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淮南王刘安于公元前139年觐见汉武帝时所呈《淮南子》一书，是一个生活在惴惴不安中的附庸政治集团首领、处“七国之乱”中立态度的惊魂未定的王爷的政治立场书。书中表达的思想讲究火候，在政治话问题上，措词斟酌委婉，用心良苦。
关键词：淮南子；权柄；委婉；温情
中图分类号：B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一、无为的权柄之术与“有天下”
战国分封诸侯国、兼并战争不断的社会习气，隔过短命的秦朝到西汉建立，算是彻底结束了，然而这只是强权和武力在形式上改变的东西，要想让所有人在心理、意识上适应并接受这种改变，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西汉尽管理论上是中央集权，但分封诸侯的政策造成了权利的分散。异姓王叛乱，同姓王依然叛乱，地方与中央之间除了暧昧的短暂和平之外，归宿都是权力的争夺、抗衡。鉴于此，中央政府文化界的臣子们或著书立说，或直接谏言，就君主“权”和地方“安”以及各方面的问题向君主献言献策。亲历“七国之乱”的淮南王刘安自然也不能沉默，召集门客作《淮南子》，开篇就是关于君治王权的“原道训”。鉴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刘安用的是委婉温情的语言，以刘姓一家人的姿态，明确《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无为。“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淮南子?主术训》）。刘安认为，明君拥有权势不是靠它发号施令、玩生杀游戏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把天下放在心里，在外不显露，达到清虚无为而治的境界。《淮南子》有“备帝王之道”的宏大动机，对治国之道的探讨占很大比重，立论分析深刻，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这与刘安自身特殊身份有关，也和当时社会背景相契合。景帝时发生“七国之乱”，以吴、楚为首的一批刘姓诸侯国举兵造反，淮南国在这个局势中处中立角色，后来中央政府评定叛乱，淮南很幸运，既没有遭乱军破坏，也未被中央秋后算账，平安度过景帝执政的十六年。与民生息的黄老之术、清虚无为的治世之道并没有阻挡“七国之乱”，武帝即位，既要往前看，以图新发展，又不能忘记历史血的教训，所以对权柄的把握，“无为”之谈，已成局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彻底让刘安“有天下”之论与权柄运用间的关系失去立足之地。幸亏刘安当时不是倚老卖老，用皇叔的身份对皇帝侄子“耳提面命”，灌输这则理论，否则至少是提早结束淮南王的称号。
二：权力与用人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刘向《说苑?谈丛》），表明用人者要善于发现人才并加以利用，为自己服务。在朝廷，即为主观的权力运用与客观的人才安放间的碰撞。碰撞出何果，则意味着君主英明与否。权力是把双刃剑，用不得当会伤及自身，有意识的善加利用，则是其他方法和工具难以相比的。刘安应是本着对大汉天子名声负责的态度才说下面话的，事实上，也是自己对待权势与用人的表白：“权势者，人主之车舆……”（《淮南子?主术训》）。君主的权利和车舆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是让对象发挥能力的渠道。马是有灵性的动物，驾驭时给与合理的方术，就能发挥马奔驰向前的潜力，从而飞速前进。辔衔用松紧力度控制马的进退行止，与之相应的是人臣的爵禄，用爵禄奖惩升降来对人臣进行调整评价。君权不仅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权力体系，作为人臣，在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同样享有权利，而这正是大臣发挥自身能力的必要前提。《颜氏家训》“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权在自己侄子手里，不是自己手里，更何况“七国之乱”的先例，中央对地方藩国的信任度究竟还有几层，都在皇帝心里，不敢揣度。作为侯王，他自然希望皇帝的打治永远不要用到自己头上，同时还要规避嫌疑，只推衍到用人之处，委婉不乏温情。
三：向百姓学治理
历史上对《淮南子》的创造动机一直有争论，影响最深的是班固“谋反舆论”说。到近现代，后人虽仍有坚持班固观点的，但也不乏有持相反意见的较有说服力的观点。牟钟鉴认为：“有个人和社会动机两个方面。从个人讲，是为了避祸求福，养生保身，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从社会方面讲，作者是要总结先秦和秦汉以来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统治的长治久安，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无论皇帝如何看待自己，分内的事情还是不能怠慢的，谨慎行事，礼节、法度都按中央精神，至少不会有大错误。常规的外交活动――给皇帝献上自己的文化作品，也是不可或缺，还要有所建议，才不枉皇恩浩荡。“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淮南子?原道训》）。治水要根据水的特性采取措施，种庄稼要根据庄稼的生长规律指导行动。这些均来自民间活动，大禹时代并不彰显权力，仅仅是英雄崇拜，为民除害、力大能做、授植作之术的人，都是人民的英雄，英雄本身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员，不分高低贵贱。后来有了国家，任何思想指导下的治国实践都不可能没有法令制度，作者这里所反对的并不是这些方法本身，而是方法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这正是治与被治的两个方面。如果君主对百姓的关注就像百姓对农作物等农事的关注一样，都按其规律来操作，治理一个国家，就不难了。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讽谏文辞似乎过于童话，实则不然，放在西汉那个年代去看待这一理论和作者进谏的态度，也是与当时儒家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仪”（《论语》）及“温柔敦厚”的文艺宗旨相符合的。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到既达情，又委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大量的比喻。
四： “藏天下于天下”的朴素民主意识
西汉初的两大社会问题――少数民族侵犯中原和地方诸侯叛乱。面对这两大问题，朝廷内外劳力劳心不止，如何更好解决这些问题？淮南王刘安提出“藏天下于天下”。“夫大块载我以形……乃所以善我死也……（《淮南子?主术训》）。这段话应该在讲一个宏大的概念：治理天下的君主，要想永远拥有天下，就要把自己容身于天下，与天下一体，同生死共命运。“夫大块载我以形……”,谁在这里主导着“我”的一切？人民也！“夫藏舟于壑……”，这是君主生活的土地、河山！ “虽然”有转折之意，也有假设的味道，总之是意料外的“不测风雨”，暗说政权有难以料想的意外更替，那么怎样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呢？――“藏天下于天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前一个“天下”是指君主的王朝，后者则是指人民群众，也该包括各诸侯王在内的所有参政的人们。刘安能说出这样的话本身也反映了他作为天下一分子的心愿。这样的语言，在今天依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总之，《淮南子》是刘安对天地、社会、人生所进行的思考，也是他“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的努力，而且鉴于当时的历史境遇，创作动机上也隐含着保护自己的意图。“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胡适）。这种说法表明了《淮南子》的立论思想――道家的虚空和清静无为，所以他对君主为政之道、权势运用上提出自己的“道学”观点，同时语言委婉含蓄，甚至包含温情，也让后世研究者们看到了一个侯王爷谦恭、卑微的血肉之躯和他复杂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安 等.淮南子.燕山出版社，2009
［2］马庆洲.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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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淮南王书.新月书店，1931
［5］孔子等.论语.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6］陈鸿桥.6节科学管理课.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