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出版经验对于研究当今中国出版业的问题大有裨益。反观国外出版，德国出版业因为与中国出版业有着众多相似之处，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本文则是“以中国为立足点，以德国为着眼点”为研究视角，从德国出版界可提供中国大陆出版界的经验、中德两国在全球化出版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危机这三个方面，来略述中德出版比较之于中国出版业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德国出版 经验借鉴 危机处理
一
把中国的出版业与其他国家的出版业相比较，可以这样说，除了德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版业与当下中国的出版业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这一项目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根据CNKI、万方与维普三大数据库分析，自2000年至今，中国国内共有43篇论著、译著（包括报刊上的杂论、短评）介绍德国出版界或对中德出版界的状况进行比较评议。
在本文中，笔者拟“以中国为立足点，以德国为着眼点”为研究视角，从德国出版界可提供中国大陆出版界的经验、中德两国在全球化出版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危机这三个方面，来略述中德出版比较之于中国出版业的意义与价值。
二
我们知道，之所以德国能够成为有着悠久出版传统的世界出版强国，且作为“现代出版业发源地”，是因为其本身有着长时间出版实践的经验。其实，对这些经验的探索，之于当下的中国出版业来说是很有实践意义的。
历史地看，德国对于现代出版的实践性贡献，堪称巨大，这个贡献总体来说是“为天下先”。首先是“技术”，如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1450年）、柯尼希发明了蒸汽印刷机（1811年）、摩尔根塔勒发明了整行排铸机（1884年）、麦森巴赫发明了照片印刷术（1882年）、快速印刷机的发明（1845年）等等；其次是“体制”，德国早在1480年就有了法兰克福书市，早在1564年就有了莱比锡书市，图书出版量数百年来长期居于欧洲第一；德国还成立了全世界最早的批发商联盟――“书业协会”（1825年）与全世界最早的出版培训机构“莱比锡出版业培训学校”（1852年），而且德国政府率先制定了对于图书出版长期激励、赞助与保护等具体的法律政策，如在1886年签订的强调国际版权意识的《伯尔尼公约》，这些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领先性，为国际出版业界制定了不成文的业界通则，起到了“定规矩”的作用――这一切使得今日的德国拥有了举世闻名的强大出版业。
除了出版实践走在“为天下先”，纵观当下德国出版业强大之因，还与“走出去”这一理念分不开。这种“走出去”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德国出版业的成果对于海外出版业所形成的强大影响，已然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这等于是成为世界出版业相关通则的建立者。譬如十九世纪末德国报业的发达，其技术、体制传播至海外后，直接促进了欧美报业的繁荣，尤其使得英、美两国的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1825年德国建立了影响至今的“书业协会”制度，在其后的1847年、1896年，法国与英国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联合组织，“批发商”开始进入图书流通领域，使得整个欧洲的出版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德国出版业的一些重大革新都是在国外取得的，譬如柯尼希是在英国发明的蒸汽印刷机、摩尔根塔勒是在美国完成整行排铸机的发明与应用，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如施普林格、维南德、鲍尔与贝塔斯曼等德国跨国出版集团，不但在全世界纷纷站稳脚跟，引领一时出版潮流，更是推广文化，使一国出版变成世界出版。因此，德国出版业的发展，“开放”当是其重要的催化剂，“走出去”的理念遂成德国雄踞世界出版业前列的重要动因之一。
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确实为世界之先，但这些技术发明时，全球化的出版格局尚未呈现，因此只能算是一国技术。在20世纪20、30年代，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出版业亦形成了亚洲第一的规模，并与世界出版业有了一定的接轨，但由于战乱与政治原因，这一出版业的勃兴竟成了昙花一现的景观。因此，两度错失了领先世界出版业机会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资本流动的电子时代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出版界的格局？如何以亚太地区为核心，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支撑，发挥出版业在全球性的影响力？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对今后中国出版业发展方向的把握。
笔者认为，“为天下先”是指传统出版业这一领域，德国占据了历史制高点，历史不能重演，中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但在电子出版业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依然有能力在数码科技中寻求到新的技术高地，从而把握国际出版技术的先机。因此，这一经验，中国出版业必须要吃透；“走出去”意味着德国的出版产业实践本身就是“多国完成”的，那么，中国出版业的“走出去”，是不是仅是版权合作呢？无疑，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为中国出版业在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三
经验值得借鉴，问题亦同样引发深思。笔者认为，中德两国的出版界，目前依然存在着许多迫切解决的共同问题。随着版权交易规范化、图书出版数字化与知识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一国出版界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边问题甚至世界问题。
中德两国出版界，对同时存在的问题进行借鉴性的反思、探索其实已经构成了相互借鉴的经验，其中一些问题更值得研究者与出版实践者思考：如何从世界性的出版格局出发来审理文本生产，以及在现在和未来对一国出版以及世界出版格局的相互影响究竟为何？
譬如，德国电子图书市场受到美国“谷歌和解案”的影响，自两年前至今曾一度萎靡不振，目前已经落后于美、英、法等国家。谈到互联网与国际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导致对一国版权的侵害，中国电子图书市场亦深受其影响――而这些问题，却几乎从未被当下的研究者所关注。与此同时，实践者本身在理论与视野上有所欠缺，时常会因为“隔行如隔山”而使得自己的研究存在着片面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迫切问题亦为当下所忽略：如德语外版书一直无法突破“小交易”这一瓶颈，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出版界也存在――即对于“走出去”的诉求；但德国在许多新兴出版形式上，却走在了中国大陆出版界的前面，如在中国大陆一直有所打算但尚未有所实施，却在中国台湾地区有很大影响的BOD（按需印刷），在德国早已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得到认可。早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就有了这一业务，且在该行业领军世界，BOD这一单词便是德国诺德施泰特市下属利贝利Libri配送公司Books on Demand Gmbh的缩写（这一行业也有贝塔斯曼下属的BMod公司，但影响不如BOD公司）。同时，在节省仓储、销售等相关经费支出上，德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方式、方法与经验教训完全可供中国出版界借鉴。
事实上，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亦开始共同困扰中德两国出版界，这是“一国问题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譬如随着近年来iPad、iPhone等个人通讯终端的普及以及三网融合的实现，电子出版成为各国出版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在德国，电子阅读器的率先发明、介入及其技术的迅速发展确实给德国电子出版展现出了看似美好的前景，但电子阅读是否真的普遍为大众所接受，电子出版是否会打破出版商、发行商之间的利益链进而对图书市场造成新一轮的洗牌，究竟什么样的图书适合于数字出版？诸如此类问题，早在2006年起就为德国出版界所关注、讨论。同样在中国，数字出版也是出版界近年来关注的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版界就有了“中文在线”网站，近两年，中国移动、联通等移动通讯运营商也相继与出版社合作，开辟了网络阅读平台。2012年2月，天津地区率先成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启云科技、书生电子、合力讯达等30余家电子通讯民族工业相继入驻，形成了我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数字出版基地，但是数字出版是否真的可以带动传统出版实现阅读的革命？这些问题，不但中国面对，德国亦面对。因此只有两国共同反思，协同解决，才能在今后出版技术的革新中逐渐趋利避害，共创双赢。
因此，中德两国出版业的问题，既是本国问题，也是区域性问题，更是世界性问题。尤其是在版权引进、国际畅销书以及跨国出版集团这些方面，当从世界性出版格局入手，不能忽视近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两国出版界带来的影响。如何通过对先前经验与问题的总结、归纳，为今后中国出版业提出前瞻性的规划与建议，这才是学界与业界应共同关注的重中之重。
四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德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出版大国，而且两国在出版产业化之路上，均存在着比较相似的问题与经验，比较两国出版业的现状，有助于为中国出版业在今后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解决方案。毕竟在许多事关出版的问题上，中国必然借鉴德国。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出版业高度发达，但近年来德国的出版业仍然出现了各种令人担忧的危机。德国著名的出版商协会（BDB）理事委员Matthias Ulmer就曾认为德国的数字化出版“总是处于落后的地位”。2009年德国媒体曾称德国的电子图书“尚处于幼稚园阶段”，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的贝塔斯曼前些年在中国的业务受挫，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但也最失败的海外图书企业之一；2010年初，德国出版界曾用“9个K”来描摹2009年德国书业的问题，其中第一个K就是“危机”（Krise），并进一步认为，“2010年，读者将继续减少，销售收入将继续减少，资金周转困难的书店将增加”。这些现象、论断都说明，德国的出版业在近些年确实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的电子出版、产业改革与企业并购等出版举措几乎与德国同步，因此，德国所存在的问题，中国一样亦面临――譬如对于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应对的困境；两国在2010年几乎都有关于养生保健方面几乎主题相同的畅销书；德国与中国都迫切需要并鼓励本国版权输出（中国政府称之为“走出去”）等问题，凡此总总，不一而足。
我们知道，中国的出版业在近些年亦存在许多困境，成为制约中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发行渠道不畅与盲目跟风出版造成大量积压书（2007年统计为实洋360亿人民币）；“事转企”的并购使得图书出版呈现过于功利化的趋势，长期缺少必要的公益性、学术性出版；在内容为王的时代造成广播、电视媒介对于文本作品的挤压，使得图书出版沦为新媒体的附庸；互联网与手机阅读的广泛应用，造成对于纸质图书版权尤其是国际版权的无形侵害等等。但中国出版业的这些问题、矛盾在德国的出版业里获得了较好的解决与调和，这是中国出版界必须向德国出版界学习和借鉴的。
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两国的出版业不但都有着“走出去”的开放传统，更有着积极反省、探索方法并时刻存在危机意识的好习惯。2009年2月27日，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印度分中心）发起了全球出版人圆桌会议，共议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地化中寻找一种平衡，如何利用一切资源为书业服务的危机破解，在国际出版界影响巨大。而就在此之后的3月6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也组织了一场题为“金融危机对新闻出版业影响”的国际研讨会，冷静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下数字出版对于图书出版危机破解的意义与价值。由此可知，两国出版业破解危机、审视问题，始终有着很好的合作传统。从危机处理这方面来看，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进一步向德国同行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进而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了。
综上所述，“中德出版业比较”实际上是一个对于中国出版行业有着密切关系，且有着较强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论题，本文在此只是略述一二。事实上，除了德国，中美、中日、中英等与不同国家与地区出版业的比较研究，完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进行。中国的出版业体制改革目前尚属于起步阶段，但却迅速地被融入世界出版业这一大市场当中，除了自身要提高应变能力，把握国际风向，研究界运用自己的专业视角与多边眼光，发挥自己在“比较性研究”上的优势，积极地以他国为师，为中国出版业的生产实践提供准确定向和有的放矢的智力支持，也是一件非常必需且有着积极意义的事情。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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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甄西.德国：出版重镇“三足鼎立”［J］.出版参考，2011（6）.
［3］ 万丽慧.德国出版产业概况［J］.出版参考，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