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世俗的书：它关注我们的教育、消费、工资；这是一本传承经典的书：亚当斯密的灵魂附体，让这本书指导了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欧美快速发展；这是一本饱含人文关怀的书：它在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时刻担心政府权力的滥用侵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本书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它反思了自罗斯福时代以来凯恩斯主义泛滥所造成的管制增加、税费上调、政府臃肿、官僚横行的局面，认为自由主义才是灵丹妙药。
在我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会结合中国的当下情况，来展开书中对各行业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看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对此表示赞同，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政府的行为不应干涉到这一切。弗里德曼认为，一个政府应该、也仅只应做一下事情：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第四，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反观我们今天的社会，第一条和第四条我们基本上做到了，第二条和第三条我们部分做到了。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很多。我们花了3000亿人民币（人均230元）来举办了空前绝后的北京奥运会；今年我们花了450亿人民币（人均35元）来进行海外公关为中国唱颂歌； CCTV点燃了在建新址配楼欢庆元宵节花费了100亿（人均8元）。这些项目在实行前都没有经过人大的表决、甚至连和人民打个招呼都没有。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 ”上面这段文字是弗里德曼对80年代美国的描述。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此，我想分条阐述。
一．垄断行业的暴利。大家也听说过：那些石油石化、烟草、电力、通信部门的暴利。他们的暴利是基于垄断地位对价格的扭曲、基于官商勾结官僚资本的渗透与主宰。虽说“国有资产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力”。但是他们是以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剥削人民，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与此同时还对外国投资者分红！而事实上，中国的通信价格、交通价格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依然无法用上高速廉价的3G无线网络。正如网民所说的那样：工信部专门负责阻碍信息产业发展；文化部专门负责消灭先进文化。而这一切，都是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结果，其结果都是以全体人民的代价来换取部分行业的暴利。
二．最低工资的困境。作为大学生，我们也知道目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昔日象牙塔上的大学生，如今也能摆正位置，平静地接受1000+、2000+的工资，这其实就是市场调节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低工资的标准扭曲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加重了失业和社会动荡。书中是这样进行阐述的：“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元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今天一些倡导“学士后”的人所乐意的：与其让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如让他们接受更低的工资进行实习。对于农民工，也是如此。
三．机会平等理念下的教育公平。机会平等，相信这是在经历大跃进的饿殍遍地和文革的十年浩劫后，人们相对明智的选择。结果公平已经宣告了它的破产，而人民的愤怒在于机会不均，无论是官僚资本面对人民的傲慢、强权政府面对人权的忽视，形式上的法治（不是法制）面对特权的软弱。这些都阻碍着人民创造性的发挥，阻碍着民营资本的增值空间、堵塞了农村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通道。为什么发改委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能决定几百亿资金的使用和几十万人民的就业？为什么农村地区的辛劳成果要被榨取来支援城市的发展？正如上海同学向我抱怨我建国前三十年上海90%的GDP被上交中央，我同样也会质问，为什么在同样纳税的条件下，各地区的教育水平会有不同？各地所建造的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哪一个不是以牺牲其他同学接受的教学水平来提升少数人的呢?(虽然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正在享有这一特权)。如今的中国，正在分裂成为两个难以调和的幻影：中国A和中国B。一个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沿海大城市，拥有经济和教育特权，法制相对健全，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另外一个是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生活图景和几十年前无较大差别，封建愚昧和严酷的政治气氛依然统治着人们（请大家参阅《中国农民调查》）。
最后，我以我很喜欢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话来结束本文：“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区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