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而另一方面，近期有关养老金是否入市的话题也争论不休。然而无论养老金是否此时入市，不可否认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赤字”，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并建立多元支撑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性议题。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也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情况老龄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但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将上升至近25%。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者政府的财政资源，也是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正原因。
同样的养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国，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显然，养老金收小于支的情况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此外，无论如何养老金拓宽融资渠道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
老龄化赤字正在逼近，全方位启动多元化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减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