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国：1953年2月13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高中毕业后，回乡种地，不过半年就因才华出众被抽调县城工作，两年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入读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再度回乡工作，不久考上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至浙江大学任教。1985 年至1987 年在德国慕尼黑应用科技大学企业经济系、慕尼黑大学国民经济系进修。现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外，他有大量头衔和职务，也有大量专著和论文。
经郭世佑教授的引荐，我得以在他来京公干的间隙匆忙采访了他，两三个小时，我听得意犹未尽，叹服不已。之后，我在微博中写道：他是我采访过的最生动的人，没有之一。只恨我笔力不足，无法描摹出他生动的表情；可惜是文字有限，大大有损于他话语的风趣。他个头基本与我持平，我却为他倾倒――他太可爱了。
他的学生爱他。他50岁生日的时候，学生们瞒着他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party，用999朵玫瑰花，拼成“I Love Yao”的主题标语，花店的人边拼边嘀咕：还浙大呢！连个you都拼错！他们不知道，那是姚先国的“Yao”。学生知道他喜欢玩乐器，跑遍全城，买了把最贵的二胡送给他。不久前，学生们又给他过60岁生日，海内外的学生、朋友，儿时的同学、老乡，来了300多人，热闹非凡。西藏来的6位女学生又给他献上拼成爱心图案的999朵玫瑰。
金庸先生与他一见如故，在他的一本小说扉页上题字，称他为“先国帮主吾兄”，封他为“丐帮帮主”。金庸和夫人曾单独请他吃饭，在去国外读书的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
他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赞他为“全人”，说“惟有智、勇、度、情四者兼备如演义中之关羽者，方能称‘全’，方可谓强。人生得此四全，举世无多。若以我的孤陋与偏好论之，先国吾兄可以勉为其难矣”。
身边的工作人员喜欢他。有人说，在（浙大）外经贸这个大楼里，谁要说姚先国的坏话，那个门卫首先会跟他吵架。他工作的那座楼里，几任的门卫和保洁人员都跟他关系很好。他经常去吃饭的饭店，那个扫地的大姐总跟他打招呼开玩笑。
他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近年推行学校部署的人事分类改革，人员分流，触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轮到他自己聘岗的群众投票时，他得了全院唯一的全票。
农家子弟，全县标兵
他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一家老小与土地谋食。因为他太调皮，整天跟人打打闹闹、惹是生非，母亲忙里忙外顾不上管他，索性提前把他赶进了学校。1965年他上了初中，由此成为了老三届的最后一届。
小学阶段，他曾代表四年级向五年级成立班会表示祝贺；1969年，他上高一就作为红卫兵代表去参加县党代会；在华容四中，他的聪明和才气已在大字报上显露无遗。高中毕业他回乡劳动，遇到电信局招工，经过高中老师的一致推荐，他进了城。
学习博览：听说您在工作期间表现非常突出，有些名气的？
姚先国：我1971年参加工作，1972年入党，是从参加工作到入党时间最短的一个。1972年就是本单位的先进。我当时一个人做两份工作，文书和话务员。
1973年我成为全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我喜欢看书，但那时候没什么书可读，于是就读马列著作、毛选，还去看《资本论》。开始根本读不懂，又没有人可请教，只能自己琢磨硬啃。后来读研究生，就靠这点底子。那天发言正好讲读《资本论》的体会，把县委书记给感动了，他说，20岁的小伙子这么上进，这么关心国家大事，这么刻苦学理论，而且工作表现非常好，我们全县的青年人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像姚先国这样的，我们就有希望。把我大大吹了一番。
后来书记还多次让我坐上他那部县里唯一的轿车，领着我到处讲演，在县里出了不小的风头。那时候也要提拔年轻干部，比如王洪文一下子提到中央当领导，有谣传说书记要找一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进县常委，看中了姚先国。
喜上大学，如愿以偿
学习博览：您工作几年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这个推荐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按照什么标准选的？
姚先国：1973年以前电信局没有名额，后来电信跟邮政合并成邮电局了，青年工人比较多，1974年就分给了一个名额。推荐的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先各个班组推荐人，再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我，电信的，还有一个是邮政的。然后体检、政审。因为我在县里有点名气，单位把我排在前面，体检下来，另外一个人身体没我好，这样我就入选了。听说我是排在全县第二号，第一号是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
学习博览：专业是怎么选择的？那时候学外语并不热门，为什么选择了外语系？
姚先国：其实我原来报的是北航，我是想学理工的。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啊，有多少个名额，哪个学校，都写得清清楚楚，推荐的人只能够去对应他那个指标。比如，长沙工学院，是排在第一号的，要求最高。我是第二号，对应的名额是北航，我也满心欢喜。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说不行了，北航要农村户口的。县里三个在职的全部拿下来了。很沮丧。
但后来又通知我们去填表，说增加了三个名额，你们几个在职的都有机会。浙大化工专业招了那个化工厂的人，机械厂的到了湖大机械系。也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我们这几个人的情况报上去以后他们选的。安徽大学外语系，说是政治条件要求特别高，毕业以后要到省以上的外事部门做干部或当翻译。县招办对我说，你的政治条件最好，以后要去支援世界革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弄去学外语了。
学习博览：学完几年英语专业，英语水平是什么样的？
姚先国：可以看，可以文字翻译，口语不行，学的哑巴英语。那几年，国家动荡不安又封闭。学了几年外语没跟外国人说过一句话。
我的学习能力还是蛮强的。我们毕业实习之前，学校给我们一个任务，翻译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文件，审稿小组有两个学生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另外，我考复旦那年，好像外语45分就可以了，我考了86。
毕业了，赶上拨乱反正时期，各级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无人负责大学生分配，于是““哪来哪去”，回到原籍。
三年大学，一个跟头翻回来，还是回到了县里，而且因为学了外语，县里没有其他地方能用上，只能去当老师。他进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尽管一进校就给了党支部委员、团委书记的头衔，他还是感到很失落，因为从没想过要当老师。
父亲倒是兴高采烈的，他说，大学生刚分配工作就进领导班子，县里从来没有过，说明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其实，没教多久的书，他就被抽调到县委宣传部，接着被派到湖南省委党校学习。看起来，这个优秀青年要顺理成章走向仕途了。
错过北大，领秀复旦
学习博览：这么好的形势下，为什么要考研？
姚先国：就在党校学习期间，1978级的研究生开始招生了。本来我没关注这个事情，我中学时的贺老师在县教育局工作，主动寄表给我，说，如果你考不上研究生，我们县里没人能考上。我就填了北大，把表寄回给他。贺老师把表交给了招生办，招办的负责人以为他弄好了，就寄了去，忘记盖章了。我在长沙，等到人家准考证来了，马上就考试了，我这里一点消息都没有。那次机会就错过了，没有进考场。1979年，我报了复旦。
学习博览：您第一次报了北大经济系，第二次报复旦还是经济。您是误打误撞啊，还是对时势的把握比较准确？
姚先国：我本来就对经济学感兴趣，《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个时候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我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但后来看了北大公布的研究生试题，觉得肯定能考上。那时已开始改革开放，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觉得学经济是国家需要的。当时我们这帮年青人群情激昂，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甚至怀有“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英雄主义情结。
应该说也算嗅觉灵敏吧，所以有朋友开玩笑说我赶了一辈子的时髦，学外语、学经济，出国，后来搞工商管理，现在又搞公共管理，什么热搞什么。其实除了学经济外，其它都是组织安排“被时髦”的。
在复旦大学，他跟从名师蒋学模学习社会主义经济专业，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校期间，就有论文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1982年，研究生毕业，他进入路甬祥校长领衔的浙江大学，从此走上学术与管理之路。1984年，他参加了莫干山全国首届中青年研讨会。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首批青年基金课题。1988年，他以讲师身份成为浙大最年轻的副系主任（无正主任），实际主持工作。
此后，他当系主任，常务副院长，院长，先后重组、组建了四个学院，他自称拆拆建建，干的是包工头的工作，但这种包工头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他不是严肃的领导，也不是油滑的领导，更不是庸碌的领导。他有智慧、有魄力。
任职浙大，拆拆建建
姚先国：我刚到浙大的时候，有工业管理系，没有经济系。1984年，浙大跟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开展企业管理的在职教育，要建一个培训中心，在全校选拔了一批优秀本科毕业生去德国学习，准备回来后当培训教师，叫我带队。我就是这样进入管理学科的。
后来成立经济系了，我回国后让我负责。当时成立了工商管理学院，是虚体。1992年路甬祥校长让我把经济系、管理系实质性融合，组建实际运行的工商管理学院，我当常务副院长。院长是外请的，从来没来过。诸事到位，运行了一年多，1993年路甬祥又让我组建对外经贸学院，把经济系拉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外贸系。
学习博览：这过程中有不少困难吧？
姚先国：当然。我这辈子主要是干“包工头”，拆拆建建，习以为常了。“猴子掰苞谷，掰一个扔一个”，现在还剩了一个。
在对外经贸学院过了几年安稳日子。1998年，浙大、杭大、浙农大、浙医大四校合并，1999年就开始搞各个院，叫我去组建经济学院，两大三小，五个单位合起来。
现在大家都认为大学合并中浙大最成功。四校合并是个大动作，不容易。张浚生书记、潘云鹤校长曾讲过，四校合并我们经济学院是合得最好的。
我和张维迎是好朋友，他在北大搞人事改革，闹得沸沸扬扬。有一次我和他还有刘伟一起喝酒，他讲起这个事情，我就问他：你们人事改革走了多少人？他说，没有走，一个人都没有走，我是先定了个规矩，三年以后才走人呢。我说，你这是狼还没来就叫狼来了。我们经济学院成立的时候204个人，几年下来只剩了160，波澜不惊，没有人来吵架，找麻烦。调出去的十几个人，过年还请我吃饭。他们两个都很感兴趣：老姚，你怎么弄的？
人事管理是学院管理的核心。人事改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关键是谋篇布局，把握火候，水到渠成，像下棋一样，走一步看三步，不能死打硬拼。刚组建经济学院时，有人建议我趁机优化队伍，不好的人不要。但在那个情况下，你怎么优化？
四校合并，其他学校本来就有被吞并的感觉，对你有一种提防的心理，你还挑挑拣拣，要这个不要那个的，不是激化矛盾吗？再说，你怎么严格把关呢？信息不对称，哪个好哪个不好，你不知道，你只能问加入到班子里面的那些人，那些人带着这帮弟兄，不会说不好，谁愿意做恶人呢？你大喊大叫，要精干，要用贤，要优化，弄得大家对立情绪严重，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这种时候，就要讲融合、讲大局、讲友好。
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提优化队伍的事。相反，敞开大门，愿意来的相关学科和人员一律欢迎。
第一步就是讲感情，促融合，然后定制度。花几个月的时间，上下讨论，各种制度怎么建。定制度的过程是统一思想统一规则的过程。统一规则以后我再来管，就是执行制度了。这是我办学院的一个经验，管理任何一个单位，首先要把制度定好。而且管理制度一定不是少数人关在屋里制定的，而是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最后教代会通过。大家都参与，情感上融合了，管理制度定好了，发展就有了基础。
第二步，制订学科规划，调整办学结构，大搞学科建设。1999年拿到了博士点，硕士点增加了好几个。学生比例改变了，研究生比从15%到40%，专科生停招，以符合浙大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学生结构改变了，对老师的要求自然就改变了。这样一来，一部分只会教书，不会写文章、做研究的老师就感到有压力了。
第三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绩考核制度。同时又把周其仁、汪丁丁等几个高手用特聘方式引进，搞几个“鲶鱼”进来。这样一来，有一些老师坐不住了。
第四步，引导教师队伍分流。正好，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扩招，浙大本部少招本科生，他们多招，他们老师不够，就找我们求援。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动员一部分老师到那里去，我们选拔了20多个老师，给他们每个人写封热情洋溢的信：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们希望我们派优秀教师去支援，我们推荐你去。有些人背后嘀咕，姚先国想赶我们走，还说我们是优秀人才。有的人直接来找我谈，我就给他分析。我说我没有哄你，第一你不优秀的话，人家不会要；第二优秀不优秀是看合适不合适，你们的科研能力偏弱，在研究型大学不一定优秀，但教学好，在教学型大学就一定能够优秀。后来不少老师去了，在那里发展得很好，基本上都升了教授、副教授，在本部恐怕就没有什么希望。
然后还有一些人，调到省、市政府机关或其他单位。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的方向跟我们的学科规划不大相符，调到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又走了一批。
人事改革是一个沟通、认同、互动的过程。要相互理解，换位思考，取得共识，找到利益共同点。经济学讲究的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关键是改变约束条件，让人们自主选择，而不是我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好事商量着办，效果就会好。否则，明明是好事，也会搞砸。
你看，建院初期，没有一个是勉勉强强接受的，欢天喜地欢迎大家进来，后来我也是欢天喜地送你出去。队伍自然而然精简了。这种事情，你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得当，而且作为领导，你的做法一定要于情于理于法都要站得住，更重要的是你要获得弟兄们的认同，觉得你是在为他着想，而不是单纯服从你的目标出发。
“家和万事兴”，一个单位也这样。融合得好，发展就快。原来我们浙大经济学科在全国没什么地位，合并后没有几年，就进了前十。
学习博览：您现在公共管理学院，是怎么建起来的？
姚先国：我在经济学院是主动提出不干了。我算了一下，我还有十年的学术生命，想好好地做一点自己的东西。2005年换届时，全校大概只有我这个主要负责人提出不参加下一届班子竞聘。
没想到学校又叫我去组建公共管理学院，前后谈了七八次，我都没同意。后来学校的常务书记、常务校长两个人一道找我谈话，说，我们把有关的学科调研了一圈，归结起来是两句话：第一，公共管理学院要赶快成立，不成立这个学科要落后了；第二，建院一定要姚先国来牵头，这是大家普遍反映的。我们跟潘校长汇报说你不愿意做，他说，如果姚先国真不做，那么这个学院就不成立算了。这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没有办法，只好去做了。
在全国著名大学里，我们建立公共管理学院算比较晚的，2005年才建院，现在是第七个年头，现在稳居前十位。去年全院科研经费达到4400多万，国际SSCI、SCI发表36篇文章，在全校文科是最多的。
学习博览：您现在头衔很多，这么些年来行政管理事务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影响？
姚先国：当然有影响。其实我喜欢上课，也能坐下来研究，但老是被打断，水烧到八九十度就不烧了。不是做最重要的事，而是做应急的事，这是我的苦恼，也是不想当院长的原因。我接了不少重大课题，总想做点好东西，思想活跃，idea很多，但时间不能保证。史晋川就曾开玩笑说过：“听你讲讲蛮有味道，但文章老是不出来，好不容易出来了，又挨批。”现在欠的文债还有一大堆。
学习博览：经济学者，像张维迎，很多人都知道，您，说起来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是因为地域的关系，还是因为您本人并没做这种努力？
姚先国：都有关系，最主要还是水平和贡献的差异。圈子里的知名学者，他们确实有过人的地方，比我强。我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搞得又杂，又整天在做“包工头”，还爱玩，怎么跟他们比呢？我校一位副校长讲，一个老师搞两个以上专业，肯定不是一流学者。我搞了几个学院，先后带了4个专业的博士生，顶多是个“二流子”。我的老朋友丁学良曾说，一个人当两届院长，就会变成废物。我当了这么久，早就废了。好在现在提倡循环经济，我还能被“废物利用”，也就在国内劳动学界、省社科界有点影响。但我在圈子里或者在身边，获得的认可和尊重也许不比他们差，甚至还要强一点。我在劳动经济、人力资本研究这方面还是有点地位的，而且很受人尊敬。
我的性格是矛盾统一体。既奋发向上，又随遇而安，没有野心。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值得做就去做了，也不去考虑利害得失。人的实践环境不是由你自己选择的，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是成功了。
有时候自己也迷糊，对名、利、权都不在乎，又整天蹦?、忙得要命，那你到底在弄什么呢？追求什么呢？最后顶多做个好人罢了。
对我做的事情，我从来也没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三不，第一不傻，第二不懒，第三不坏。
亦学亦匪，真情真性
在浙大，他另有一个响亮的名声。他开会必迟到，必瞌睡，睡时还打呼噜。有一次副校长召集中层干部开会，他照例迟到了，中国人喜欢往后坐，他只能坐第一排，第一排也得打呼噜。他笑着自述：“猛听得耳边一声叫吼：姚先国！我惊醒过来：胡校长，干什么？胡校长知道我是老油条。他生气地说：你！一开会就迟到，坐下来就打瞌睡，瞌睡还打呼噜，打呼噜还那么响！”
姚先国：我在浙大的所谓名声，多是因为朋友们老讲我的“糗事”造成的，包括开会迟到、打瞌睡，还有丢三落四、出洋相等。久而久之，似乎反倒有了“特权”，迟到是正常的，不迟到反而不正常。有时候稍微迟到了一点，校长还挖苦：哎呀，今天老姚来得早！
省里面也知道，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开会，我没迟到他们都很惊讶。有时候还莫名奇妙让人感动，程家安副校长，兼着国家科技园的董事长，我是董事。他离任时说，我特别感谢姚老前辈，我们知道姚老前辈开会迟到或不到是正常的，我主持开的会，他几乎每次都来了，而且迟到的还不多，我很感动！
我说看来做坏事比做好事要合算，因为大家的预期低。你长期做坏事，一旦做好事了，人家反而很感动：“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一直做好事，偶尔做坏事，大家就惊讶了：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啦！原来是这么个家伙！”
他兴趣广泛，自称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比如他赖以谋生的劳动经济学，还有他用以自娱的民族乐器――二胡、笛子、葫芦丝、箫等，他用以强身卫体的武术。据他的朋友说，他唱歌也近乎专业，喜欢唱至刚或至柔的歌曲。
学习博览：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几次说到“弟兄们”。“弟兄们”好像是个比较“江湖”的词，我没听到过哪个大学教授这样说。
姚先国：嘿嘿嘿。是，我喜欢把同事、朋友称兄弟，把学生称徒儿。发音又不准，“徒儿”会成“头儿”。有一次，周其仁听不懂：“你是头，怎么叫学生头儿？”等他搞明白，大笑不止：“徒儿？花果山啊？”所以有好朋友说我是“亦匪亦学，亦正亦邪，亦庄亦谐”。在浙大，我有人缘好的口碑，但有时骂人又很凶，当然是为公事。有一次潘校长还劝我：“老姚，有话好好说，不要骂人！”原常务副校长黄书孟、省外办主任阮忠训见到我就叫“土匪教授”。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属于有点江湖的，因为我从小是想当兵的，没有想到会当老师，阴差阳错。我有几个军队里的好朋友，包括军区司令员、政委，都说，你要是当兵的话，肯定是一个将军。其实我小时候喜欢舞刀弄枪的，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就开始舞文弄墨。
他交游也广，三教九流，上至德国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下至饭馆保洁，神奇如大侠金庸，刚直有郭世佑教授。他说自己是游走于体制内外，结交于五湖四海。
姚先国：上到总统下到平民，对于我来讲，人格上是平等的。德国总统到浙大访问，视察我们的合作项目，我们接待过。我在经济学院时，每年请一位诺奖得主做报告，也跟他平等交流，与学界、政界、企业界一些重要人物私交也不错。我觉得，人的能力水平、社会地位有差距，但人格、尊严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应该平等，本来就平等。我是从最底层一步步走过来的，为什么多了一个符号，多了一个帽子，就应该要有身份等级差距呢？所以我交朋友，绝对不是看你的地位，也不是看你的学术水平，而是看思想境界，看情感投缘。“不以地位交朋友，不以成败论英雄”，也是我对学生的期望。
经常有人说你为什么没有架子？我一个教书先生，为什么有架子呢？我为什么应该有架子呢？本来就是普通人一个。
学习博览：您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做官的人，到目前来说，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姚先国：不遗憾。我从来不认为怀才不遇，或者什么大材小用。我经常跟学生讲，人最重要的就是定位，第一你到底要做什么？第二你到底能够做什么？我想要什么呢？无非想为国家做点事儿，想为社会做点贡献。不当官，做点拆拆建建工作，也算贡献，满足了！
尽管家里人希望我当官，我年轻时也有此抱负。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其实不适合当官，也当不了官。1989年我是重点清查对象，1995年又因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言论，被中纪委作为政治事件清查，早就知道升不了官，能待在这个位置上已是奇迹。但我也不抱怨任何人，这是自己的选择，“自作自受”。
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规矩，“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你想当官，就要按照当官的规则办。你想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那是另外一个规则。你不能样样都要。你要想当校长、副校长，甚至想当省长、部长，就得按照行内规则。该表现的表现，该拉关系就拉关系。“跑官要官”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向谁跑、找谁要。如果都向老百姓跑官要官，那是社会的进步。你不愿意按规矩办事，自命“清高”，不肯低头求人，那你抱怨什么呢？
23年前，他也曾受到风潮冲击，成为浙江大学14名被审查的干部之一。追问之下，他坦露了自己当时的经历和对于事件的看法，当时的和现在的，始终不变的是――他对于和风细雨的认同。
暴风骤雨壮观，和风细雨滋润
学习博览：您对学生运动是什么看法？
姚先国：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主张学生去参加游行示威绝食这些过激行动。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这种暴风骤雨的大运动搞得实在太多了，但是据我的观察，对社会的进步无济于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没有什么作用。中国几千年封建的土壤，几百年积贫积弱，好比一块板结的土壤，需要的不是暴风骤雨的冲击，而是和风细雨的滋润。这种运动，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壮观无比，但是一旦平静下来，你看看，什么都没有改变。
毛泽东“破四旧”破得不厉害吗？那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带头把自己家里面四旧的东西，有仕女、士大夫头像的瓷器全部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连春节这种风俗习惯都改变了，但是怎么样呢？改革开放以后，死灰复燃，全部重来。
所谓“和风细雨”，我认为就是两个东西，第一是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秩序的拓展，这一方面是人们经济能力、经济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人们相互关系的重塑，这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善具有根本意义。第二个是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全民的素质，改变制度博弈的力量对比。
因为看得多了，心里有数了，所以我劝学生回去，当时领头的是我们经济系的学生。但是开枪以后，我倒去游行了。审查时反复问我什么动机，其实没啥动机，我就是人道主义。我知道游行并不能改变这个结局，我也不认为学生都是对的，问题是，再怎么样，这是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犯了错，你打两巴掌算了，怎么能动真刀真枪呢？
学习博览：您最敬畏的是什么？
姚先国：我不信任何宗教，不怕鬼，不信邪。“四清”时当大队儿童团长，晚上经常去大队开会要经过一大片坟场，我一点都不怕。但我敬畏很多东西。我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人的尊严，敬畏他人的权利。如果只选一个词的话，我最敬重、最看重的是自由。这大概是受马克思的影响，“每个人的自由解放是所有人自由解放的条件。”其次最看重的是情义，对民族、国家的感情，对亲人、朋友的感情，对社会的责任，毫不含糊。本质上，我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
有很多人讲中国的坏话。对中华民族诋毁、轻蔑，也许是爱之深，恨之切，可以理解，但是我很反感。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统一，我衷心拥护。如果有谁要分裂这个国家，我肯定上战场。在这个事情上，我不问对错。
标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