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舆论界有摇旗呐喊的支持者，也有发出质疑之声的反对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各异。北方大报《大公报》对革命的态度，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日常报道和《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活动过程中一览无余，即使在起义爆发之后全国争相响应，革命一发而不可收拾之时，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仍然坚持着一以贯之的君主立宪理想。有奖征文不但是报纸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有效方式，亦成为报纸引导舆论导向、传播自身理念的又一途径。
关键词：辛亥革命 《大公报》 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39－43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当时的舆论界对武昌起义的态度迥异。孙中山在评论报界对于革命所起的作用时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相辅而成，故不曾数月，遂竞全功，则为各报鼓吹之功”，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武昌起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诚然，当时的舆论界确有相当一部分报刊对革命持支持和鼓励态度，但是在舆论界也不乏对起义的质疑之声。从北方大报《大公报》对革命的态度于革命进行期间举办的《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活动中即可窥其大概。
一、《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缘起
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报纸征文活动是由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起，为了扩大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广学会在全国各地举行针对士人的赠阅活动，还采取有奖征文的方式来吸引注意力。
“有奖征文有三层功效，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上流行的话题和事件，而且还可以看出办报者所关注和侧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发放奖金和名次评选的手段，有效地刺激读者广泛参与和积极讨论，也能够起到引领时局发展，促进国民参与和关注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有奖征文还可以形成并加深报纸媒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有奖征文成为中国近代报纸经常采用的与读者互动、引导舆论倾向、传播自身观点的方式。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期间，从1902年7月到1911年11月共举办征文活动9次，刊出获奖征文113篇。举办征文活动成为《大公报》与读者互动、有意识的引导舆论倾向的常用方法。
《大公报》于191 1年11月20日辛亥革命尚在进行之时刊出《征文小启》：
时事蜩螗，神州岌岌，挽回浩劫，舍破专制而改立宪，其道末由。今者专制之勒已如距脱，立宪之基亦渐确定。所争者在君主、民主两问题耳。然统观中国之历史、宗教、区域习惯各方面，较诸世界列强确有特异之点，究竟适应何种立宪政体，方足以拨乱反正、转危为安、光大国家、造福国民。热心志士主张君主立宪者为一派，主张民主者为一派，各具理由，相持未解。本社同人，智识浅薄，孰得孰失，未敢妄下断语。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此意，设题征文。
此次征文在社会上引起的广泛关注及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大大超过了《大公报》的预估，《大公报》“特于原定等第之外，特设补取一格”，所以此次征文最终获奖论文分为四等，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补取9名，共16文章获奖。
二、对获奖征文的解读
1、支持君主立宪的大多数
君主立宪的支持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虽易代之事，史不绝书，然有国必有君，有蒸民必有元后之义浸淫人心久矣”。当时的中国“虽袭君主之名已具有民主之实”，“君主仅拥有虚位而已”，君主、民主之争实际上是“心理上之不能解决，非事理上不能解决”，观世界成例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其民享受之幸福举世无能出其右，所以关键的是“求获政治改良之实效，不必慕求共和高尚之虚位”，而不是纠缠于君主、民主虚名，当务之急在于恢复社会秩序，务实地推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政策。他们支持君主立宪的理由大体可归为以下几点：
1)特殊的国情
“一国有一国之情况”，“一国之政制一国历史之产物也”，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其历史、地理、宗教及风俗习惯有莫大的关系，中国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皆受君主制度之深远影响，而与民主相去甚远。政治制度的推衍递嬗，有其自然的发展规律，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沿袭君主专制制度几千年的中国，欲一步登天，在中国实行民主立宪制度，“以中国之习惯，证以欧美两政体之得失，行之而美足以至福，行之不善足以招祸”，所以在中国盲目仿效推行西方舶来的民主政体，如果强为仿效，在政体的选择上“削足适履”而不是“量体裁衣”，盲目地照搬他国的经验，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是必不可行，这是反对民主立宪的重要理由。
2)人民程度的不足
不论是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应建立在相应的条件之上，国民政治素质的优劣是选择何种政体的重要依据。“凡民主立宪，必人人有普通之知识，独立性质，高尚道德”，而中国“人民未经立宪权利义务之界说，合群爱国之说均属茫然不解”，近国中仅少数人解共和政体，其多数人或更有并其名词而不知者，中国“人民之普遍程度不足”，“民智之不足”，“民德之不足”，“吾国之民何如者，十年以前风气尚闭，近虽稍稍开通，然不过沿海省份而已，深僻之内地穷边之远方其闭塞如故”，“言教育则十室无识字之人，以言自治，则一乡有乏才之叹”，“试观预备立宪亦有年，然执蚩蚩者氓而问，以立宪二字作何解释，其知之者日无一二，其瞠目矫舌而不能对者遍国中皆是也”，所以不论从民众基本的受教育水平，还是宪政知识的普及程度，抑或是对现代公民社会权利义务的了解程度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立宪可操作性不大。
3)对冲突下内忧外患的忧虑
冲突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自古耗财之道莫甚于用兵”，国内两方的兵戎相见，不论孰胜孰负，消耗的都是中国百姓的蓄积，战事迁延日久，将会财源耗尽，“从速罢战，共维持残局，省此财政上之余力，以裕国计而利民生”是利国利民之上策。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以来，历次与列强的战争无不以中国的失败、割地、赔款而告终。革命军与清政府冲突，危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以保护侨民为词派兵调舰”，反观美国“建立合众国以大陆孤横，四无强敌故得从容以奏成功”。外部列强环伺，即使无事之秋，列强亦有蠢蠢欲动之势，况中国同室操戈之时，如果国内冲突的双方不能迅速地平息内争，恐民主立宪未成，而中国早已瓜分。一旦外国干涉“届时清政府既无力克制军政府，而军政府又绝无力可以统一各省，全国虽有响应军政府者，然君主制破，领土即随之而破，盖国内领土即猝难全，联合于军政府，流寇土匪将蜂起肆虐，外人趁而夺之”。
国内两强相争战事一起，最直接的就是人员的伤亡和财货的消耗。撇开政治正确与否不论，伤亡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当时的中国也谈不上富足，万不该将国人的辛苦积蓄消耗与无谓的内战之中。一旦外国干涉，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国内秩序渐趋失控，流寇土匪或将乘机而起。所以应该从速罢战、恢复国内正常的秩序。
4)对于民族分裂的担忧
第三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地理位置东南濒海，西北毗陆，地区差异较大，汉、满、蒙、回、藏各族自清 朝建国以来没有融合政策，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仍存在极大的隔阂，之所以能够维持各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国家领土的完整，都是因为有君主统一之权威，一旦废君主，统一的权威消失，民族分离、领土分裂势必难免。汤捷南指出，从历史上看，满族与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夺满人世袭特权，决意排满，不单满人将奋起反抗，满人或将联合蒙族、藏族与革命军对抗，进而造成冲突的扩大。发公亦同样指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种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与汉人同处一国政府之下，全恃君主名义羁縻之耳”，“欲求领土之完全，满汉蒙回藏之统一，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中国的多元民族结构，复杂的民族关系，在政体的选择时不得不将民族因素考虑在内。满族与蒙古族、回族、藏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亲密关系远甚于汉族，革命前提出的反满口号，固然容易激起部分人的反清热情，但以反满相号召，使原本单纯的政治问题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如果持续下去任其发展，则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各民族间的仇怨，局面将更不可收拾。
基于以上理由，君主立宪的主张者有理由怀疑走民主立宪道路、建立共和国是否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发展是否只有仿效他国，推翻帝制实行民主立宪一途。
2、支持民主立宪与不置可否的少数
张省庐认为，社会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进步之中，“国家之政体亦不能不随此漂泊转移于其间，若犹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故而不知其权，坚持一己之主义而不稍变通，岂所谓无适无莫义之舆比者乎”，国家政体亦不应该一味守成不变，而应该随时代的步伐做适时的调整变更，况且从人心向背来看，“武昌之起兵也，各省之独立也连号一呼，风至烟起，全国之人民土地几入革军范围中矣”，“民主政体既为国民大多数之赞成”，就应该顺应民意改君主制为民主共和政体。
针对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者提出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张省庐认为“国民苟有政治之能力，无论其为君主为民主皆能维系于不弊，国民若无政治之能力，其为君主为民主俱难得善良之效果”，“故吾国不立宪则已，苟立宪焉，则程度不足之说不足以解决君主民主之两大问题也”，人民程度不足如果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行君主立宪同样不会有良好的结果，所以人民程度不足，只能是君主立宪支持者反对民主立宪支持君主立宪的不实托词。
至于外国势力，碧天认为不足为虑。因为起义的革命军并非庚子事变中的义和团主要针对外国，并未对外国在华利益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各国亦宣布保持中立不干涉中国内争，外国舆论亦认为革命为“政治腐败引起，无不直民军而曲政府，相率宣告中立”。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和The standard均表示，此次中国革命令他国均表示同情，外国若干涉中国内乱必扰害国际和平，西方各国对于此事惟有不干涉一法，“即素轻侮中国之法国巴黎朝报亦力言北京政府为世界所恶，而以民军为能尽其国民之天职”。
谢公、放弁的文章，并未明确地表明应该采取何种政体。发公即使认为应该保留君主名义，亦未对征文题目中所涉及的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给出自己的选项，只愿“朝廷勿为孤注之掷，党人勿逞一时之忿相”。都认为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暂置君主民主问题而以改革政治为前提，澄汰仕途，清理财政，搜求人才以促宪政之进步”，迅速平息内争，恢复社会秩序，务实的推行各项政策，尽早实现国富民强，而不宜在君主、民主的孰是孰非中继续内斗，使整个国家、社会在无休止的冲突中内耗。
三、对于此次征文活动的分析
此次征文活动发起之时，辛亥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大公报》发行地天津毗邻京畿，仍然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虽然于租界办报，但对于君主、民主这样敏感的话题，成为能在报纸上公开谈论的话题，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那时朝野之间固然有大量的歧异，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至少其冲突和紧张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清政府对于民间某些行为的容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早前形成的认知，虽然亦曾有报纸因触怒清政府而遭关闭的成例，亦有命丧清政府的报人，但是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益乏力，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渐趋失控，舆论氛围渐趋宽松却也是事实。
从论文的获奖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获奖征文都是持君主立宪立场，且持君主立宪立场的征文获得了前三等奖六个名额中的五个，主张民主立宪的征文，仅有碧天的文章获得三等奖最后一名，且获得三等奖的三篇征文中是最后刊登的。未在文中明确表态支持何种立场的两篇征文也只获得了后加的安慰奖补取一格。现在无法考订当时的应征文章中到底持何种立场者居多，单就获奖文章所透漏的信息而言，《大公报》明显的倾向于君主立宪，因为这些评定的奖项、刊出的文章完全是《大公报》同意的观点，并希望通过发表产生预想的宣传效果，引导舆论的倾向。传播学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网络当中布满了把关人，他们控制着传播的内容和渠道，影响着传播的效果。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期，把关人的根本作用都是相同的，都是体现了信息决策者和传播主体的意志。由此，传播的内容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把关人的影响。美国著名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题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辛亥革命期间《大公报》充分运用了报刊信息传播“把关人”和“议题日程”设置者的优势，不但在平时对武昌起义的报道中坚持了《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一以贯之的君主立宪立场，对武昌首义的革命军持反对态度，而且还通过征文活动来加强报纸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征文来吸引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通过自己对征文奖项的评定，达到传播自己理念和引导舆论倾向的目的。
对《大公报》载辛亥革命期间报道的检视，提醒后来的研究者在依托近代报纸进行各项研究时，要注意报纸立场，当时的报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舆论的真实，这是值得现今的研究者斟酌的。报纸主办者的态度，近代民报“自生自灭”自负盈亏的生存状态，使得报纸在报道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报纸的销量问题，《申报》在辛亥革命期间言论的转向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起义初期《申报》对于革命军不抱支持态度，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得不变换报道的基调，因为《申报》所处的上海望平街的各家报馆，在辛亥革命期间“家家玻璃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的在打听，一个捷报传来，掌声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嫉妒愤恨地把玻璃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前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申报》就有玻璃被砸的经历，以致不得不转换报道的基调，以图报纸的销量和报社的安宁。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段民主立宪的道路，而不是君主立宪道路，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当年君主立宪支持者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判断皆错，反观历史，君主立宪支持者提出的国民程度问题、特殊国情之说，在后来中国的民主立宪的实践中不皆有所应验吗!
责任编辑 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