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观与客观本是西方哲学上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最初由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明确提出，后被引入到文学理论中来，进而产生了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说法，中外的一些文艺理论家对其都有所论述，本文以歌德与王国维先生为例，通过对二者关于这一诗学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诗学理想之不同及各自的局限性，并考察形成二者不同诗歌美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主观；客观；歌德；王国维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2
提及歌德的文艺思想不得不提到《歌德谈话录》，《歌德谈话录》是由歌德的学生兼秘书爱克曼于1836―1848年间撰写的一部回忆录，其中记录了歌德晚年（1822―1832）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的言论和活动。其中的一些记载对研究歌德的美学思想有重要价值，笔者注意到，歌德的一些艺术理论与王国维先生的某些诗学主张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讨论有关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问题。在《歌德谈话录》中记录了歌德下面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如果想学歌唱，他的自然音域以内的一切音对他是容易的，至于他的音域以外的那些音，起初对他却是非常困难。但是他既想成为一个歌手，他就必须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因为他必须能够驾驭它们，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歌德以一个人想学唱歌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一个真正好的诗人，不应该仅仅只是表达诗人内心情感的东西，表达作者的主观情绪，而是应当从现实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这样才能写出新鲜的东西，从而产生佳作。很明显，歌德提倡客观诗人而反对作主观诗人，那么王国维对于主观与客观的看法和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王氏在《人间词话》中对此这样论述道：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又有：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从上述引文很容易看出，王氏并不赞同歌德的观点，二者对待主客观诗人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虽然歌德并没有对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做明确的区分，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歌德所说的偏重于抒发主观情绪的诗人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主观诗人，主观诗人主要指抒情诗作者，王氏认为，“情”为“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之态度”，是“主观的”、“感情的”。作为主观诗人，他们不以摹写现实生活为使命，而以表现主观情性为目的，对他们来说，保持纯真和质朴的童心，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而偏重于以现实世界为写作材料的诗人便对应于王氏所说的客观诗人，客观诗人以再现社会生活为创作宗旨，即王国维认为的，“景”“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是“客观的”、“知识的”。所以，客观诗人应广泛接触和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写出生活的绚丽多彩，使作品内容繁复多样，层出翻新。以上可以总结概括为，客观诗人“主景”，主观诗人“主情”。尽管二人对于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认识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二人对主观与客观的扬抑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显然，歌德对客观诗人及艺术持褒扬的态度，而对主观诗人及艺术则持相反的态度，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段论述中得到更清晰的印证：
……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
在歌德看来，主观与客观已不仅仅是两种并行的创作方式和个性，而成为了一种评论艺术品的标准。歌德也曾将“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他认为，浪漫的作品是软弱的、感伤的、悲观消极的；而古典的作品是健康的、愉快的、有生命力的。在歌德看来，感伤的浪漫作品多产生于倒退和衰亡的时代，这些诗歌多是从作者的主观和抽象的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存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在这样的时代里，作家由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这样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歌德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衰亡和倒退的时代里，社会不能给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而大多数的个人也不具备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力，在无力改变外在世界的时候，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自身，更加关注自我，从而也就更加主观化；相反，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盛世，能够让它的子民安居乐业，那么人们就有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在世界，关注大自然和社会进步。
歌德不仅反对主观性格，而且也曾明确地表示，自己作诗从来不从观念出发：
……我似乎不知道什么是观念……
总之，作为诗人，我的方式并不是企图要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我把一些印象接受到内心里，而这些印象是感性的、生动的、可喜爱的、丰富多彩的，正如我的活跃的想象力所提供给我的那样。作为诗人，我所要做的事不过是用艺术方式把这些观照和印象融会贯通起来，加以润色，然后用生动的描绘把它们提供给听众或观众，使他们接受的印象和我自己原先所接受的相同。
歌德在谈话中认为，诗人作诗应该从现实生活的具体印象出发，而不应该从抽象观念出发，反对诗歌表现形而上的抽象观念，不赞成作主观诗人。
歌德推崇古典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呼唤理性，重视客观实际，这与歌德提倡客观诗人是一致的，他主张作诗要从客观现实出发，由此可以看出，歌德对主观诗人持否定、甚至批判的态度，而王国维的观点则与之相反。王氏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认为李煜是主观诗人，阅世浅，性情真，拥有赤子之心，这是其作为诗人的长处，而非歌德所说的――主观诗人由于没有深入了解客观世界会很快陷入“习套作风”。 王国维先生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阅世的深浅，并不能成为区别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标准，而关键是要看一个人身处俗世是否也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李煜虽然作为帝王人主，但并非像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阅历浅”，相反，他的那些感人至深的诗词，却是在遭遇了亡国之痛、成为阶下之囚――这种人生重大变故下才写出的，但他却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真性情，依然拥有赤子之心，故而不能将“阅世深”与诗人的性情纯真对立起来，由此看来， 王国维先生如此简单的区分是有局限性的。那么李煜作为主观诗人，他的诗词是不是就是歌德所说的――软弱的、感伤的、悲观消极的呢？熟悉李煜诗词的人都知道，给李煜这样的评价也是欠妥帖的，李煜的诗词虽然整体上来说弥漫着悲痛之情，但是这种悲痛已远远超出了一己之悲，而是书写的全体人类的悲哀，是一种终极关怀，这就是为什么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其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也讲到：“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主观诗人对宇宙人生的这种深沉意识视作软弱和悲观，更不能说是病态或孤独的，由此看出，歌德先生的这种说法也太过绝对了。
笔者认为，诗歌创作固然要以自然事实为基础，却不可以止于事实。诗歌（王国维先生有些理论中提到的诗并不仅仅指诗歌，还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等）相较于其它文体而言，应该更具灵性之美。柯尔提乌斯虽然在歌德那里找到了古代传统中的愉悦诗学，一种清明的诗学，但是托马斯?曼却也强调，歌德的清明是一种美学成就而不是自然天赋，言外之意大概是认为其诗缺乏灵性之美。歌德极其关注自我完善与启示及个人天赋的锤炼，但是，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虽然歌德具有活力与智慧，但他呈现给我们的最好抒情诗中却有一种过分完整的意识，这使我们在这些诗中难以发现我们自己，这些诗作虽然有力，却难以感人。作为人类，我们不仅应该追求知识的丰富，更应该拥有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与思考，作为诗人，其作品不仅应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应该体贴人类的情感，以坦诚的、无戒备、无束缚的心去面对读者和宇宙人生。大凡真正的大诗人都拥有真我、拥有赤子之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无功利的审美境界。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很难有一个明晰的界限和标准，二者只是相对而言的，好的作品总是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歌德与王国维的诗学主张各有侧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在作品中不可偏废，如果单纯地描写客观事实，不融入作家的任何主观倾向，那么这样的作品不能称之为文学或艺术，它也是不能给人以美感的。相反，如果诗人抛开所有的客观事物，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那么这种想像就成为了“臆想”，这种情况下就不免陷入唯心主义。
那么为什么歌德与王国维会形成如此不同的诗学观呢？原因也许很多，笔者想就其中的两点做一简单的梳理：首先，与二者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有一定关系。歌德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甚至在这方面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这使他基本上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立场，所以说歌德的审美感知是客观现实的。在他看来，世界是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丰富的机缘和创作材料，认为艺术家“应该遵循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因此，文学作品应来自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坚实的基础，并说“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足见，这种个人爱好对他的文学主张产生了一定影响。相反，王国维先生的审美感知则更偏向于浪漫和主观，其中，他在《人间词话》第94则讲到：“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其次，与个人所处的时代及生活经历有关。由于个人身体及生活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情有独钟，而《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就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王氏的一生也较为坎坷，可谓是”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故其思想是悲观低沉的。相比较而言，虽然歌德也生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但是整体而言，歌德的人生之路较为平坦，他的个人境遇比王氏要好得多，富裕的家境，良好的教育，加上歌德自身的聪颖早慧，成就了这个“最伟大的德意志人”，也形成了歌德较为开朗的性格，歌德这一性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母亲，他曾在诗歌中这样写道：“母亲给我快活的天性/外加喜欢把故事杜撰”，这使他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希望，这既影响了他的文艺思想，也同样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里，其作品整体风格是“清明的”，蓬勃而有活力的，明显区别于王氏的《人间词》。尽管以上两点并不足以分析造成二者形成不同诗学主张的原因，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人不同的文艺思想，这也算是此篇论文的一些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2］歌德著、钱春琦译：《歌德文集：歌德诗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3］李大可：《天?地?人：歌德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王国维著、李科林校注：《人间词话?人间词》［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
［5］王国维：《人间闲话：王国维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莫光华：《自然研究对于诗人歌德的意义》［J］，《国外文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