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刘据出世。他是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子，这一年汉武帝二十八岁，整个大汉王朝都因为刘据的出生而欣喜，汉武帝也宣布大赦天下。母以子贵，刘据的母亲卫子夫成为大汉王朝的皇后。
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汉武帝特别宠爱他，为他建了一座苑囿，称为博望苑，让他学习和接待宾客，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贤明的太子、如何成为大汉王朝的继承者。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是大汉王朝最强盛的黄金时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汉武帝履行这一誓言的，一个是刘据的舅舅卫青，一个是刘据的表兄霍去病，正是他们，使得大汉王朝声威远震，基本解除了匈奴贵族长达数百年的军事威胁。卫氏一门显赫之后，有京城童谣唱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事实上，卫子夫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安分守已的皇后之一，卫氏一门的显贵并不是依靠裙带关系，而完全是卫青与霍去病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结果。
元封五年，卫青去世了。这一年，刘据二十四岁，几个异母弟弟也相继出世，而卫子夫已经步入中年，失去了汉武帝的宠爱。卫青在去世前很为他们母子担忧，曾向汉武帝表达了这种隐忧，汉武帝说：“太子性格沉稳安祥，肯定能使天下安定，不会让朕忧虑。如果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君主，谁还比太子更能胜任呢？”
天汉三年，即刘弗陵出生的那一年，刘据三十五岁，同年，赵国人江充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其职责大体相当于后世的监察御史，被委以此项重任的官员，身穿绣衣，持节发兵，有权诛杀违法的朝廷官员。
江充是邯郸人，本名齐，赵敬肃王的门客，与赵太子刘丹结怨，父兄因此被杀，他侥幸逃脱，更名为江充，来到京城状告刘丹，指责他与姐妹淫乱，勾结当地盗匪为害一方。尽管赵敬肃王为儿子辩护说：江充虚伪阴险，激起圣怒只为报复私怨，但是，刘丹最终还是被废掉赵太子之位。
汉武帝亲自召见江充，惊叹其魁梧的身材与壮伟的相貌，对左右感慨道：“燕赵之地果然不乏奇才高士。”武帝又向其征询国策，江充侃侃而谈，深得汉武帝赞赏，任命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而他的督察职责，更是延伸到了皇亲国戚，对任何违背体制、奢侈不法的行为均有权参劾处置。
汉武帝之所以要任命阴险刻薄的伪君子来督察百官、严苛冷峻的酷吏来执行律法，不过是希望更加严密地控制官僚集团，震慑黎民百姓，维护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万世基业。没想到正是这个江充，制造了大汉王朝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而这起冤案的首要受害者，正是太子刘据。
汉武帝晚年深藏于甘泉宫中，除了刘弗陵，已经很少再与儿子们见面，即便是太子有军机要事，多数时候也只能通过黄门转奏，而皇后，一年之中则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机会见到汉武帝。
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刘据三十八岁，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出生。刘病已是刘进与王夫人的儿子，刘进被人们称为史皇孙，而刘病已则被称为皇曾孙。刘病已的出生，汉武帝并没有体现出特别的关爱，他甚至没有想过把太子召入甘泉宫询问一下皇曾孙的情况，此时汉武帝的眼中，只有刘弗陵和钩弋夫人。
皇曾孙出世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巫蛊之祸”便在这一年的秋天暴发了。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汉武帝在午睡时做的一个梦：成千上万手持刀剑的木偶人向他袭来。从那一天开始，汉武帝便龙体不适，精神恍惚，失眠健忘。江充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往甘泉宫觐见皇上，声言皇上的病症是由于巫术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任命江充全权查处“巫蛊”案件。
征和二年的夏天，江充率领士卒与胡人巫师横扫整个长安城，他们肆无忌惮的闯入官宅民居挖掘搜寻用于“巫蛊”的木偶人，缉捕他们认为利用“巫蛊”作乱的人。江充甚至派人事先在某些地方洒上血污埋上木偶人，然后对被逮捕的人进行严酷的审讯，用烧红的铁钳动用酷刑，强迫他们认罪并招供所谓的同谋，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也趁机诬告他人，被诬告的人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申诉的机会即被治罪。严查“巫蛊”之风很快蔓延到了京师周边，各级官吏上行下效，以查获的数量作为邀功请赏平步青云的政绩，唯恐落后于他人，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个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
太子和一些有良知的官员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派人将奏章送入甘泉宫，但这些奏章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尽管如此，江充仍然意犹未尽，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后宫之中有邪气，如果不将其驱除，皇帝的龙体就不会康复。”昔日雄才大略、思维严谨的汉武帝在进入老年之后开始变得多疑、自私、固执，他立刻下诏指派江充入宫搜查，并责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予以协助。
昔日戒备森严的宫闱禁地陷入了一片混乱，搜查首先从失宠嫔妃的寝宫开始，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在七月初九持诏闯入了未央宫与博望苑。江充的搜查是真正的掘地三尺，未央宫与博望苑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间殿堂无一幸免地被反复刨开寻找所谓邪气的根源，未央宫里一片狼籍，连凤床也无处搁置。
搜查在混乱中开始，又在混乱中结束，江充与士卒们空手而归。然而，江充回到官邸之后，却对前来询问的官员们宣布：“从皇后与太子宫中搜查到了大量的木偶人，尤以太子宫中为多，上面还附有书写着咒语的绸缎，内容大逆不道，我将如实上奏给皇上。”这一阴谋的真相在《三辅旧事》中被详细批露，那些所谓的木偶人是江充授意胡巫制作并在搜查时栽赃的。
比太子更为恐慌的是他的家臣与门客们，毕竟血浓于水，汉武帝可能会念及父子之情而将太子废黜后幽禁起来苟全性命，而他们，将无一幸免地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正因如此，当太子向老师少傅石德征询对策时，他回答说：“公孙丞相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伉等人都因为被诬陷犯有‘巫蛊’之罪而被处死，如今太子又被栽赃陷害，难以自明，形势紧急，太子应当机立断，借用圣旨逮捕江充奸党，彻查他们的阴谋。”刘据迟迟难以决断，对门客们说：“我作为儿子怎么能够擅自逮捕父皇的大臣呢？不如亲自前往甘泉宫请罪，诉说冤情，或许还能幸免于难。”家臣们劝说道：“人们只知道皇上现在深居于甘泉宫中养病，但是，皇后和太子派去请安探视的使者几个月来都没有亲眼见到皇上，有人甚至怀疑皇上是否还在人世。现在这些奸臣们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太子难道忘了秦朝太子扶苏的悲剧么？”
太子最终没有前往甘泉宫诉说冤情，而是决定“清君侧”。
七月初九的夜晚，刘据向京城的文武官员发出号令：“皇帝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宫中发生变故，奸臣想趁机作乱，因此起兵平叛。”并且派遣侍从门客持节前往未央宫，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向皇后报告了受江充陷害被迫起兵的情况。与此同时，太子府征发皇宫步卒、射手和长乐宫的卫士控制长安官署及其它要地，太子的门客们则兵分几路，手持石德矫制的圣旨装扮成皇帝使者去逮捕江充及其党羽。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的身份，被门客当场杀死；御史章赣拒捕，受伤后逃走；黄门苏文闻风而动，逃之夭夭。
就在抓捕江充党羽的同时，效忠于太子府的士卒与镇守长安城门的羽林军在多处出现对峙甚至爆发火拼，这不仅使得控制长安城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致使章赣、苏文逃出城门，更使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太子造反”的流言一夜之间传遍京城。“巫蛊之祸”的罪魁祸首江充并没有逃脱，被抓住后，太子怒骂道：“你这个赵虏，陷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么？现在又来离间我们父子？！”江充当夜即被太子的门客杀死，他手下那些为虎作伥的胡巫也全部被烧死。
七月初十，就当刘据准备派遣一位使节前往甘泉宫的时候，传来了长安城外有大军调动的消息，城外的军队正处于集结之中，一旦完成对长安城的合围，他们将攻入城中平定“叛乱”。而此时，长安城的大部分城门仍然处于羽林军的控制之下，形势危在旦夕，要么束手待毙，要么争个鱼死网破，刘据和家臣们一起，与命运做了最后的抗争。
针对皇帝被奸臣困于甘泉宫的传言，汉武帝已经离开甘泉宫，移驾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建章宫指挥平叛。汉武帝在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地区附近各县的军队在长安外围集结，各地二千石以下官员全部归丞相刘屈牦统辖，汉武帝甚至紧急征调水军，由大鸿胪商丘成指挥，以备不时之需。
按照家臣们建议，太子将关押在长安监狱中的囚犯全部赦免，由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统辖，同时打开城中武库，将长安四市中的数万市民强行武装起来，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
难道汉武帝就不给自己儿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吗？
原来事变当天，首先逃回甘泉宫的是黄门苏文，他向汉武帝报告了“太子造反”的消息。皇上立即派遣使臣召太子进宫，但是，这位使臣却没有进入长安，他向皇上复命时说：“太子确实已经造反，他甚至还准备杀掉我，我侥幸逃脱。”汉武帝听后勃然大怒，就在此时，丞相刘屈牦派遣长史前来请示对策，汉武帝问道：“丞相都做了些什么？”长史回答：“丞相正在封锁消息，不敢擅自发兵镇压。”汉武帝怒道：“太子造反早已人尽皆知，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根本没有周公风范，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汉武帝当即下诏命令丞相平叛：“平定叛乱，朕自然会赏罚分明，平叛时要尽量多杀伤叛军士卒，必须坚守城门，绝不能让叛军逃脱。”
丞相率领的平叛大军终于开进了长安城， 激战五天之后，长安城中战死数万人，丞相的军队逐步控制了长安局势，零星的抵抗已经改变不了太子失败的命运，身边的门客早已死散殆尽，只有两个儿子和几名侍卫依旧跟随，他们决定逃离长安，长安城南东侧第一座城门名叫覆盎门，又被称为杜门。当太子策马来到覆盎门前时，城墙上站满了羽林军士卒，在士卒中间，太子看到了司直田仁那张熟悉的面庞，所有的士卒都在等待他的命令，他却在面无表情地看着太子。直到侍卫打开城门，太子等人策马离去，田仁始终一言未发。
京城的战乱终于平息，但杀戮仍未停止。得知田仁私自将太子放走，丞相准备将他就地正法，御史大夫暴胜之劝阻道：“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么能擅自斩杀呢？”丞相于是将田仁释放。汉武帝知道后大发雷霆：“田仁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法律，你为什么横加阻止？！”暴胜之听后惶恐不安，在狱中自杀身亡。护北军使者任安，被认为是坐观成败，对朝廷怀有二心，与田仁一起投入死牢。而太子的门客，一律被处死，追随太子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卒，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被迫参与起兵的士卒和市民，全部流放敦煌郡。
做了三十七年皇后的卫子夫也因不能自明而自尽身亡。
逃离长安之后，太子一行人来到了湖县一个叫泉鸠里的地方，一位素不相识的穷苦农户接纳了他们，原来计划继续逃亡，但侍卫们探听回来的消息却使他们不得不隐藏于这个偏僻的小院里：京城加强了防备，各个城门均有军队屯守，只因为有人害怕太子会卷土重来杀回长安；各个城镇与每条驰道上，都在进行着严格的盘查，搜捕着 “叛逆者”。太子的亲人们，除了跟从他逃亡的两个儿子，几乎被屠戮殆尽，太子妃与史良娣被杀后草草埋在了长安城南，太子的另一个儿子史皇孙与他的妻子女儿被埋在广明苑，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平舆候的嗣子，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太子留在长安的家眷，唯一的幸存者就是皇曾孙刘病已，但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也被投入郡邸狱生死未卜。
当太子仓惶逃离长安的时候，已经顾不上带走更多的亲人，更不用说什么盘缠之类。隐藏于泉鸠里半个月后，已经不名一文，贫穷的主人日夜编织草鞋以换取粮食，而他们这些昔日指点江山锦衣玉食的上等人却束手无策。太子的一位故交就在湖县，考虑再三，他最终派遣一名侍卫拿着书信前去寻求帮助，但最终还是被出卖了。
八月初八，士卒包围了这所偏辟的农家小院，刘据的侍卫们张弓搭箭做着最后的抵抗。
太子刘据最终自缢身亡。太子的两个儿子和侍卫们全部战死，农家主人也在格斗中被杀。山阳籍士卒张富昌首先踹开了房门，新安县吏李寿进入内室将太子从房梁上解下，后来，这二人都被封侯，在京城，为此而封侯的更是多达十几人。“巫蛊之祸”至此结束。
公元前92年，有史证实，“巫蛊之祸”中的案件大多查无实据，朝臣与百姓们都认为太子是受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迫起兵的，没有人相信他有任何谋逆的企图。就在这个时候，郎官田千秋上书为刘据辩白：“做儿子的擅自运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是受到鞭笞的惩罚。天子的儿子被迫杀人自卫，何至于承受如此之重的罪名？臣昨夜梦见一白发老翁，是他教臣如此上奏的。”田千秋负责管理高祖皇帝的祭庙，他的上书在朝臣中被传说为高祖皇帝托梦。汉武帝有所感悟，召见田千秋说：“我们父子之间的事，旁人大多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只有你能够洞悉其中的是非并勇敢地说出来。这是高祖皇帝的在天之灵派你来指教于我，你应当成为朕的辅弼重臣。”田千秋几个月后被任命为丞相，他的前任刘屈牦，已经因为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而被腰斩于市身死族灭。
不久，汉武帝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黄门苏文被烧死在横桥，参与湖县鸠泉里围捕行动的几位官员被灭族，江充余党马何罗兄弟后来也因为行刺汉武帝而被灭族。
汉武帝为表达追悔之心与失去长子的哀痛，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无不为之伤感。然而，汉武帝至死也没有原谅刘据，刘据依然是一个叛逆的乱臣贼子，很多人认为这是他顾及自己的颜面而死不认错，其实，即使一切可以重来，即使汉武帝知道太子没有谋逆之心，他也依然不会改变当初的选择，他不会容忍任何对他的帝位造成威胁的可能。
刘据死去十七年之后，年仅二十一岁的刘弗陵去世，在霍去病同父异母之弟霍光的帮助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在郡邸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十几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刘病已即位后，更名为刘询。一年后，宣帝下诏：“先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封号，不能享受每年一次的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然而，刘据的孙子虽然贵为天子，但他却必须接受礼制的约束。按照传统礼仪制度，作为某人的继承人，就成为这个人的儿子，不能再祭祀自己的亲生父母，刘病已继承了刘弗陵的帝位，就成为刘弗陵的继承人，接续他的香火。根据朝廷礼制，刘病已的亲生父亲史皇孙刘进定谥号为“悼”，刘据的谥号为“戾”，从此被称为戾太子。刘病已又下诏将他们重新择地安葬，刘据的陵园设置在湖县，守陵人三百户，这儿从此被称为戾园。
刘据的悲剧人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他性格仁慈宽厚，谨慎平和，懦弱有余而刚烈不足，他的德才注定只能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守成之君，三十余年的安逸与一帆风顺使他丧失了面对挫折的坚韧与应变，一旦遭遇惊风密雨，便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既缺乏慎密周到的思考，又不具备当机立断的果敢。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弱点，使刘据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造成了刘据个人的悲剧结局，他的失败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