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日，野田佳彦正式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民主党执政后两年内产生的第三位首相。野田上台之后，对前任菅直人内阁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若干重大修正，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尤为值得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和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26日召开了“野田内阁执政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晓峰和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媒体的记者，共计30余人与会并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不仅关注了野田内阁执政后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还对日美关系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
一 中日关系的新动向以及中国的应对
野田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有何变化，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成为此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认为，日本是一个在外交政策上相对稳定的国家，所以中日关系不太可能因为首相更迭而发生重大改变。而且，中日关系中很多既存问题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致，短期内这种状况很难改变。据此，他指出，由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强，谋求推进对华合作仍然是野田内阁外交政策的主打方向，但不排除野田利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压力因素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国家、增强军事透明度，以此作为加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大慧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寻求牵制中国的同时，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的现实，又不能否认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有依赖。他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野田是以保守激进著称的首相，但我们没有必要对当前以及今后的中日关系持悲观态度。总的来说，中日关系还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他还指出，在美国“回归”亚太之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走到“十字路口”，中国应该与日本、韩国等进行充分的协调对话，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日本消极对待东亚合作、谋求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政策行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教授也表达了与黄大慧教授基本相同的观点。他指出：日本在制约中国的同时也在利用中国，所以从整体而言，不要把中日关系看得过于悲观。虽然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特别强调更加密切地投靠美国，但不能把它简单地解释为过分亲美，可以看做是对鸠山内阁过分脱离美国的反弹和外交补救。他认为，由于日本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所以过分亲美路线，无论是对野田自身还是野田之后的日本领导人，都将形成一个瓶颈。这是因为，目前日本投靠美国，更多是由政治家的个人利益驱使，实际上日本对美国并没有更多的利益可图，反倒是与中国的合作存在利益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刘建平副教授通过列举一系列史实和数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存在矛盾的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今后仍不排除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周期性恶化的可能。在涉及东海领土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端上，中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论证，否则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吕耀东研究员从宏观视角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201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虽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会谈，但野田的发言基本不具有建设性意见，可见其并没有将对华政策放在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而且，从野田上台后的一系列外交举动也可以看出，日本已经将中国置后考虑。例如，日本在20国峰会上谋求与美国谈亚洲合作事务(TPP)，而后又在APEC会议上提出亚太合作来讨好美国，接着在东亚峰会上与东盟联合发表《巴厘岛宣言》，又与印度达成加强核能等方面合作的意向。可见，中国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位置，已经明显排在美国、东盟甚至印度之后。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战略高度来处理中日关系，这样才能维护国家利益。
二 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
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国家通常会通过外交政策来实现其内政目标。所以，讨论日本的外交，也应该从内政的角度来审视。据此，梁云祥教授认为，通过解读野田佳彦2011年9月的施政演说，可以洞察日本外交的若干端倪。野田内阁的内政以灾后重建、重振经济为目标，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有利于振兴经济、保障安全的理性选择。当前，日本外交走向的主要特征，是深化日美同盟。尽管民主党上台后日美之间有一些小摩擦，但都是技术性、程序性的摩擦，而不是政治和价值观上的摩擦。所以，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至少在二三十年内，日美同盟关系仍然稳固。在经济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密切，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振兴依然有重要意义，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日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而在安全保障领域，在坚持日美同盟的框架内，日本可能会增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另外，还有东盟问题，日本积极同越南、菲律宾合作以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力图同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除了想获得这些国家的能源之外，也是出于遏制中国、增加日本自身安全系数的考虑。
黄大慧教授主要从宏观层面谈论了对日本外交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尽管日本政坛更迭频繁，但探究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不能只看野田佳彦本人的外交偏好，日本外交政策的持续性也值得关注。因此，应该将野田内阁的上台，与民主党执政后的内政外交政策联系起来看。野田上台后，尽管明显调整了外交政策，但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日本的国内问题，即灾后重建、经济复苏、巩固民主党政权等。而在外交方面，野田也明确主张日本不能变成一个内向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野田内阁时期的日本并不会完全埋头于国内问题，还是要参与海洋等其他领域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亚太秩序的重建。
人民网日文版主编陈建军认为，灾后重建和国内经济复兴，是野田内阁的首要问题。但是，在日本国会通过的第四次补充预算案中，日本的国债额创历史新高。所以，就当前形势来看，野田内阁在国内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作为，只有通过有效的外交政策加分。在外交政策上，日本表现为加强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同时谋求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吕耀东研究员对野田上台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走向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菅直人内阁在外交方面只是穷于应付，基本没有开展比较有意义的外交活动，既没有访美也没有访华，日本外交可谓无所作为，野田上台后力求改变这种消极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野田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以“泥鳅哲学”为思想根源，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与政策。具体表现为，借美国的战略东移在强化日美同盟基轴的过程中开展价值观外交，借南海问题拉拢东盟和印度等国家对抗中国，并以参加TPP谈判来调整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此外，在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核泄漏灾难之后，日本还积极通过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合作等手段化解核泄漏的负面影响。 目前来看，日本不仅成功化解了核泄漏的负面影响，还逐步将其转化为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核能技术的契机。从担心国际社会的谴责发展到为其他国家提供建立核电站的经验和技术，在保持国际形象的同时实现核能出口，这是当前日本外交的一个重大特色。
三 日美关系的深化
关于日美关系，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经历了菅直人内阁的重新转向美国，野田内阁已经完全表现出“对美一边倒”的态势。
黄大慧教授通过对小泉内阁至野田内阁时期日本对美外交政策的比较，总结了日美关系的特征及走向。他认为，日本外交具有“钟摆效应”。小泉时期，日本外交摆向美国一方的“钟摆”达到极限，日本开始认识到这种“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使自己失去了亚洲外交，并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此后，安倍开始对日本的对美外交和对亚外交进行调整，这种修正到鸠山时期达到另一个顶点。菅直人上台后，开始对日美关系进行修复，特别是借2011年钓鱼岛事件，日本外交再次倒向美国，日本进一步奉行“对美一边倒”的战略。野田上台后更加强化了菅直人的对美政策。从鸠山时期的“对等”，到菅直人以及野田的“一边倒”，民主党政权下的日美关系，可以看成是一个对等与协调的周期性反复。
小泉时代，日本的目标是做政治大国，所以日本在外交方面是积极进取的。目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无望，并将目标降低为保存现有的安全与地位，所以各界普遍认为加强日美同盟是日本一贯的政策。周永生教授并不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加强日美同盟，是因为日本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为了保持日本作为富国的地位，日本不得不加强日美同盟。但是，日美同盟仍然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所以日本必须恢复自身的军事力量，实现独立的安全保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但是野田的施政演说及其在其他场合的表态都表明了日本要恢复武器生产、适当对外出口武器的意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副教授利用近期日本公布的智库报告、政府报告等信息，对日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和归纳。他认为，日美同盟的调整不可避免。其调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1)美国在日驻军问题。驻日美军问题虽然在民间层面引起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最终以鸠山首相下台而告终。可见，美国在日本驻军这一行为，在政治上仍然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2)日美联合军事演习。近期出现的日美关系新动向表明，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频度都有所增加。(3)日美高层的安全磋商。一方面，日本在美国总体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在上升，另一方面，日美同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依然保持活力，集中体现在反恐、加强核不扩散体制以及促进节能等领域。未来日美关系的一个新特点，是加强日美同盟的贸易与经济要素，即日美同盟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中也有所展现。
吕耀东研究员认为，野田上台后的日美关系，主要表现在修复和深化两个层次。所谓“修复”，主要是修补鸠山内阁遗留的日美关系的裂痕。如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野田强调坚持冲绳县内搬迁，以此对美妥协。另一方面，日美关系的深化主要体现在：(1)通过救灾、反恐等领域的活动，加深日美非传统安全合作；(2)多次确认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3)通过各种手段来迎合美国，诸如向美国购买1735战机以及谋求加入TPP谈判等。
四 TPP与区域合作
关于日本谋求加入TPP谈判的动向，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日本此举的政治意图远大于经济意图。
黄大慧教授认为，TPP是美国“回归”亚太的重要表现，不仅涉及经济和贸易领域，更具战略意义。日本谋求加入TPP谈判，也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通过TPP，可以有效地削弱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权，日本在TPP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同时，还在安全领域中积极配合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可以说，日本加入TPP谈判，是修复日美同盟并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有协调美国、削弱中国的政治意图。
周永生教授认为，单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量，日本参与东亚合作与加入TPP这二者所能获得的收益基本相同。但是，如果东亚地区实现区域合作的话，无疑中国将获利最大，所以日本对此没有太大的热情，反而是加入TPP，既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借日美同盟来遏制中国，可谓一举两得。
吕耀东研究员认为，美国提倡TPP的目的，是在亚洲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合作秩序的情况下主导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日本加入TPP谈判既有迎合美国主张、深化日美同盟的一面，也有削弱中国、进而联合美国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的意图。
最后，王晓峰副所长做会议总结，并就当前的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冷静、理性地看待中日之间的矛盾与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日本的超越并不表明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越日本。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许多误解，例如中国对日本在大地震之后的形势估计普遍悲观等。为此，他主张研究日本问题非常需要对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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