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忽视了中国企业一路走来的历程，那么我们就很难看清和理解今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样貌。 从“殷人重贾”到“实业救国”再到“社会主义大锅饭”直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变迁经历了大跨度的历史跃进。历史到哪里，思想就应当跟到哪里。任何一种社会状态的形成都不是无缘由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逐步演变的，唯有置身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领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意义。”
儒商“义利”、“博施”，“守信”
我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思想在生产与商业经营活动中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指导核心，兼收了法、墨、兵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而成，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商业伦理体系。“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古代商人修身治业的精神信条。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商人的思想熏陶直接形成了其所尊崇的“义利观”，即将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等商业思想贯穿于生产与贸易行为始末。如《婺源县志》有记载：朱文炽经营茶叶，每当茶叶过期则“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以示不欺”，又如有记载称吴南坡“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中国古代商人之所以秉持“童叟无欺”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由于儒家文化在商人内心深处根植了义利信念：“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另一方面，当权者通过规则的制定和条例的实施，将社会责任内化为商业的行为准则。例如古时晋商赋予秤强烈的道德含义：秤杆十六颗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北斗、南斗提醒商人买卖交易要行正坐直，福禄寿则提醒商人买卖公平，缺斤短两则可能折寿伤禄。
古时商人致富之后，多热心公益、财为义用，如修路、放赈、办学堂、建庙宇、助丧葬、救寡困等。如春秋时期，商人“犒师救国”，汉代商人卜式捐金抗击匈奴，明清时期晋商、徽商在抵御外侮中亦多有义举。古代商人之所以热心博施济民、济国，一来是思想文化中“家国天下”的信念根深蒂固，二来是由于乐善好施的美誉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三来则是由于古时候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并没有明文制度，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人以捐赠的方式正是为了去掉“为富不仁”的骂名，从而以实现事业子子孙孙、代代延续。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古代商业伦理中，“信用”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以明清时期雄踞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为例，自1824年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诞生以来，山西票号数十年间发展到28家之多，创造了彼时的商业传奇。一位长期与山西票号有业务往来的上海汇丰银行的外籍掌柜承认：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是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信誉和口碑成就了山西商人汇通天下的雄图伟略，也为中国商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官督商办”与“实业救国”
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派主张利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然而，其所创办的近19个军事工业耗费约5000万两白银，在外敌入侵和本国封建经济即将瓦解的双重重压之下，财政危机愈发严重。因此，政府高层将目光瞄准了已经实现大量财富积累、向往近代工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由此，在各方利益推动下，以官督商办为主要模式的洋务民用企业应运而生。
官督商办多以政府的垄断权利为依托，使得民营企业进入行业领域从而获得利润。由于晚清政府对于垄断行业具有绝对的“授予权”，因此进入的企业可以在垄断保护下尽情吸收利润。然而，官督商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问题，因此即便是获准进入的企业也必须通过报效制、官利制等为政府做大批“嫁衣裳”，上缴大批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官督商办发展到后期出现严重利益博弈，“官督”想要“主持一切”的野心渐露，而涉足其间的商办企业逐渐失去话语权。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百业凋零、外侮内斗、国库亏空，时值民国，则更是内外交困。严峻的社会形势以及企业逐利的本性都激发企业进一步承担起实业救国的社会责任。
实业，最早由康有为提出，顾名思义就是以农业、工业、商业等振兴民族经济、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改善国计民生、恢复世界强国地位。实业救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它深受儒家思想“义利观”的影响，立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家国大义，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敬告国人》中提出“外烟在吾国势利甚大，非敝公司一家所能尽挽其利，必须多数如敝公司者继起共进，方冀外烟消失。”再如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在《火柴工业报告书》中也提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之消息传来，国人更一致愤慨，奋发之心益决。我国火柴业乃乘机做长足发展，至一九一九年因取得日商之地位而代之。”
实业企业在通过生产实现救国济民的同时，还结合社会团体开展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动，如赈灾救荒、施药施粮、开设医院、开设孤儿院、建立学校等等。这期间既有行业互利，也有单纯的他利。在时代的洗练中，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愈发强烈、明朗。
“大锅饭”与“铁饭碗”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国家对工业组织进行调整后，将中国实行了公私合营的企业纳入到国家行政管理的组织构架中来，由此“单位体制”基本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中国确立下来。
“铁饭碗”是单位体制下中国企业的典型特制。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单位与员工建立的是永久的劳动契约关系，即终身就业。这一企业组织形态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形成的。首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新政府必须争取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采取“包圆”的办法，为工人提供长期的、具有充分保障的工作，为其减免失业风险。无论是“大锅饭”还是“铁饭碗”所强调的都是组织人员分享企业合作剩余，过分平均的组织内部分配方式，使得企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在这种形势下，生产仅仅是企业经营的一个部分而已，企业在从事生产的同时还要肩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建国初期，由于积贫积弱的社会历史现实，为了快速振兴必须实行高积累、低工资的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者的收入仅能满足低水平的生活要求，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保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基本生活保障要依赖国家、企业、单位提供。所谓“企业办社会”，就是指企业兴建一些与生产、再生产都没有直接关联的机构组织，例如医院、学校、食堂、菜市场甚至浴室和提供住房，从医疗保健到子女入学再到解决就业――企业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生产经营机构向社区化发展。企业的全面社会责任化使得员工对于企业本身的依赖性和依附性进一步加强，弥补了“政府办社会”的不足。
科尔奈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世曾经指出：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父子。他将这称为“父爱主义”。企业承担了很大成分上具有政治意义的政策性负担，例如保证高就业率、全面福利制度等，以实现“包干”似维稳，用来保证政治和组织机构的高度集中化，甚至用来维护专政。而国家对企业实行近乎“溺爱”的事无巨细的管办。包括以国家行为拯救濒临倒闭的、行将淘汰的企业，事实上是阻碍了市场规律的自然选择。
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历经文化沉淀、思想碰撞、技术飞速发展的洗礼和政治翻天覆地的考验，在每个时期都形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在特质。这些内在特质体现在极具表现力的外部制度、生产组织运行规律和管理模式上，被沉淀进记录该时期社会经济原貌的岩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