后来群治学社停止了活动，留鄂的社员在１９１０年中秋又组织成立了振武学社。
在振武学社被破坏后，１９１１年１月３０日，军学两界的党人又成立了文学社。它吸取了科学补习所以来的挫折，不断健全组织。推举了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社长以下设有参议、参谋、交通、外交、庶务、招待、会计、书记、录事等。
社长蒋翊武十分重视加强文学社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他十分注意健全入社手续，重视对入社对象的严格审查，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符合者才能加入，而且特别注意建立严密而又完备的组织系统。文学社成为起义指挥部后，司令以下设有参议、参谋、副官、掌旗、军需、军械、书记等，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由标营代表负责。蒋翊武在所在地四十一标为根据地后，在深入新军第四十二标时，鉴于四十二标驻地分散，且当要冲，蒋翊武遂在四十二标建立了阳夏支部，委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为支部长。通过蒋翊武的严密组织，使文学社在组织上实行了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单线联系的原则，使其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从而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适应了起义的需要。
正是因为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武昌起义才得以在起义领导机关被破坏，反动派大肆搜捕，起义领导人因各种原因均不在，起义有可能流产的危急情况下，由各营的革命党人相互联络，果断发动了起义。如起义中率先发难的工程八营就是在该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与附近的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约定共同举事的。从以上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团体是在不断失败后又不断成立的，组织体系是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健全完善的，从而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四、充分做好战时政治工作，保证了起义有序进行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革命党人的战时政治工作也进行得十分恰当。
１．起义前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提前准备好的起义计划，明确了起义的具体实施步骤，特别是确定首要攻占目标等，为紧急情况下爆发的起义打好了基础。起义前，共进会已经制定好铁血十八星的革命旗帜。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文学社就专门讨论了如何在军队中发动起义的问题。会议决定了文学社起义的编制，即：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设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选举领导起义人员的名单还详细规划了文学社准备举义之计划。为保密起见，代表大会都没有发文件。大会还决定以武昌小朝街８５号为文学社起义机关部，委刘复基、蔡大辅佐社办公。后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后，设立了统一的起义最高机关，设总指挥部机关于文学社总机关部内?穴武昌小朝街８５号?雪，下设军、政两筹备处。军事筹备处在总指挥部内，政治筹备处设于共进会机关部内?穴汉口俄租界宝善里１４号?雪。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王宪章副之，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张振武、陈孝芬、杨时杰、蔡大辅、蔡汉卿、熊秉坤、黄贞元、杨载雄、龚霞初、杨洪胜等都委以重任。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原文学社举义之计划为湖北革命军举义之计划。最后，蒋翊武还提议派人到上海去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昌共同主持大计。
２．起义中革命党人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革命党人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起义爆发过程中，革命党人英勇献身，处处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在起义机关被破坏，革命军名册落入清廷之手，首义三烈士被砍头的照片被分发至每个军营，白色恐怖让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默然无声的情况下，工程第八营代表熊秉坤挺身而出，以安徽徐锡麟和广州黄花岗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革命士兵，激励大家早晚是死，不如奋力一搏。这些讲话鼓舞了革命士兵的斗志，大家决定立即起义。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推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领导人，他即刻对全体革命士兵进行了战场鼓动，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整肃了军纪。士兵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勇气倍增，表示服从他的指挥。在起义的战斗中，革命党人特别是文学社社员，能够勇猛冲锋，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李廉方说：“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正是在革命党人的带头作用下，起义军英勇作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诚如熊十力所说：“．．．．．．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辛亥爆发，而瑞?、张彪不得不逃，亦大势之必然也。”［５］
３．重视发布通告和电文。起义成功后，革命军利用黎元洪的声望，在全城发布有“都督黎”大字的布告。百姓们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一下子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在张贴布告的地方，人头攒动，群情振奋，许多人流下了泪水。武汉商人听说是黎元洪当都督，都欢欣鼓舞，照常营业。而革命士兵经过一夜激战，都聚集在楚望台，焦急地盼望着革命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刚占领武昌，立足未稳，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可见，及时发布“都督黎”大字的公告，对安抚大混乱后的武昌城内军心、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稳住了革命军的阵脚。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举行了祭天誓师大典，还用鄂督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有《传檄全国电》、《宣布满洲罪状檄》、《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等电文，对稳定武昌局势，鼓动全国人民革命，瓦解清军，起到极大宣传鼓动作用。当黎元洪成为首义都督的消息传到各地时，各省闻风而动，产生了很强的催化效应，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通过一系列作战动员、战场鼓动、舆论造势和瓦解敌军的战时政治工作，保证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稳定了局势，为之后各省响应起义，赢得了宝贵时间。
追溯历史，寻根问源，我们可以从武昌首义的成功中看到政治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来黄埔军校乃至我党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１）［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０．
［５］陈国安．１９１１－１９１２：辛亥首义阳夏之战［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 李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