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中美国家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标准以及信用评级影响力等多角度对中美国家信用评级状况进行了比较。指出中美国家信用评级存在分歧并且都具有主观性，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存在明显的寡头特征，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不久，尚待发展。中美国家信用评级的标准具有显著的不同，因此评级结果也有差异。从效果上讲，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具有巨大的市场占有率，美国国家信用评级结果变动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显著，且短期内难以改变。
【关键词】国家信用评级；评级机构；比较
国家信用评级（Sovereign rating）是指信用评级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主权机构（通常是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并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评级结果。是对一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或债务偿还能力与偿还意愿程度的评价。原则上说，国家信用评级具有一国发行债券或债务中的最高评级。根据国际惯例，国家信用评级列为该国境内单位发行外币债券的评级上限，不得超过国家信用等级。当一国国家信用评级下降时，该国企业债券的评级也要等比率下降。政府国家信用评级的下降不仅意味着政府筹资成本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国内企业的筹资成本可能上升。
一、中美信用评级机构与国家信用评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NRSRO（“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制度，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而NRSRO认证制度下美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穆迪、标普、惠誉三家。目前，在世界上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占据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的市场份额；标准普尔的业务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在市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和信誉。
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各有特点：从评级历史来看，标准普尔公司的主权评级历史最悠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标准普尔公司就率先开始为发达国家发行的扬基债券评定国家信用等级；惠誉公司从1994年才正式开展国家信用评级业务。从评级结果来看，穆迪的主权评级均值最大，而标准差最小，说明穆迪给出的平均国家信用等级最高，而波动性最小。从评级内容来看，穆迪公司侧重于对宏观经济变量和违约历史记录的考察，标准普尔公司侧重对国家整体实力的考核，而惠誉公司侧重对短期市场表现的分析。在实践中，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是相互影响的，它们的评级结果由被评级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所决定，并对突发经济事件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近年来，由于政府部门的推动，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上海新世纪等四家被监管当局认可的评级机构的HHI指数稳定在3000左右，行业集中度较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从事国家信用评级的私营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6年起，美国评级机构就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同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2008年标普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双方在培训、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分享信用评级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
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比较
标准普尔将它们的分析分为八个类别，这八个类别是：政治风险、收入和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展望、财政的机动性、公共债务负担、价格稳定性、国际收支平衡、外部债务和流动性。此外，标准普尔还突出了在评级中考虑的许多其他因素。它们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因为它可能成为国家的或有债务；金融部门的实力和它的国际债务的程度，国际流通手段，它是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通常用相对于进口的外汇储备加持有的黄金来测量。与标准普尔的定义类似，穆迪的长期债务评级对一个发行者完全及时地偿付本息的能力和意愿的相对风险进行评估。评级事项反映出借款人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的金融、法律和政治能力。
穆迪公开的评级方法比标准普尔显得结构更加松散，并且更改的频率较高。虽然如此，其主权风显然包含三类：定性因素、经济基本面和外债。
定性因素包括阶层、种族划分、财富分配、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利益集团等，主要涉及社会关系结构。评估政治动态时着重强调对财富形成和经济管理的政治干预程度、过去受压制的行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经济基本面的分析着重强调经济管理，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国家资源和资源开发、出口构成以及对进出口部门的结构依赖。外债部分完全集中于相对于出口和GDP的外债。债务构成，特别是到期债务部分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大公国际的总裁关建中表示：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坚持把国家财富创造能力作为支撑其负债的经济基础，可持续的偿债来源应当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则是：坚持把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信用风险的标准，从根本上否定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债务收入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借新还旧能力作为偿债保障，忽视了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对偿债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大公与美国三家机构关于国家评级标准核心思想的根本区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识别信用风险的思想方法。由于认识信用世界的方法不同，给出的评判结果也完全不同。
三、国家信用评级的影响力
坎托和帕克（Cantor and Packer，1996）、拉森和马尔赞（Reisenand and Maltzan，1999）检验了主权债务评级变化的影响并发现对债券利差的显著影响。同样，汉德等人（Hand， Holthausenand Leftwich，1992）则表明了评级发布直接影响公司证券。理查德和迪多希14（RichardsandDeddouche，1999）使用新兴市场的银行水平数据，检验了评级变化对银行股票价格的影响，但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卡明斯基和施穆克勒（Kaminsky and Schmukler，1999）检验了在不同类型的信息中，邻国评级变化的溢出影响，并发现与主权借款人的信用价值有关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另外，人们普遍发现，主权评级基本上不能预测危机。
2011年8月5日晚，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即国债评级从AAA下调至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首次失去AAA评级。标普的决定立即引起了欧美股市的剧烈动荡。美国国家信用的下调是一种保守估计，全球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在于，美国主权信用还会继续下调，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复苏的预期。
1992年标准普尔把中国主权外币信用等级定为BBB；2004年确定中国主权本币信用等级为BBB+；2005年上调为A-；2008年提升至A+；2010年再次上调至AA-。穆迪、惠誉给中国的国家信用等级与标普基本一致。按照这些评级标准，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不可能超过主权级别，2010年在被美国机构评级的85家海外上市或融资中资企业中，最高信用等级为A+，最低为CCC-。在连续12年给予中国BBB信用等级的背景下，我国企业难以取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同样由于西方给中国的不公正评级导致中国海外上市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融资成本不合理增高。
从原理上说，国家评级有助于削平新兴市场贷款的高峰――低谷周期。在高峰期，较早的评级下调有助于阻抑乐观的预期，从而减少私人短期资本流，因为私人资本流已反复被证明助长了信贷高峰，加剧了资本进口国家的金融脆弱性。但是，如果主权评级有市场影响力，却滞后而不是领先金融市场，那么，调高评级在高峰期就会加强乐观预期，并刺激过度的私人资本流，这种情况就更加糟糕。在低谷期，调低评级也会增加投资者的恐慌，驱使资本外流和主权利差上升。如果被过时的模型所指导，主权评级将不能较早地在货币危机前发出警报信号，这可能再一次加剧投资者行为的羊群效应。
以上影响力主要指在对美国成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影响。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力短期内很难达到或超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
四、结论和建议
（一）历次金融危机证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往往在危机显现之时改变评级，而没有体现出对未来风险的预警功能。应改变对于评级机构过度依赖的现状。主权信用评级本身的不成熟性和信用评级公司的结论对于市场的影响不相称，故而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设法弱化评级公司对于市场的不相称的影响。国家信用评级具有区别于微观的公司债券和公司信用评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无论是美国的各大评级机构还是相比之下历史很短的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结论都容易比债券和公司评级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同时评级机构的集中度很高和债券发行主体的分散分布之间的矛盾，容易使评级机构本身的非系统失误而带来系统性的市场风险的可能性。这是信用评级机构过度垄断的结果。
（二）尽管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制度安排，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乃至经济的发展。在目睹了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巨大负面冲击后，对于还处于信用评级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否定信用评级制度，相反，我们应该在未来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借鉴国际社会对本次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体系总结的经验教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发挥信用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风险揭示作用，提升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对评级机构的监管需要加强。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就建立全球协调的信用评级监管体制达成共识。在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国家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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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武斌（1971―），男，山西长治人，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