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论文选》(中华书局2009年，以下简称《汪文选》，凡出自该书的引注均只标页码)是从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150多篇论文中精选而成的。其中包括“现代认识论研究”、“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与建构”三个部分34篇论文。在我们看来，这些写于不同年代的学术论文，不仅生动展现了汪信砚教授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探索足迹和理论成果，而且通过一位善于思考、不断创新、卓有建树的中青年哲学家之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具体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探讨的思想历程。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当代中国哲学探索历程的个性展现，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正是基于这～判断，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汪文选》的思想成果及其理论贡献和价值意义做一概要述评、研究和探讨，以求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探索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一、经典认识论反思中主体性认识论的合理建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也是中国学界的思想解放时期。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带动下，哲学界也和其他学界一样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哲学反思运动。很短时间内，实践观点、真理与价值、主体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认识的本质、决定论和选择论等问题，便都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而认识的主体性特别是反映论和建构论的关系问题，则是当时哲学争论的重大焦点问题之一。《汪文选》第一部分“现代认识论研究”，正是当时学界关于认识本质及其主体性问题研究和探讨的产物与结果，有些还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上述问题的反思对象实际上均指向了“传统教科书哲学”。表面上看它是当时学界要求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创新哲学理论的具体体现，实质上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要求改变旧体制、创建新体制、实现生存方式转变的现实呼声。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而言，认识论研究和探讨的关键问题是研究视角的历史转换。传统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坚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的反映论。它从客体出发来理解和解释认识，把认识视为人脑对客体的反映和认知。这种认识论，既包括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包括经典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出发来理解认识，它虽然坚持了认识的客观性，但却完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创造性。针对其缺点和局限，马克思曾提出从主体方面和实践活动来理解问题的根本观点。经典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实践和辩证法引入并运用于认识论，合理地解决了“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由于其主要任务是创立认识论唯物主义，加之受传统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局限，因而尚未能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和解决认识问题，未能将认识的客观性和主体的能动性统一起来，也没有真正解决“认识怎样进行”的问题，其本质仍是一种从客体出发将认识视为主观对客观认知的反映论。《汪文选》将这种奠基于经典认识阶段的传统认识论称之为“经典认识论”，而将立足于现代科学发展基础上的认识论视为“非经典认识论”。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在于认识论名称的简单改变，而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科学发展所凸显的“认识主体性”问题。在对经典认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它较早地提出了认识论研究中的视角转换问题，即由“从客体出发去看待认识”向“从主体出发来理解认识”的视角转换。事实上，这种视角转换问题的提出，不仅对当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然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及其非经典认识论的创建，仅仅有研究视角的历史转换还不够，还需要有“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包括视角，但视角并不等于范式，范式包含比视角更广泛的内容和更深刻的内涵。“科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是某种特定的“科学研究传统”，它主要由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普遍公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共有范例”等要素的统一整体所构成。根据此精神，“认识论研究范式”同样也是一种认识研究传统，它是一定哲学流派的认识立场、认识路线、认识思维、认知观念、认知方法和解释原则等要素的有机统一。《汪文选》立足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认识论的发展成果，在对西方哲学史上认识论研究范式演变过程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问题。在作者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确立了“以客体为轴心考察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范式”。它虽然将认识论研究置于实践论基础之上，实现了考察对象由单纯客体或单纯主体到主客体关系的历史转变，避免了离开主体而直观地考察客体或脱离客体而抽象地思辨主体的片面性，但由于其主要使命是实现认识论由唯心论到唯物论的根本变革，因而，它不仅把认识本质视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忽视了认识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且将认识论的注意力聚焦于认识结果而忽视了认识活动，将研究层次局限于社会机制而忽视了主体思维。这些缺陷和局限意味着经典认识论的研究范式已很难适应现代科学和现代认识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实现由“以客体为轴心考察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范式”到“以主体为轴心反思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这种转换同时也意味着“经典认识论”向“非经典认识论”的历史转变。
“非经典认识论”的理论形式是“重构论”，其实质是一种“主体性认识论”。在库恩看来，范式的转换意味着科学革命。“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②同样，由于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非经典认识论”与“经典认识论”在诸多认识问题上都出现了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在认识立场上，是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区别；在认识路线上，是主客体双向作用与从物到思想的区别；在认识思维上，是以主体为轴心与以客体为轴心的区别；在解释原则上，是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区别；在认识方法上，是主客体的双重建构与主体如实反映客体的区别；而在认识观念上，则是认识是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与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区别。认识论的研究范式之所以需要实现这种转换，从根本上说，在于现代科学革命及其认识主体性的空前凸显。正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皮亚杰开创了以“建构论”为特征的“发生认识论”。不言而喻，《汪文选》提出以“重构论”为特征的“非经典认识论”是对皮亚杰以“建构论”为特征的“发生认识论”的积极扬弃。它既保留了“建构论”关于认识活动是主体的不断构造过程的合理思想，强化了认识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规范功能，具体体现了主体的创造性和认识的辩证法；同时又克服了“建构论”容易被误解为唯我论的缺点，强调主体的构造活动并非任意的虚构，而是主体在思维中对客体原型的重新构造，从而合理地坚持了认识的描述功能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显而易见，以“重构论”为特征的“非经典认识论”，由于其本身既辩证又唯物的性质和对认识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内在解释力，它在本质上成为一种“主体性认识论”。如作者所言：“我们所谓的重构论，就在于要扭转认识论研究的轴心，旨在强调认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们所谓 的非经典认识论，也就是一种主体性认识论”(第40页)。这种主体性认识论，不仅是对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历史超越，而且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发展，同时也构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当代理论形态。
二、社会发展观演变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的展开，现代化的推进，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使中国社会发展在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社会稳定、价值冲突、道德失范、信仰危机和人的发展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日益凸显在人们面前，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课题。它要求理论研究必须对此做出解答。《汪文选》第二部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就是作者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和集中研究的理论成果。它不仅体现了作者以哲学的方式关注现实、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追求，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兴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成果。这里主要就《汪文选》对社会发展观演变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成果做一简要述评。
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反思其生成根源和探讨其解决方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课题。许多人在这样做时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人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正是造成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罪恶之源”，因此，要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使人类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反对、突破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时间，这种观点成为生态环境问题探讨和环境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观念。其结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成为时代的困惑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文选》对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刻分析。在它看来：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先后经历了不同历史形态，但无论何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成根源；以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才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以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处理人与外部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否定性解决的产物和结果，因而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样或那样地否定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在于否定和走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在于真正地践行或在实践上走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些论述，不仅为解释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见解，而且从群体和个人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关系中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种合理观念，同时也通过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考察和分析为解决当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一时代困惑问题提出了一种正确解答。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观念，而且是环境伦理学合理建构的价值前提和理论基础。通常的环境伦理学主要建立在“道德扩张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道德扩张主义认为，传统伦理学将伦理关系局限于人和人的关系领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使伦理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的视域，只有将伦理学的研究边界扩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使自然也成为伦理关怀的对象，确认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伦理学才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进一步强调，扩展道德伦理研究的边界，确认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其理由和根据不是人类的需要和利益，不是自然事物对人类的工具价值，而是自然事物本身的“内在价值”。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观点来看，这种理论和观念貌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汪文选》从伦理学的理论性质和价值的属人本质等方面，对道德扩张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深刻分析和理论批判，并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对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充分论证。作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和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伦理学，它所确认的是人们在处理其与自然的关系时对他人、特别是对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站在道德扩张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只有以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唯有它才能成为环境伦理学得以可能的根据和基础。显而易见，这种探讨及其成果，不仅纠正了以往环境伦理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而且为环境伦理学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前提与科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及其相关人类中心主义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发展观和社会价值观问题。环境伦理学及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基础的确立，则意味着社会发展观念的历史变革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正像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一样，社会发展也不同于自然进化。“进化体现的只是自然的生命本能变化，发展则属于追求价值的创生活动。”“发展按其本性属于自我超越的创造性活动”。这不仅意味着“发展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何为发展的判断也“不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意味着“这种价值判断总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来进行的”(第158页)，意味着发展观念与价值观念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价值观念的改变必然引起发展观念的变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必然引起社会发展观念的变革。由此出发，《汪文选》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并强调指出：“传统发展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时一地的经济繁荣，因而它把发展主要理解为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必然带来不种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则是人类及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它把发展在本质上理解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由此必然有利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作者看来，两种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在于其价值前提和理论基础：传统发展观以某种群体中心主义为前提；可持续发展观则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不言而喻，《汪文选》在价值前提和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由“群体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转变，同时也在社会发展观念上实现了由“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变革。这一点，对于我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不可分割，要实现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应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加速推进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一体化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它也使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等矛盾日益凸显，并导致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与东方 价值观、人类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直接制约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汪文选》立足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历史之形成和全球性问题之凸现的基本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证了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冲突、普遍价值与人类利益等复杂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系统分析。作者认为，西方国家打着“普遍价值”或“普遍伦理”的旗号，通过“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等方式，力图把西方价值观念加以普遍化，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纳入西方价值体系，其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正是这种西方价值观的输出和扩张及其所引起的非西方国家人们对它的质疑和对抗，形成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冲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普遍价值”，“所谓普遍价值，就是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并因此能够为人们普遍共渡的价值或价值原则”，其实质内容就是“人类共同利益”；当代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实质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价值观之间差异的完全消失和全球一元化价值观的形成，在未来的全球化社会中，与全球化的新发展相适应的，只能是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在上述普遍价值原则指导下的多元互动过程。”(第232～245页)显而易见，《汪文选》对价值认同、价值冲突、普遍价值和人类利益等问题的理解和论述，既揭露了所谓“西化论”的主张，也非对“普遍价值”的盲目肯定或简单否定，而是对不同问题进行了具体历史分析；它立足当代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野，以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不仅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峙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对相关问题及其理论难题做出了一种合理解释与正确解答。这一论述，无论是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还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合理价值观的确立，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
跨入21世纪，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同时又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与风险共在的复杂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要求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关键是要有范式意识及其创新思维。这不仅意味着哲学研究要有范式的理论视野，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实现范式的历史转换。《汪文选》第三部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与建构”，侧重从方法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和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理论研究。在我们看来，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研究范式的理论探讨，而其价值和意义则在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范式?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实际上见仁见智。其中，有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研究范式，也有所谓“实践观点”、“实践人学”、“实践本体论”和“实践生存论”等研究范式，还有所谓“前提批判”、“文化哲学”、“人类学”、“学理阐释”和“文献考证”等研究范式。显而易见，不同学者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创新和发展的研究范式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无疑十分必要，但并非本文任务。这里主要是想指出，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精神，所谓哲学范式，并非特指哲学研究的某种单一视角，而是指特定哲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某种哲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包括其研究问题、理论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且包括其哲学理念、价值观念、研究模式和典型范例等等，实际上它由所有这些要素的统一整体所构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汪文选》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合理与可取之处，恰恰就在于它从各种不同视角及其统一整体来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厘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及其性质和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概念前提。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不然，在此问题上历来都存在许多误解或曲解。比如，海外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或封建化，近年来也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认为前者属于政治家、革命家的事情，后者才属于思想家和理论家的事情。对此，《汪文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当前现实两大方面，因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两大内容；它是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是他们为了解决中国的自身问题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和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第401～421页)。由此《汪文选》不仅纠正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内涵、性质和定位上各种误解，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研究范式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概念前提，同时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
实现哲学观的历史转变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在对哲学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反思和探讨中，提出了哲学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等关系问题。对于前者，有人认为“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主张“人学是哲学发展的当代形态”。谈到后者，有的主张价值哲学历来都是哲学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价值哲学；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没有自己的价值哲学，但它为价值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有的主张价值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洛采所创立，后者的创立者则包括洛采和马克思。针对这些观点，《汪文选》提出了与此不同的两个核心命题：一是“哲学是一种反思的人学”；二是“哲学是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表面上看，这两个命题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实际上它却意味着哲学观的根本转变。传统哲学观本质上都是某种本体论或知识论的哲学观，其最大弊端就是忽视了人及其主体地位和价值追求。《汪文选》把哲学视为一种反思的人学和广义的价值哲学，不仅凸显了人及其价值追求在哲学中的主体和主题地位，把哲学与各门实证科学区别了开来，而且它突出了哲学的反思性质，在学科性质和理论特点上将哲学与文学、史学等人文学科合理地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正确理解和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提供了合理的哲学观前提。正像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的人学在本质上主要是人对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范导的理论一样，它作为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实质上主要是人对其与世界之间价值关系和应然状态的理论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不仅意味着哲学主题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而且意味着其价值观念和理论功能的历史转变。正是这样一种哲学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如此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探讨提供了合理观念与有益借鉴。
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主题和中心。在库恩看来：“范式……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这种典型问题，不仅是范式不可缺少的元素，甚至构成其主题和中心，它规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科学范式如此，哲学范式也同样如此。对此，《汪文选》明确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必须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必须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须认真分析、回答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必须着力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和主要任务，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这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第361～365、403页)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问题和任务的确立，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主题和中心，而且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针对问题和任务创新观念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灵魂与关键。相对于问题和任务，创新观念和方法是研究范式中更加重要和关键的要素。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对此问题，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针对“崇拜文本”和“迷信洋教条”等倾向，以及“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所谓“学术性诉求”，《汪文选》不仅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而且对如何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观念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在作者看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克服各种教条主义，澄清种种理论误区，而且要开阔视野、扩展论域、创新方法，要确立自觉的民族意识、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同时要坚持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在中西马的对话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等原则。值得一提的是，《汪文选》还特别强调了考察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历史进程之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具有“问题指向”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典型范例”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所有这些观念和方法的借鉴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的个性表达
正像任何哲学家的成长都不是孤立的而必然为其时代所成就一样，一种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成果的生成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并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其时代精神。不言而喻，《汪文选》作为一本个人论文选集，是汪信砚教授20余年来哲学探索的思想成果及其理论表现。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它又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思想凝结，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的个性展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正像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样，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也在不断追求、探索和超越中展现了其思想逐步解放、观念不断更新、理论力求创新的巨大历史性进步。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主题转换而言，借鉴孙正聿教授近年来的概括，这一过程可以大体表述为：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反思和改革阶段；90年代，主要是哲学观变革及其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阶段；跨入21世纪，则主要是对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重构阶段。由此来看：《汪文选》第一部分“现代认识论研究”，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对传统认识论进行理论反思过程中重建主体性认识论的产物和结果，它实际上属于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反思和改革阶段的研究成果；其第二部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探索”，主要研究了环境伦理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全球化与人类利益、价值认同与价值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20世纪90年代哲学界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第三部分“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与建构”，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理论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正是对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创造性重构的前提性思考和方法论探索。显而易见，《汪文选》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思想缩影，同时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历程。
然而，不仅如此。《汪文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之理论表达。谈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曾深刻指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则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论断：“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马克思、黑格尔的深邃思想和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汪文选》与当今时代关系提供了观点和方法。如果说“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当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革精神与创新精神。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代表了我国“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它汇集和凝结在哲学思想里，通过概念、论断和理论的形式表现为哲学的主体精神、超越精神、变革精神和人本精神等。可以说，《汪文选》所主张的“主体性认识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是“反思的人学”和“广义的价值哲学”等，正是当代中国改革与创新之时代精神在哲学思想中的概念体现和理论表达。
不过，哲学对时代精神的体现和表达，并非仅仅反映实践的呼声和历史的事实，它还要通过概念的反思、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探索，来揭示和展现哲学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进而重塑时代精神并引领时代潮流。如果说新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反思和改革”、“哲学观变革及其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重构”等不同阶段，那么，这本身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辩证发展过程的思维逻辑表现。它意味着，没有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反思和改革，就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实现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和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只有通过哲学观的变革及其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才能为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创造性重构提供观念前提、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从“总体的观念反思和变革”到“部分的问题研究和探讨”再到“整体的理论创新和重构”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破到立、由旧到新、从部分到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的辩证发展过程。《汪文选》通过个人哲学探索的心路历程及其系列化的研究成果，不仅个性化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历程，而且内在地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同时也观念地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且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它不仅为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创造性地重构提供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某些合理的思维和观念；创造性地重构一种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撑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