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顾彬不相信文如其人的说法，但在介绍他在德国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情况，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勾勒一下他的思想状况。顾彬的学生时期曾经非常激进，相信越是现代越是高级。上世纪80年代，当他目睹欧洲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危机的时候，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转折，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怀疑，日益趋向保守。他开始重新阅读一些保守作家的著作，并认同他们对道德、环境等问题的思考。当然，顾彬反对的是现代化对人的欲望的放纵，对其促动个体人格的独立和需要对自身负责这一点，顾彬并不反对。顾彬反对那种将一切脏的、丑的放进诗歌的做法，认为优美的语言非常重要，他对保守派的重新重视也伴随着这一点。无论是翻译或者创作，他都认为好的德语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上顾彬有着自己偏于“保守”和“精英”的立场。
顾彬最初受庞德译李白诗歌的影响，从神学转到汉学研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以此于1973年获得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81年顾彬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可以说，顾彬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他的博士和教授资格论文都与此有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对语言的要求，顾彬还看重思想，这和他一直以来对神学、哲学的关注有关，在前不久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顾彬提到神学和哲学才是他的故乡。他的这种倾向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他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不满，虽然这种不满不影响他对余华早期小说的欣赏。他说：“我最喜欢的一个奥地利作家Kappacher，他写100多页的中篇小说，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短篇小说，他写我最喜欢的奥地利诗人世纪末最后10天，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故事，但是思想很深，语言很美。”①而“中国作家一写会写一百年、写几个人，几十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老是说中国文学问题不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就是在于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需要时间，要慢慢写。要写几年，不要几个月之内写完。”站在顾彬的精英立场，以这样的速度推进和依靠灵感的写作是有问题的。顾彬还曾提醒我对英文show和tell的区分，“我不喜欢作者直接告诉读者他们应该想什么，我喜欢通过show，像唐朝的诗人一样，通过风景等等让读者自己感觉到我想说什么。比方说Thomas Mann，他写Buddenbrooks的时候，他不直接告诉读者，他写一个孩子的手，我看他写手那一部分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命运会是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矛盾和毛病，等等。但是中国作家如果他不写诗的话，很少能够这样做。有一些人可以做，但是很少。余华《兄弟》通过名字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想，李光头，那我马上知道我应该想什么，但我不想跟着一个作家思考主人公，我想自己思考。”他的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对应于德国诗歌，他也不喜欢里尔克之前的直接在诗歌中向读者宣传某种思想的诗歌。
访谈中我们还提到德国纳粹时期的神学家Bonhoeffer，他在波恩大学神学教授Karl Barth劝说下留在了德国并被关进监狱。顾彬感叹“他有事的时候心里也非常非常安静，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因为不少唐朝的诗人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从容，得到从容和风度。一批人肯定得到了，也包括苏东坡在内，因为他也不怕死。他批判过王安石当时的改革活动，当时要判他死刑，因为他的朋友帮他的忙，所以他可以不死。不少中国文人对我来说他们包括一种我非常重视的、我希望有的、能够得到的从容、风度”。顾彬曾提及“我的语法和意象是来自唐朝诗歌的，我的一部分思想和词汇是来自西班牙的。不过，我的历史感是中国和德国的”。②笔者曾专门就这句话向顾彬求证，他认为自己的历史感的确受中德两国文化的影响，就中国方面来说，是那种人去楼空、筵席散尽之后物是人非的生命沉痛感，但是顾彬不愿将其继续延伸到那种听天由命的宿命感，而是以其德国式的历史观来进行纠正：“我的第二种历史观是德国式的。无论发生了什么，第一你应该知道你有责任，你不一定有罪，但是你有责任（阻止坏的事情重复）。另外你是可以改正的，不应该受宿命的影响。”顾彬以个人的历史责任来调剂个体生命流逝的痛感，两种历史观在他那里达成互补，他同时强调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忧郁和一个公民的责任。在半开玩笑的意义上，他说：“我可以说是半个基督教徒、半个儒家，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新的儒家基督教徒。”③想到他在日常生活中严格作息、兢兢于事业，又热爱家庭，经常下厨做饭，他的确可以被称为儒家基督徒。民国时期张东荪曾说儒家的价值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彰显，这一点似乎在顾彬身上得到了直感。
顾彬欣赏中国古典诗歌，而且反对物质、欲望层面的进化论，但他并非古典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他甚至可以被称为进化论者。在回应我的师兄刘江凯如何看待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作品时，顾彬回答说：“王德威的观点不太绝对，他比较小心，我觉得还不够。我为什么觉得美国汉学、王德威的作品有些问题？如果有理论的话，他们都用一批固定的作品、固定的人，比方说Fredric Jameson（杰姆逊）、Jacques Derrida（德里达）等，但他们不可能会用完全新的理论，如果你看我的作品的话，我的注释可能都会用最新的理论。我不可能写上杰姆逊、德里达他们，因为太多人已经写过他们，他们不能分析一个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社会，所以，对我来说，他们的理论不一定太合适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王德威刚刚发表了一部文集，中文是‘历史怪物’，失望，完全失望。因为我们德国在八九十年代发展了最基本的有关历史的理论，他都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通过他这本书更了解中国，或者德国。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理论是固定的，是狭隘的，他们不能够用完全新的理论，他们好像怕用新的理论，因为别人还没有用过。他们老用本雅明、本雅明的，无聊死了。但是本雅明不能够给我们介绍四九年以后的世界。另外，这些过去的理论让他们会使用得安全。”④顾彬的意思是理论必须能够对理解语境做出贡献，否则理论是在空转。时代发生改变，理论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这一问题时，顾彬直截了当：“当代文学除了诗歌外，基本上做得不怎么样。比方说莫言、余华他们回到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我自己比较关注的学者陈晓明、王德威和我的导师张清华都比较关注当代小说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发掘，顾彬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与之针锋相对的。他进一步问道：“但是传统是什么呢？如果是语言美，可以；如果是有些思想，可以；如果是世界观的话，根本不行。”这一回答独显世界观，可以说与他对王德威重复使用一些理论的批评一脉相承。那么，回溯传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从顾彬的角度看，对传统的回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怎样回溯传统？传统是否需要更新？是否需要不断纳入他人的视野？仍以顾彬的历史观为例，顾彬所认定的德国历史观是一种肯忏悔、能负责的历史观，但是读一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或者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我们会发现斯氏与海氏所能代表的历史观完全不同于顾彬的说法，甚至背道而驰。顾彬所说的历史观只是晚近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德国文化反省的产物，这一产物被顾彬视为真正的德国历史观。问题被顾彬转换为：如何回溯传统？如果回溯传统不能纠正历史和现实的弊病，回溯传统的意义何在？
顾彬的历史观建立在对两次世界性战争中德国所扮演角色的反省上。战争是一方对另一方肉体和思想上的消灭。这一观点建立在敌我的划分、建立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基础之上。最后可能会落实到一个基本的阐释学问题：我是否有理解他者和时代的可能？不同的个体、文明和种族是否可以和平相处？关于前者，我在《作为残缺――论顾彬的抒情诗》里有比较详细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顾彬作为波恩哲学学派的一员，自己写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比较早翻译到中国的是其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关于“异”的研究》，由曹卫东编译，出版于1997年，另外有专门这方面的访谈《理解与阐释的张力――顾彬教授访谈录》（薛晓源、顾彬，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其他的像《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中西相遇》（载《文史哲》2005年第1期）和《“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载《读书》2006年第7期）也都由山东大学的王祖哲翻译成中文发表。可以说，顾彬在寻求一种最低限度上相互理解的可能，这种相互理解以保持双方的不同为前提，但又不排除中国古典意义上“知音”的可能。“我从伽达默尔那里学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一而再地适合于中国的友谊概念（即“知音”或“知己”）。”⑤顾彬最初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从神学转到汉学，冥冥之中也会有东西方沟通之可能性的允诺在。所以顾彬会说：“不应该老说文化差异，现在我们日常经验和经历差不多都一样。当然，我和中国学者有差异。但这个和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我们从‘八九’以后，更多思考从1917以来、1989年结束的那个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学者，他们在这方面发展了一个很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从苏联、民主德国基础上发展的。但是因为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历史，有些观点可以用。我敢面对一些中国学者经常面临的问题。”⑥具体到当代诗歌，我们可以以香港诗人梁秉钧为例，在提到梁时，顾彬想到一个英文词cosmopolitism，中文可译为大同思想或者世界主义，“他可以从越南来看中国，从德国来看中国，从北京看柏林，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写。最近他发表了一组专门谈亚洲食物的诗，谈越南菜、日本菜、马来西亚菜等，所以他可以从各个地区、国家文化来看中国文化。但是除了诗人外，我恐怕其他中国当代作家没有这个视野。”
当然这对顾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这是他切实的行为：他的翻译和研究很多带有私人交往的痕迹，自己也写诗，和北岛、王家新、梁秉钧等诗人之间也有唱和。“我不太同意一批无论是德国的还是中国学者的观点：最好不要和作家交往。我觉得如果能的话，应该和作家交往。因为这样作家可能开掘你的眼界和思路，通过和作家们的接触，我经常能了解到完全新的东西。比方说王家新，他的诗歌写得比较简单，通过对话，我才发现，看起来他写得很简单，实际上从内容来看他并不简单。如果我没有和他接触的话，可能我没办法写他。”汉学家里与研究、翻译对象走得这么近的，大概只有顾彬。这与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关注有关，也与他了解他人的渴望有关。当然，这样的交往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我开始翻译当代诗歌的时候，还没有和诗人见过面。但随着我去中国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次数的增加，我开始跟很多诗人见面、交朋友，如果我觉得他有意思的话，我会开始翻译他的诗。但也有可能是这样，无论你是否认识一个诗人，他可能来德国参加一个活动，某个文学机关就需要一个译者，就来问我能否帮忙。我过去翻译过一些我并不太重视的诗人，比如说李瑛，文革诗人，但从来没有见过面。梁秉钧，我认识他之后，才开始对他的翻译。北岛，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已经出了他一部短篇小说，好像是《陌生人》。舒婷我没见到她之前也翻译过她，也写过她。目前我在为奥地利最重要的出版社编辑中国当代最重要诗人的诗选，其中的大部分诗人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比如说王家新。”这样的私人交往，肯定会影响到顾彬对当代诗歌的传播，一方面，交往会加深双方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一定都会发展为顾彬与北岛、王家新、欧阳江河之间那样的友谊，也会有交恶，比如当年顾彬曾经自费在德国出版高行健的戏剧，但后来两人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成为好友。而且顾彬可贵的一面是他的坦率，他经常自嘲，但也会直言批评朋友，比如他会批评杨炼对自己的重复，半开玩笑说他不必再写了，他翻译了他的诗集之后完全可以代替他写了，如此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顾彬对于坚的翻译和介绍。顾彬在1990年已经介绍包括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多多、丁当、李亚伟、翟永明和食指的诗歌（Blick zum Nachbarn），这些诗人包括前朦胧诗诗人食指、朦胧诗诗人、第三代里的“莽汉”李亚伟和“他们”早期的丁当，那么顾彬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些作者呢？比如同是“他们”一派，于坚、韩东等人早期的代表作已经发表，但并未在他的选集里出现，顾彬翻译于坚是在2009年的事情，他在波恩出版的 Alles versteht sich auf Verrat是于坚、翟永明、王小妮、欧阳江河、王家新、陈东东、西川和海子的诗合集。最初我认为这可能和当时外省诗人在与北京诗人的论争中出于话语的劣势有关，这一劣势使汉学家顾彬更容易发现北京或者与北京关系密切的诗人。而顾彬告诉我，实际上他1994年在荷兰的莱顿就见过于坚，他本人也认可于坚的诗，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等一会儿。为什么呢？如果我歌颂他，人家会说我骗王家新，如果我批评他，人家会说我受到王家新的影响。”这一等待过于漫长，2009年，顾彬和唐晓渡合作编译了这本诗合集，唐晓渡选择了诗歌篇目并作序，顾彬和高红完成了诗歌的翻译。
顾彬1979年左右开始知道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北岛和舒婷，在南京时他的一个学生向他推荐北岛的短篇小说，在柏林，翻译过舒婷、后来担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的梅佩儒（Rupprecht Mayer）将自己的翻译拿给顾彬看。1987年，顾彬有关于舒婷诗歌的论文《用你的身体写作：舒婷诗中的伤痕文学》（Mit dem Korper schreiben: Literatur als Wunde）发表。但如果以1949年一个政权的建立为标志，那么顾彬对当代诗歌的翻译和研究从7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他翻译了贺敬之和李瑛，他甚至还翻译了毛泽东的诗词。
根据顾彬的介绍，德语国家中，致力于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人并不多，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也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作品。梅佩儒主要翻译台湾诗歌，之前翻译过西川的图宾根大学教授Peter Hoffmann也逐渐转向当代中国小说的译介，另外瑞士的Raffael Keller翻译过萧开愚两本诗集。从翻译当代诗歌的数量上讲，顾彬应该是最多的。基于我的德语仅限于基本的文献阅读，我无法对顾彬的翻译质量置喙，仅能从其翻译诗集的销售情况和他自己对翻译的一些看法侧面地有所关照。顾彬自己的诗集（我没问清具体是哪一本）在德国卖了一百多本，“我希望我能卖300本。如果能卖300本，出版社不会说什么。”但另一方面，经他翻译的“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基本上卖得都很好，也卖得很快。比方说北岛、梁秉钧。北岛的一年之内卖了800本，算很好，因为出版社能卖300本的话就不会亏本。德国诗人一般来说也只能卖300本左右，所以北岛如果一年之内能卖800本，算很好。梁秉钧、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的诗集从我们这里来看都卖得不错，出版社可以不发愁，基本上会卖四五百本。杨炼所有的诗集都卖光了。北岛的第一本第二本还没有卖光，但是他也卖了有1000本。”
顾彬不仅大量翻译当代诗歌，还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黯影之声》（Die Stimme des Schattens. Kunst und Handwerk des übersetzens, München: edition global, 2001），他还在波恩大学开设专门的翻译课，他的很多学生后来走上职业翻译的道路。而他“对翻译只有一个标准，德文应该第一流的，必须是好的德文”。“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我最高的判断标准是语言水平”。而在这方面，顾彬显然非常自信，他举例提到海德堡大学的Günther Debon把《诗经》和唐诗翻译成有19世纪味道的德文，并解释说：“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完全可以把中国的诗歌翻成真正的德文诗。”
顾彬不仅是翻译家，也是诗人，从我访谈中得到的印象，他对其诗人身份的重视不亚于他对其翻译家和研究者身份的重视。他说：“为什么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翻译家的呢？因为我写作……通过翻译我提高我的德文水平。我这样做，也许我能更好地写作。搞翻译和写作是分不开的。”顾彬的写作先于他的研究，他相信一个作家应该沉默20年才发表他的作品，他则是沉默了30年才开始发表他的作品。2000年之前，他没有整本的诗集或者散文集、小说集出版，之后，这些作品才陆陆续续得到出版。最近我看到了他的第五本诗集，《鱼鸣嘴》（Das Dorf der singenden Fische）,鱼鸣嘴是青岛一个重要半岛，而这本诗集有很多诗歌涉及到青岛，另外四川、北京、波恩、柏林等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进入这本诗集。今年3月份，顾彬将会和一个中国作家去奥地利参加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组织者想请他作为译者参与进去，但顾彬告诉他们他也写作，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介绍《鱼鸣嘴》的机会。而当他在酒席间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失败者”的时候，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现在为止我的诗集卖不出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会更理解顾彬经常挂在嘴边的对语言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作家对语言的要求。“通过翻译我提高我的德文水平”，顾彬的这一看法可以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看法联系起来，即他对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的批评。他在《南都周刊》的访谈中甚至宣称“如果要了解为什么北岛在西方成功，但是别的中国诗人完全在国外失败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作家们应该会外语。语言也涉及到他们自己在国外的印象”。对此，《南都周刊》又专门询问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林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成功’的意思不应该等同于‘在西方成功’。一个中国作家精通外语应该说是好事情，但并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沈从文不懂外语，连中国普通话说得也很差，但我们能说沈的作品‘不成功’吗？上面说鲁迅、张爱玲都懂外语，不错，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好，主要是因为懂外语的缘故。张爱玲继承了《金瓶梅》、《红楼梦》的传统。鲁迅的确在小说结构上受了东欧作家的影响，但他的语言好是因为他的‘想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中文底子。鲁迅的诗也是旧体诗，不比北岛的差，外国人看不懂不意味着‘不成功’。”顾彬的立场是精英的甚至有点西方精英色彩，他认为一种语言的特点必须在和另一种语言的比较中得到彰显。当然认真学习外语是我们这代人才能获取的机会，对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上几代作家，这个批评过于残酷。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中国作家真的能与外国同行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对他们的写作的促进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当代诗歌在德国传播的其他方面。在2011年4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顾彬提交的学术论文是“城堡、教堂和其他公共场所：中国作家如何在德语国家中出场”，分为“朗诵的艺术”“朗诵的形式”“朗诵的场所”和“朗诵的实践方面”四个子标题，为中国作家在德语国家朗诵自己作品时如何与观众交流互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在主持不同诗人如梁秉钧、北岛或者欧阳江河的朗诵会时，也会根据诗人们的性格调整现场的气氛。这种形式的朗诵会有的是大学组织的，比如顾彬就组织过从顾城到杨炼等诗人的朗诵会，朗诵场所各有不同，欧阳江河来波恩朗诵他的《泰姬陵之泪》时被安排在波恩大学主楼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教堂，而我参加的一次顾彬诗歌朗诵会是在一家书店里，8欧元入场，有面包和红葡萄酒供朗诵结束后大家交流时享用。各地的文学中心也会组织朗诵会，据顾彬介绍至少会有250欧元的回报。出版业中，大出版社如Hanser和Suhrkamp会出比较有影响诗人的作品，比如北岛和杨炼，其他则主要由小出版社来出版，比如顾彬翻译的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的诗集是在一家奥地利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手工制作，装帧精良，印数少，定价高，也成为艺术收藏家的购买对象。
注释：
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均据访谈《“我希望得到从容”――顾彬教授访谈》。篇幅关系，我对两万字的访谈进行了缩减，集中于顾彬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情况。
②转引自古岳龙《顾彬：与诗平行的命途多蹇》，载《青年作家》2011年第2期。
③薛晓源《理解与阐释的张力――顾彬教授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④刘江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教授访谈》，载《东吴学术》2010年第3期，以下两处引文也据此访谈。
⑤《“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载《读书》2006年第7期。
⑥刘江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教授访谈》，以下两处引文也据此访谈。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