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贡献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而就已有的成果来看，此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坚持国内各民族一致对外的“大民族主义”，他对大民族主义观的坚持源于其明确的国家恩想和对国家的认同；其民族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观念密切相联又有矛盾。表现出自由民族主义的特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属于健全的民族主义，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大民族主义：国家思想：自由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81-03
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晚清，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是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面临危亡所致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只有在近代被纳入世界体系以后才开始产生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着较发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自先秦以来，中国人心目中就有着鲜明的“华夏”与“夷狄”的观念，只是这种“夷夏之辨”只能属于传统的族类民族主义，不具有现代的特征和意义。但这种族类民族意识，无疑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一定的助力，许多人正是在传统民族意识的基础上理解并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的。鸦片战争以后，“夷狄”所指的对象已经悄然变化，“夷夏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中外之辨。19世纪晚期的中外之辨和传统的夷夏之辨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建立在民族文化优越心理的基础之上，至少在19世纪40年代至70、80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如此。如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革派，尽管对西学充满兴趣，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胜于中国，但是在骨子里，他们依然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在整体上要优于西方文明。实际上直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里依然饱含着此种心理意识。
就理论上而言，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者，当推梁启超。《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于“民族”一词的解释是：“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粱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这是对梁启超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之贡献的极恰当的肯认。实际上，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就已经首次将“民族主义”概念引入了中国，并且在此文及随后的一系列文论中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由此，“民族主义”终于在中国形成了文本话语，并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虽不可避免有传统民族意识的印迹，但更主要的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运动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和认识局限。
二、“大民族主义”观和国家思想
梁启超最先提出并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两个概念，并且，他始终坚持“大民族主义”，反对“小民族主义”。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大民族主义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其主要任务是反对外敌侵略和参与世界竞争；小民族主义是在中国范围内区分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后者的最终目标也可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没有超出传统“夷夏之防”的范围。
20世纪初年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争，实际上根源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歧异。立宪派认为当时中国的大敌是帝国主义而非满清，他们虽反对专制，却并不认为一定要推翻满族的统治。因此他们只力主确立宪政以取代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而反对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为目标的种族革命；革命派则认为现代民主国家与满清必不能共存，他们誓以推翻清朝的统治为职志。作为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虽在某个时期有过反满革命的激进思想，但基本上他是不主张种族革命的，原因在于：其一，他认为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决不能相容”，因为种族革命必然以暴动为手段，而暴动造成的后果，一是造成许多国民的流血牺牲，二是由于中国国民程度不够，革命后即使建立了共和之政也是不完全的共和，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亡国。其二，中国正处于外敌侵凌的严峻历史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应该一致对外共同御侮，惟有国家存立了，各族人民才不致被外族奴役，就此点而言，汉族和满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应因内竞而为外敌留下可乘之机。因此。梁启超站在国家存亡的立场上反对国内种族间的争斗，坚持太民族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
梁启超对大民族主义的坚持。源于其明确的国家观念和对国家的认同。中国士大夫自古以来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意识，其理想均不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世界大同，这种理想在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中仍然得到充分的想象和描述。梁启超则超越了传统的天下观，他所树立的理想人格，是抛却了天下观念而确立了国家观念的新型国民，即“新民”。他将国家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国民必具的内涵，他殷切期望中国人实现由部民到国民的身份转换。何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日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具体而言，能利群者、忠于国家而非仅忠于朝廷者、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者、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非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者，皆为国家思想之体现。国家，乃“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明白此点，即明白国家之义，而明白了国家之义，方能养成真正的爱国主义，共同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而努力。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如果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梁启超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一个枢纽性的人物。
从梁启超关于国家思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义观念，实际上兼有民族和国家的双重义涵，包含着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并且更倾向于后者。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两个相异但又密切相关的概念，二者应具有统一性，但也有可能分离，分离的结果就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发生。“民族认同主要体现为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 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但若进行层次的区分，国家认同当是民族认同的升华，从维护国家统一和秩序的角度来看。国家认同比民族认同具有更高的价值。梁启超对国家认同的倾向，无疑是对当下情势正确认识的结果，符合当时对人们进行思想引导的需要，亦顺应了建立团结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趋势。
当然，梁启超也曾一度有过反满革命的“小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但是时间不长，在1903年美洲之行后他回归了原有立场。在《新大陆游记》中，他明言看到海外华人在严格管制时循规蹈矩而在放松管理时则散漫无纪的表现使他深受触动和刺激，他据此得出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的结论。海外华人的文明程度尚且如此，更遑论国内大多数人呢?因此梁启超毫不隐讳地表示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和自治能力感到怀疑，他认为在中国首先要做的工作依然是开启民智，使国民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资格。而开启民智，必不能以暴风骤雨式的方式进行；民主政治的建构，也不可能通过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只能在温和改革中达致目标。这正是他所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一个重要分歧之所在。梁启超开启民智和实行宪政的一贯主张与其所坚持的大民族主义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的思路是：民权民智、宪政和救国三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他将欧美诸国的独立富强归为宪政，也视宪政为中国免于危亡并走向富强之必由之途，而实行宪政必以民智大开、民权发达为前提，因此，梁启超将其民族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寄托在民智提升和宪政实现之上。
三、自由民族主义的特征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于国家危亡的境遇之下，因此，即便是理性的民族主义，由于其所包含的民族救亡的目标，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梁启超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同样受到了现实境况的影响和制约。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推崇者和有力传播者。对宪政的追求和推行更是终其一生；同时，他又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自由而奔走呼号，强调国家的统一和秩序。前者以个体自由为核心价值，后者以国家利益为至上追求，二者在学理层面和现实层面都难以完全统一。但梁启超总是试图保持二者的平衡，因此，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观念上的冲突和矛盾常常显现，这种矛盾从其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区分和论述中可见一斑。
梁启超认为，在欧洲，全盛于十九世纪的是民族主义，而全盛于二十世纪的是民族帝国主义。何谓民族主义?“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何谓民族帝国主义?“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闻。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按梁启超所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潮，前者主要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内部的组织和建设，它是防御性质的，或者说是非进攻性的：后者则致力于对外扩张，是进攻性质的。从理论基础来看，民族主义出自平权思想，民族帝国主义则以强权理论为指导，前者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后者以斯宾塞的进化论为代表，或者说，民族主义的原动力是天赋权利说，民族帝国主义的原动力则是以竞争价值观为核心的强权观，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民族主义而言，根据契约论和天赋权利说，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而独立的，政府的义务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申而言之，则一国的国民不得由外国人来管辖；一国的主权不得被他国分割，国家之间应该平等对待、和平共处。“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由此可见，梁启超是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国际正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一样，各国自由也要以不侵他国之自由为界。显然，他的民族主义观念实质上是其关于个人自由思想的引申和扩展。
、英国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明确提出了两种民族主义概念，一种是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则是18世纪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Herder)诉说的文化的自决。赫尔德否认任何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他崇信民族文化的多样。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处。伯林认同赫尔德的观点，他强调价值多元论，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归属感。在自由和归属感之间寻求平衡，是伯林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自由民族主义的特征。“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使这一共同体既是一个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体，又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认同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特征表明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可能性。梁启超曾在流亡日本的很长时间内宣传过英国密尔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由此我们不难将其民族主义观念与其自由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而当仔细观照他的民族主义论述，也不难看出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属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范畴。当然，由于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本位，而民族主义是以群体的归属为指向，所以二者虽有整合的可能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张力，而梁启超思想中的这种特点恰恰是近代中国现实境遇在思想领域的呈现。
有学者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是为确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差别却很大，最后的结果也殊异。梁启超认为满清政权的存在只是易主而非灭国，孙中山则始终认为满清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国已经亡国，他在1924年的演讲中依然持此观点。孙中山的观念所透射出的民族心理显然是对满族政治地位的否定和对汉族历史文化的认同，而对汉民族的认同在当时为革命的发生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行动的力量，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尽管是一次“悲惨的胜利”(李泽厚语)。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当时却没能充分调动起广大民众的力量，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不过。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经过中国漫长的发展历程的检验之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主张大民族主义、反对小民族主义，认同民族文化但更注重政治共同体的建构，等等，被证明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人一直把民族主义视作负面的概念和思潮，各种论著中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攻击也是屡见不鲜。有些论者将民族主义视作残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认为它危害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加强。他们之所以反对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将民族主义主要理解为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1952年至1956年，还曾两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当然都是要反对的。但将它们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显然是一种误解。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其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处理得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因此，坚持正确的民族观显得尤其重要。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启示。
参考文献：
[1]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青海省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N]，人民日报(理论版)，2009-12-17
[8]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J]，史学月刊，2006，(6)
[9]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J]社会科学，2005,(1)
[1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A]，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