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高度关注：一是金庸小说研究对学术本位的回归；二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三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四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五是西方文艺理论对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上述五个方面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同时也构建了金庸小说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金庸小说；前沿进展；体系构建；学术本位；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088-06
如果以冯其庸先生1986年在《中国》上发表《读金庸》一文算起，金庸小说研究从随笔式文学评论起步，逐步进入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尽管对之褒贬不一，毁誉皆备，金庸小说及其代表的香港武侠文学已经成为汉语文化世界无法回避的重要景观”。笔者深深认同这样的观点，并觉得，从整个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化的角度研究金庸，意味着金庸研究的新视角，意味着金庸研究可能面临的新的前沿进展。
一、金庸小说研究回归学术本位
北京大学严家炎、钱理群先生和浙江大学徐岱先生以及美国的刘再复先生等诸多知名学者，可以说为金庸小说研究回归学术本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便是对金庸小说颇有微词的何满子、袁良骏、王彬彬、蔡翔以及德国的顾彬等诸位先生，虽然他们的意见与前述学者大相径庭，但这种论争本身正代表了金庸小说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学术研究既是严谨的也是民主的，多方声音交汇方能将真理越辩越明。2011年11月由澳门大学主办、浙江海宁金庸研究会和国际金庸研究会协办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多方声音交汇的学术“场域”。
随着金庸小说研究的多年学术积累和沉淀，曾有人将此称为“金学研究”。汤哲声一直致力于通俗小说研究，曾呼吁大陆新武侠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后金庸时代”，他的《论金庸小说研究的当代意义》并不否认金庸小说是用最规范的中国道德文化建立了他的武侠世界的基本秩序，但金庸小说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的文学”相结合的，因而不能“仅仅用精英意识所要求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来要求金庸小说”，也不应“仅仅用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批评金庸”。正由于没有泼水及婴似地全面摒弃传统道德，因此金庸小说是对新文学传统的一次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反拨。而从人的文学角度看，金庸小说恰恰是对通俗小说美学传统的一次革命。应当从新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金庸小说是对20世纪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一次革命。
致力于研究华语电影的美国学者张英进，在《游戏于历史之外――第三空间的理论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中指出，在中国大陆，由于受主流政治文化制约的大历史观仍占据驾驭文学研究思维的垄断地位，因此金庸小说研究往往采用“俗文雅读”的学术方式，无法跳出雅俗、新旧这类二元对立的文学范畴。他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三维辩证法”、美国学者索杰(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的“变异”、复旦大学陈思和提出的“民间”概念，认为武侠小说的江湖实际上是超越二元对立的一种追寻变异的第三空间，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正是由游戏而变异的文学案例。因此，建构一种“游戏于历史之外”的文学空间和创作姿态既能规避大历史观的困扰，又能加深认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贾振勇的《反抗理性桎梏，回归文学本源――关于文学的价值等级与金庸武侠小说阐释有效性的思考》，是以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为契机，借金庸小说的研究延伸到就学术界目前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一系列质疑，其中包括知识谱系、价值体系、等级系列、阐释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固有意识形态造成的批评的“语言的牢笼”，乃至文学的本质、艺术的本源，等等。文章论辩意味甚浓，涉及面广，不乏精彩，然由于触击点较多，难免有松散之嫌。
对金庸小说研究持有明显不同看法的当数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他近年来一直在探讨“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就金庸小说而言，顾彬认为，毋庸置疑，金庸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但金庸小说属于传统小说，不具有任何现代性，因此金庸不是一个现代性作家。一方面，金庸小说依然遵循着讲故事的套路，力图构造一个世界，宣扬的都是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善恶分明，比较简单，易于判断。顾彬认为，实际上现代社会由于社会思想、宗教基础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已经无法找到社会的整体性，早被分割成无数的碎片，因此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不应该还在继续讲述故事，而是应该进入人的内心描述，表达瞬间的感觉和意识的流动，等等。他以德国的文学批评分类和现代阅读者的层次来评判金庸小说，指出金庸小说不属于知识分子层面的高端阅读物，而是属于适合青少年的中端读物。现代的高端读者需要的不是故事，不是英雄和美女，不需要作者告诉读者善恶之别，而是希望发掘生活的真实，看到人性颓败的一面。顾彬先生以此标准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同样认为它已深陷危机。顾彬的观点确实与众不同，提出的问题也十分尖锐，值得批评界深刻反思。但是，批评家固然可以选择某一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但同时也要将其置于大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应兼容并蓄，而不应执着于一面，否则易失于偏颇。同时，他的观点仍然未摆脱“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学”的樊篱，其中涉及对传统和现代性的争议，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辨析，这都有待于冷静而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另外，可以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是借金庸现象来说事，潜文本的矛头依然是指向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他的某些引述不够准确，例如称金庸每天写作达到一万字，最早是在《明报》上连载，因此就归为大众读物。前者在金庸小说创作过程中，难以找到确切证据，事实上正因为最初作为报纸的连载体，每日一则，所以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在一千字左右。后者却无视金庸创作花了15年，后来又花了10年来重新改写，最后才正式结集成书，也就是我们现在阅读到的修订本，这还不包括2000年之后进行的再次修订。
二、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
探讨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界较热门和流行的议题，实即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深入考察。对金庸小说经典化本身的考察以及对经典化过程的思考，有些论文能从大文化的视角结合当今武侠小说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分析，所提供的信息量之大，观点之新，令人耳目一新。
马琳《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三种途径》分析了学院派文化精英的推进、金庸自身的主观努力、民间途径的各自经典化过程。前二者以往论者多有论及，而该文对“民间途径”的分析颇为精彩，正如文中通过引述诸多文化现象所言：“金庸武侠文化已经在广泛的阅读中开始超越小说文本逐渐生成当今大众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呈现出一种可能沉淀为新的汉语要素的倾向。”而且这种“存在于民间的‘自在自为’的阅读和沉淀”，是“以一种隐匿的、被忽视的方式彰显自身存在”，“民间阅读所追求的经典化与学院派经典化以及金庸自我的经典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能无视固有 的人为标准的束缚，独显其在“经典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分量。作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经典化尚处在正在进行时和未完成态，还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验证。
秦量扉和金惠媛的《笑傲江湖六十年――文化研究视阈里金庸小说的持续成功试论》，借文化理论从四个角度来析说金庸小说热潮得以“持续”的因由，即“可视化的书写”(图像化)、“作家的传奇化待遇”(传奇化)、“超越大众文化的元素”(大众化)和“教学与体制化进程”(经典化)，事实上文章同样是涉及“经典化”的过程。文章所择角度较为新颖，且建立在坚实数据的基础上，但可惜未能将其扩展开来，并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来加以归纳演绎。也就是说，金庸小说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文学文本的成功，而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除了文学文本之外，还有赖于建基于文本之上的其他样式的文化艺术的推波助澜，如影视的改编、绘画艺术的再现、动漫游戏的延伸制作等等，正是由于这一庞大文化群组的构成，才形成一道极为复杂且壮观的文化风景线。
张期达的《百炼钢成绕指柔――试论(射雕英雄传)的“故事”与的“新编”》。进入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作者说：“我们的研究视野，应有从文本研究涉入文化研究的弹性。”他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作为“前文本”，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作为“重写文本”，从杂文化、戏仿和反讽三方面分析二者的互文性；同时又论及“前文本”对“重写文本”的制约，且赋予重写戏剧的张力，指出电影的改编“是将原著符号，重组进另一个符号系统，以传达特殊的情感与幽默内容”。文中对人物、情节和镜头的诠释相当细腻，显示出论者对视觉艺术的研究甚深。唯略显遗憾的是，该文未能在最后进一步展开，从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进一步延展开来触及金庸文化现象。
张乐林近年从中国现代的宏观角度研究武侠小说，他认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就突显了现代性因素，而到金庸的《鹿鼎记》则体现了“解构中的解构”。同样是论及金庸小说文本和电影改编，张乐林的《管窥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流变――从金庸小说文本及90年代改编的电影角度考察》，上升到“身份认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化这一层面上论述，力图探究由文化现象透射出的内在精神脉络。该文紧扣社会的现代化急剧变动进程，较为详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从文本到电影改编的发展过程，指出电影对英雄人物、宏大叙事的消解重构，将文本满载历史记忆的怀旧转换成布满危机、焦虑、挫折和自问的碎片式的视觉艺术。从文本到电影是“从作为华语社会身份建构的通约性文化符号，开始成为引领后现代艺术的潮流”；从“为港人提供了一种向传统认同模式”演变为利用和颠覆传统、破除权威话语的开放和自由；而由此也透现出小说家和导演“通过艺术实践寻找自我归宿感”的变化；《笑傲江湖》、《东方不败》和《风云再起》三部影片的内在承接性为“主体的消解和重构：‘我是谁’――‘我能够存在’――‘我将是谁’”。
与上述诸篇论文基本将目光投注于文学文本和影视艺术不同，郑保纯曾任今古传奇武侠杂志社社长，长期关注“大陆新武侠”，他的《后金庸时代――金庸小说对于大陆新武侠的启发(1991－2010)》，从大文化的更开阔的视野来分析金庸文化现象。作者简略介绍了过去十年武侠文化领域的六个标志性事件，涉及网络文学、平面刊物、影视、网络游戏、动漫卡通等领域。同时又从大陆新武侠作家面对金庸武侠世界的四种态度：续写、模仿的“求同存异”、“革命”式的决裂、刻意的回避，谈到金庸文本的强势影响力，乃至构成难以逾越的“金庸神话”传统。诚如作者指出，金庸小说已经“由港台海外华人读者阅读、主要是在报刊与图书等平媒上发布的文本扩展成为由全球华人共享、以图书、影视、网游、网络等媒体共同发布的超级文本”，其中还涉及学术研究活动、盗版书籍的传播，等等。
三、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
从多视角多方位深入探究金庸小说，挖掘金庸小说的多层次内涵以及多层次价值和意义，这是金庸研究一直令研究者着迷的课题。董乃斌的《金庸小说和三教圆融》。和韩云波的《“成法”与“变法”――以新法家文化看金庸小说的文化形态》，前者注重于史论阐释，从横向归纳出金庸小说体现的三教圆融；后者则侧重于史实佐证，作纵向发展的梳理，认为金庸小说经过不同文化形态的探索，从儒家逐渐走向法家，即所谓从“成法”到“变法”。
董乃斌曾经从“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的纠结探讨《鹿鼎记》，他更进一步从传统文化全面论述金庸小说，《金庸小说和三教圆融》论及儒道释的“三教圆融”，拈出三家的核心教义，即儒之“仁义”、道之“逍遥”和佛之“慈悲”，三者既“互竞互争”又“互通互融”，从三教论衡走向圆融，“历数千年之磨合而终于浑为一体，深入人心，成为构成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支柱”。金庸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渗透儒、道、佛三家的核心思想，却艺术地通过揭示人性而与阐扬三教融为一体。以《连城诀》和《白马啸西风》为例，金庸小说体现的三教圆融实隐非显而臻至“圆融的至高境界”，所传达的去恶扬善更警人深省。
韩云波近年研究金庸小说，关注的重点一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二是武侠作为一个“事件”的意义。他的《“成法”与“变法”》，则历数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际的侠之兴衰演变，结合金庸小说的人物特征，指出“金庸从传统文化主流形态儒家开始，经历了儒墨、儒道、儒佛的渐次探索，揭示在这些传统的综合形态中的内在遮蔽及其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一步步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性否定”。文中重点剖析了《鹿鼎记》中体现出的“变法”，即遗忘历史、消解武侠和变法时新。该篇论文尤显突出的是，能将金庸的小说创作和金庸的社评结合起来，互为映衬，相互对照，以此窥探作家的思想变化轨迹和小说中主题的沿革嬗变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无疑令所论更深人一层，为揭示小说的深刻内涵寻找到有力的论据。
笔者近十年来，因为帮助金庸先生查阅收集和编辑整理其早期创作的译作、杂文、影评、艺谈以及社评等等，接触到不少第一手资料，对此感触颇深。而今见到有论者已经做出类似的探讨和研究，实为可喜之现象，相信等到这些散见的金庸作品结集成书再版之后，势必为金庸研究提供更多更佳的参考和研究资料，也将令金庸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学术探讨更加深人。
此类论文中，还有梁笑梅的《“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的幽默故事》，既从金庸小说中拈出“天真的幽默”和“悲哀的幽默”作细析，又从修辞手法的讽喻、夸张、反语、对比、诡辩等运用上详加爬梳，指出其生成之因：源于作家个性的乐观幽默，以及一个时代文体因子的影响。刘益州的《符号、象征与场域――论金庸(白马啸西风)中的符号意涵》。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白马啸西风》中以民族背景和高昌地图作为民族的符号象征，以玉镯、天铃鸟、狼皮和毛毯作为爱情的符号象征；并通过这些文字符号指涉与意涵呈现所构成有意义的文本场域，探究金庸小说精心策划的象征结构。曹正文的《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小说比较谈》，则以作者擅长的杂文笔调，忆旧叙今，撷取三位作家的趣闻轶事谈其文学表现之异同，通过作家的生平和经历勾勒出各自的风格。王 学海的《从段誉的亦儒亦武，看金庸先生的汉语新文学创作》，文如其题，力图从多方面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见其作为文学典型及其体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四、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
寓书法于武功，这是金庸小说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大特色，以往的专著和评论中虽多有涉及，但均流于简单的比附或浮光掠影式的介绍。李继凯和马琳的《金庸与中国书法文化》。弛则迥然不同，从书法角度详细分析了金庸具有“侠气、剑气、仙气”的“武功书法”和小说文本中体现的“书法武功”，不仅指出金庸书法的文化功能，而且论及书法演绎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学表达手段，从而探究金庸在文学想象中对人生、人性的渗透参悟，形成其生命哲学。显然，这与论者长期浸淫于书法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文学文本与书法文本合为“第三种文本”的把握密切相关，因而能从文化学的高度，特别是将书法、文学和作家个体三者的关系条分缕析，又融为一体综合考虑，以更开放性的学术话语来深入探讨金庸小说，这无疑为金庸研究提供了学术增长点。
徐斯年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研究的老前辈，他的王度庐研究堪称“集大成的总结性成果”，他进一步将王度庐小说引入金庸小说研究的比较视野，他的《“倚天屠龙记”与“鹤惊昆仑”之比较――兼及“现代文学史观”》堪称力作，看题目以为只是王度庐和金庸两篇作品的平行比较，其实不然，文章开篇先细析张无忌和江小鹤作为“魔之子”的异同，之后论及小说如何把握民族命运的“大历史”和情场悲欢的“小是非”，继而将两位作家置于“平民文学”的主张中见高下，最后由“民国旧派小说”概念的质疑延伸到两岸四地的文化语境。徐斯年基于在翔实数据上对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文类沿革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对整体的现代文学史和历史大语境的总体把握，从而提出应彻底扬弃“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以“多元共生”来评价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撰写文学史，这是当今学术研究界值得深刻反思的议题。
陈墨著有系列解读金庸小说的专著，他的《解读(侠客行)――寓言、童话及其文化意义》貌似单一作品的文本细读，其实却是借此触及文艺学理论的大课题。论者从“成人的童话”角度切入，先比较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与传统经典童话《丑小鸭》、《皇帝的新装》，指出石破天之所以能破解武功奥秘，不仅仅是因为他不识字，不着相，更由于他始终“保有其童心天赋”。随之，从人物的身份和名与实的关系指出其与众不同之处：“纯洁如天使、天真如婴儿，非人间俗物，如同自然之子。”而后，又从众多人物的塑造、核心情节构成的喜剧性冲突等，认为《侠客行》是“书写一个永远的儿童如何解决成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最后文章落笔在“武侠小说与童话的共同性，要言之：是想象游戏。想象越独特，则游戏越新奇；想象越丰富，则游戏越有趣；想象越深刻，则游戏越精彩”的结论，道出了文艺学理论中文类的基本原理。此外，其中一则注释尤其耐人寻味，陈墨提到自己写这篇论文的灵感来自其女儿的启发，经多年后才想通，构思成篇。这不禁令人想到，即使从事文学批评，也需要保有一份对文学艺术的质朴本真的童心，方有缘窥探到文学艺术的无穷奥秘，若整日为名利及俗务所污染，就永远只能徘徊在艺术殿堂的边缘。
五、西方文论对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
运用外国文艺理论尤其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中的叙事学来分析金庸小说，往往是学院派擅长的批评方法之一。
黎活仁的《(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与香香公主：陈家洛的三角习题》，文章在介绍了阅读小说文本需要了解的地理与民族的知识背景之后，运用叙事学理论剖析霍青桐、香香公主和陈家洛的二三角恋，以及乾隆皇帝、陈家洛和香香公主的“另一三角”，并辅以荣格的心理学解释；接着又细析陈家洛与霍青桐邂逅的“重复与叙述”各种叙事形式，一方面论及《书剑恩仇录》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则指出，皆源于作家“金庸比较喜欢圣女，而且又以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要求书中的人物”所致。能将多种理论糅杂在一起，灵活运用。
与之相比，初读余境熹的《金庸武侠小说异调――(鸳鸯刀)谐乐特性总论》，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文章分析甚为到位，常常注目于易为人所忽略之处，经其有心拈出，详加剖析，道出他人所未道。运用叙事理论和喜剧因素相结合的批评手法，颇为得心应手，顺理成章。批评文字文白夹杂，亦别具特色。然细读之后，却觉得引经据典详尽之余，由于过分追求“言必有据”，动辄即大段引述他人理论作前引或佐证，以证明其“无一字无出处”，这固然符合学术之规范，但有时也无形之间淹没了论者自身的精彩观点。该篇论文以“谐乐文本”的理论细致分析金庸小说《鸳鸯刀》，先从“太岳四侠”常长风以“墓碑”为兵刃谈起，见其具“谐乐”之喜剧效果，之后又挑出三组富谐乐感的人物各自特点：“太岳四侠”的言语，周威信的习惯性引用谚语，以及林玉龙、任飞燕夫妻的打闹，说明人物自身的谐乐功能；再从《鸳鸯刀》的文辞典雅，以及引用著名诗篇造成的互文性，看其优美文辞与谐乐的关系；最后则从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比较中，探其谐乐文本的整体表现。这篇论文虽在总体上都是围绕探析《鸳鸯刀》存在的谐乐元素和机制及其达到的喜感效果，但又明显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主述谐乐文本，后者重点置于叙事结构和策略的分析，前后有所相连，然侧重点却截然不同，因而不妨可分为两个单篇。或许是论者为了阐释“谐乐文本”的理论体系，因而需从多方位来探析，但从“引言”、“结语”和“后记”却又会引起另一个疑问：究竟是运用理论来分析金庸小说，还是以金庸小说为例来论证“谐乐文本”理论?
类似疑问在廖伟康和牧梦的《(飞狐外传>的“叙事推迟”现象处理――什克洛夫斯基早期文论与金庸小说对读之三》中更为明显。文章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从“姗姗来迟的救援”、“解决难题”、“走弯路”、“抢劫俘虏人质”、“推迟的相认”、“说故事”、“不顺遂的爱情”、“安排新人物”等八个方面，详细地一一对照小说文本，作整理式的比照，指出这一系列的阻滞和推迟，均使小说自身的叙事延长、扩展。恰如作者最后所言，这种整理式的文本细读，目的是证明“什氏‘推迟’理论在研究文本编构时具有较高的可实践性”，同时以此分析金庸小说“能更深理解文本谋篇结构之效”，有助于“对金庸各部著作细节类型之比重变化有清晰掌握”。如果说后者属于金庸小说的解读，那么前者就属于以金庸小说来论证文艺学的某些理论观点了。
文学的母题研究亦属结构主义批评之分支。国内研究文学母题最前沿的王立教授，将母题研究引人武侠，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的《金庸小说异人形象――对汉语新文学同母题的新创》，从跨文化角度，以母题的继承因袭和创新来探究金庸小说中的“异人形象”，从历史的考察中辨识与把握文学作品中某一元素的结构形式，从而道出“金庸小说并非无源之水，然而。却有着运用现代汉语加以熔铸再造的母题创新之功”。文章虽仅谈及三点：如圆球之人、饮人血为生、金毛狮王之外族血统，但每一点既要对金庸小说文本作分析，又要勾连古代典籍的记载佐证，涉及中外古今，除文史哲之外，还触及心理、语言等诸多领域。论者打开腹笥，博考文献，搜罗详备，突破各种学术界限，为了说明一个母题的通贯共归，意匠经营。
上述五个方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同时构建了金庸小说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汉语新文学视角的引进使这一学术体系充满活力。金庸小说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我们不会“宣称金庸小说已经超越了曹雪芹和鲁迅，成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峰”。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金庸小说及其代表的香港武侠文学在汉语新文学史上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朱寿桐，主编，金庸与汉语新文学[M]，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封面折页
[2]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呼唤“后金庸时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44-48
[3]顾彬，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J]，文学自由谈，2011(5)：47-56
[4]张乐林，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41-46
[5]张乐林，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J]，中州学刊，2009(2)：218－210，
[6]郑保纯，论大陆新武侠的当代性回应[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57－161
[7]董乃斌，《鹿鼎记》的历史意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5-42，
[8]韩云波，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1－44
[9]韩云波，从武侠“事件”看武侠的内涵与文学史地位[J]，博览群书，2009(9)：20－24
[10]韩云波，宋文婕，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30-135
[11]王立，武侠文学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王彬彬，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增订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
责任编辑 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