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旗谱》在革命叙事的显性话语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家族文化内涵。作品不只是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家族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双重变奏，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表露出家族伦理与阶级情感的双重取向。传统文化心理一方面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本结构上的裂痕。
关键词：《红旗谱》 家族文化 革命叙事
梁斌的《红旗谱》是当代红色经典小说之一，“一向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①，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②。然而重读《红旗谱》，我们会发现，作品在革命叙事的显性话语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家族文化内涵。
一、家族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双重变奏
阶级斗争是梁斌创作《红旗谱》“一开始就明确的主题”③，也是评论者历来一贯的诠释。作品主要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以冯兰池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平原农村革命运动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情形。在小说中，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到朱老明等与冯兰池对簿公堂，再到后来朱老忠等锁井镇农民的反割头税运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作者的叙述主线和文本的主要架构。然而，透过文本表层，家族矛盾也伴随着阶级斗争贯穿始终，并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
从小说的叙事起点来看，朱老巩与冯兰池大闹柳树林表面上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由伦理问题而引发的家族冲突。冯兰池派人砸钟既是为了霸占四十八亩官地，更是为了家族的繁衍。因为根据阴阳先生的推断，有那座铜钟罩着，他们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在我国家族传统中，家族拥有包括义田、祭田、学田等族产。族产为族人集体共有，一般不许买卖，“族田既是家族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是族众之间的利益纽带”④。冯兰池要霸占的官地是当初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堤而集资购买的“庙产”，属于家族共有的义田，当时“空口无凭，铸钟为证”。朱老巩正是根据族产的公共性当众揭穿冯兰池砸钟霸田的阴谋，并据理护钟。冯兰池也是运用家族手段来对付朱老巩，他先利用自己做村长和堤董的身份把四十八亩庙产的契书“税成冯氏的祖产”，然后从家族利益的角度，说他砸钟卖铜为的是替族人顶公款交税银。朱老巩因护钟失败气得吐血身亡，临终时叮嘱儿子朱老忠以后“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冯兰池想斩草除根，派人劫杀朱老忠姐弟。朱老忠只身逃亡关东，姐姐被侮辱后跳河自杀。严老祥后来也担心冯兰池陷害，决定“走西口，下关东”。朱、严两家从此与冯家结下了血仇。
在传统社会中，家族具有保护和继承的功能。恩格斯在分析氏族习俗时指出，“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产生了血族复仇的义务”⑤。朱老忠、严志和及他们的儿子大贵、运涛、江涛等人继承了家族复仇的义务。在关东流浪了三十年的朱老忠时刻都想着回乡“报这份血仇”。一回到家乡，朱老忠便设计了“一文一武”的长远复仇计划。朱老忠的回乡也使冯兰池想起了与朱家的血仇。他既悔恨当初“剪草不除根”，更担心如今“三只虎”回来找他复仇。运涛和大贵等人捕获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嗜鸟成性的冯兰池想将其据为己有，但却遭到大贵的拒绝，于是他利用村长的权力指使大兵去抓大贵当壮丁。脯红鸟事件使朱、严两家和冯家的家族矛盾在三十年后又一次激化。冯兰池的公报私仇激起了朱老忠的旧仇新恨，他甚至“走到门道口要拿铡刀去拼命”，但后来想到“也许坏事成了好事”，“叫大贵去捋枪杆子”正好符合了他“一文一武”的复仇计划，才同意让大贵去当兵。可见，脯红鸟事件的缘起和朱老忠前后态度的改变都离不开家族矛盾这个纠结。
韦勒克认为，文本一旦完成便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作者与读者一样，他的意见只不过是文本阐释的一部分，仅供参考。⑥虽然梁斌说阶级斗争是《红旗谱》“一开始就明确的主题”，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家族冲突与阶级斗争共同承担了文本的叙事功能。
二、家族伦理与阶级情感的双重取向
1949年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公有，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初步建立，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家族文化体系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便是在家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阶级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家族伦理亲情。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红旗谱》明显表露出文化转型时期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人物之间的阶级情感成为作者关注的重心。然而，《红旗谱》毕竟反映的是民主革命时期农村的生活状貌和革命运动，在这一历史阶段，家族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家族伦理仍然成为作者描写人物时的潜在意识。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⑦。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强大的亲属关系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切都以家族为本位。《红旗谱》主要塑造了朱、严两家三代农民的英雄谱系，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第三代运涛、江涛、大贵、二贵，这些人物无不处于父子、夫妇、兄弟等家族伦理的结构中，家族伦理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重要依凭。在我国传统家族文化中，“百善孝为先”，儿女孝敬父母、晚辈敬重长辈是最重要的家族伦理，而“实现父母或祖先在一生中所不能实现的某些特殊愿望，或补足他们某些重大而特殊的遗憾，这是孝道的最高层次”⑧。《红旗谱》中的孝道文化充分体现在朱老忠对父亲的敬重和对其遗愿的继承上。三十多年来，朱老忠时刻都没有忘记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家族血仇成为朱老忠生活选择的重要依据和刚强性格的重要体现。而严志和对母亲生时的孝敬和死后的悲痛、对父亲临别嘱托的信守，以及运涛、江涛、大贵、二贵等对父母和长辈的敬重也都体现了家族伦理中的孝道。在我国家族文化传统中，礼教的伦理秩序是“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礼记?婚义》）。可见，夫妇之“义”在家族伦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红旗谱》中，朱老忠与妻子贵他娘“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睡在她身边，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扇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饥忘了渴”。而贵他娘自从嫁给了朱老忠后，也才感觉到生活有了依靠，“碾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拾掇院子”。朱老忠与妻子之间的患难与共，充分体现了夫妇之“义”的伦理情感。
在我国传统家族文化中，“入则孝，出则悌”是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这种孝悌观念还常常延伸到家族以外，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旗谱》中的伦理情感便超越了血缘关系渗透到阶级层面。小说中朱、严两家的深厚情谊既体现了被压迫阶级团结互助的阶级情感，更彰显出患难与共的手足之情。朱、严两家虽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在祖辈就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到了父辈那儿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孙辈身上继续得以彰显。朱老巩与严老祥虽为异姓，但情同手足。朱老巩死后，严老祥感到“他像失去一条膀臂”，“觉得孤独，觉得寂寞”。父辈的手足情义在朱老忠与严志和身上得到进一步深化。朱老忠从关东回到锁井镇，严志和把他们安顿在自己家吃住，“一家人负担起两家的生活”。朱老忠也总是在严家危难之际，与之患难与共，甚至成为严家的主心骨，帮助安葬老祥大娘，与江涛徒步到济南去探视运涛。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怀早已超越了普通的阶级情感而表露出浓厚的家族伦理色彩。以伦理情感表现革命情怀在张嘉庆与贾湘农之间也得以充分体现。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张嘉庆，把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贾湘农当做“精神父母”，贾湘农也把张嘉庆当做亲人一样看待，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三、传统家族文化心理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毋庸讳言，作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代表，《红旗谱》与《红岩》《红日》《创业史》等一样受到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农民阶级的觉醒、地主阶级的没落、革命道路暂时的曲折和最终的胜利等，都成为作者创作时的主导因素。然而，出身于冀北农村的梁斌自小就受到家族文化的濡染，安土重迁、眷恋土地、重情重义、不忘血仇等传统家族文化心理也成为作者构思作品和塑造人物时的潜在因素。
在传统中国，土地是农民的立家之本，乡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梁斌在《红旗谱》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朱老巩、严老祥、朱老忠、严志和等对土地、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其中尤以严志和对土地的深情最为动人。虽然作为朱老忠形象的陪衬，严志和在性格上显得有些软弱，但是与朱老忠相比，他的善良、朴实、勤劳，尤其是对土地的真挚情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真实身份，因为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⑨。为了搭救儿子运涛，严志和不得已卖掉了赖以为生的“宝地”。在向“宝地”作最后告别时，“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严志和对土地所流露出的真情代表了几千年来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处的土地情结，给人以震撼性的体验。在长期的农耕劳作中，农民不但与土地结成了天然的血肉深情，而且在依傍土地聚族而居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深层文化心理。严老祥离家前深切地感到“穷家难舍，熟土难离”，“一颗心像在沸水里煮着”。朱老忠“在关东三十
年，这心老像是在半空里吊着”，而当他一踏上家乡的土地，便感到“身上热烘烘的”，“心上兴奋得突突地跳起来”。自古以来，“乡”与“土”便是农民的生存根基，也是人们难以舍弃的精神家园，严老祥离家前的难舍、朱老忠在外时的牵挂、严志和对土地的真情等，莫不表露出传统农民深厚的“乡土”情结。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把握革命历史进程、表现阶级矛盾冲突、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也会导致作品的政治理念化和革命浪漫化，从而损害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感染力。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样，传统家族文化心理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但另一方面，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叙事结构上的裂痕。朱老忠历来被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⑩。但实际上，作者潜在的家族文化心理导致了笔下人物出现了诸多不协调的缺陷。譬如，朱老忠为人处事主要以家族利益为原则，他回乡的目的是为了复仇，复仇的计划是“一文一武”，而计划的实施却主要是通过严志和的儿子运涛和江涛来实现。在对待春兰的问题上，朱老忠更是体现了家族利益的局限。朱老忠开始对春兰的关心是因为她是运涛的未婚妻，如果没有了这种关系，他便“不要多管了”。而当涉及到自己的儿子时，那又另当别论了。朱老明提出让大贵娶春兰，朱老忠虽然想到了狱中的运涛，但觉得朱老明说得有理，并同意朱老明到春兰家去提亲。家族利益始终是朱老忠待人处事的立足点。对此，作者是这样解释的，“为了不使革命人只剩下没有儿子的父亲和没有丈夫的媳妇，我又写了严志和一家。对这一家人的性格，我觉得应该和朱老忠家族有共性，因为他们都是被压迫者，也是叛逆的同路人。”{11}可见，传统家族文化心理制约了作者对朱老忠形象的刻画。同样，家族文化心理的负面影响在冯贵堂身上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作为接受过新式大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冯贵堂具有初步的民主科学思想。他不赞成父亲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主张“人道”，让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活得下去”；主张“民主”，“改良村政”，“凡事经过‘民主’商量”；主张改革生产方式，实行科学种田，发展商业经济；主张创办新式学堂，提高村民素质等。作者开始在描写这位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时，显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赞赏的态度。然而，另一方面，在家族文化心理和革命等级观念的影响下，作者后来又把这个具有民主科学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简单地归属到地主阶级的阵营中，在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中以革命的对立面出现。他从家族利益出发，先是承包了全县的割头税而遭到农民的反抗，后来又劝说陈贯群镇压以江涛为首的学生运动而成为反革命的帮凶，使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偏离了合理的逻辑，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深度。可见，传统家族文化心理既可以拓展作者的思路和视野，使作品增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气魄”，也可能会成为作者创作时的局限，造成“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12}，给作品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①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21页。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10页。
③⑨{11}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第17页，第6页，第17页。
④ 邵伏先：《中国的婚姻与家庭》，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⑥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4页。
⑦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⑧ 吴建波：《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期，第21页。
⑩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1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度规划项目《“十七年”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GW1113
作 者：李洪华，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
编 辑：钱 丛 E-mail:qiancong08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