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曾经对弟子们解释，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燕京大学的最后一抹亮色 1980年12月22日。飘泊海外30余年的学人洪业与世长辞。三天后，与他同庚，且在燕京大学共事十年的顾颉刚也在北京停止了呼吸。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冰已逐渐融化，和海外时有青鸟往还。顾颉刚的猝然离去，是听到了煨莲先生的召唤么?
洪、顾二位的缘，结于燕京大学。1923年，洪业应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聘，从美国回京，任燕大文理科学院教务长，执教历史系。六年后，以《古史辨》名声大噪的顾颉刚来到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二人先后任历史系主任。洪业转任图书馆主任后，顾颉刚兼任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洪业1930年自哈佛大学讲学归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引得的编撰，而顾颉刚对图书编目也是早有研究。顾颉刚曾主持洪业创办的《燕京学刊》，洪业也对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多有襄助。此外，二人又携手为成立不久的哈佛燕京学社奉献心智；一同在田野调查中取得“崔东壁遗书”等宝贵成果……
二位贤才一时瑜亮，共同缔造了燕京大学的黄金十年。
顾颉刚治史，自歌谣、民间故事人手，可见其重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材料。1949年以前，顾颉刚先后就职于十数个教学科研机构，辗转卅载，漂泊无定，也许和他为学的这种方法不无关系。于此看来，燕京大学的这个“黄金十年”对顾颉刚也是极为重要，燕京大学的环境、洪业这样的投缘同仁，竟使这块浮萍留连十年。
十年间，顾颉刚编撰出版了《古史辨》二至五册；出版《汉代学术史略》等专著数部；作《三皇考》等论文数十篇；创办《禹贡》半月刊，开山“禹贡学派”；编辑《大公报?史地周刊》；编订《崔东壁遗书》；与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记》；研究《尧典》、《禹贡》之著作时代问题、《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三皇五帝之系统问题；研究王莽时代的五帝说，揭露古史体系层累构成的经过；提出拟写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考的设想；发起征集抗日鼓词，创办金利书庄，8年间出版通俗读物600余种，行销5000多万册……
这样的成就，在今天看起来，简直令人咋舌。可以说，燕京大学给了顾颉刚一个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若不是日军侵华的国难，顾颉刚和燕京大学的黄金期或许还会继续下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渐起的枪炮声中，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很多社会名流仓皇南渡。彼时的洪业，端坐在燕大的书斋中，一边思忖学校要如何与侵略者周旋，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春秋经传引得序》。
洪业，号煨莲，毕生致力于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为发展燕京大学、创立哈佛燕京学社贡献甚巨。在燕京大学执教的23年期间。洪业历任文理科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研究院文科主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等职。1946年，洪业赴哈佛大学讲学，因战事滞留美国，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洪业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段，后一段以杜甫研究为主，前一段成就的代表，就是“引得”的编纂。
“引得”，即索引，是英文index的音译。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学生多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查找资料，对他们而言很有些吃力。洪业22岁留学美国，又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编纂古籍引得为后学者植荫这一构想，便在这样古今、中西的交汇融合中产生了。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经、史、子、集引得64种，81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大便利。
编引得不光需要很高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现代的学术意识，这更是一个力气活。与顾颉刚这样心无旁骛的纯粹的研究者相比，洪业的身上表现出了更多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称之为教育家也无溢美之嫌。
初任燕大文理科教务长时，洪业便着力对教师结构进行调整，一批“老古董”因此离校；为学生制定严格考核标准，当年即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因成绩不过关而退学。执教历史系，洪业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他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培养一批具备世界眼光的中国历史学家，希望他们能从璀璨的中国古老文化遗产中有所发现，将其中的精髓传承下去。在他的运筹帷幄和鼓励下，燕大历史系的学生各有所长，总体看又体系完整，其中有几位在专业领域甚至可以与乃师比肩。
如果说顾颉刚代表了燕京大学的高度，那么，洪业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燕大的精神。二人相得益彰，缺少哪一个，燕京大学都会失色不少。
1980年12月，燕京大学已消失近半个世纪，洪、顾的辞世使许多人再次忆起往昔的燕园岁月。阶下败兰犹有气，手中团扇渐无端。这座辉煌一时的学府，最后一抹亮色竟是两片凋零的红叶，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司徒雷登的悲剧与燕大精神
1919年初，传教士司徒雷登接受教会派遣，出任刚合并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学校的经费奇缺，只够开销的一半。上任之初踌躇满志的司徒雷登面前有三座大山：筹款、迁址、招兵买马。
在骑着小毛驴和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四郊后，司徒雷登选定了西山脚下的一座前清王府。1929年，燕京大学的新校园全部建成，正式投入使用。燕园的设计师是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亨利?墨菲，他很是了解教会大学的宗旨，建筑群在外部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这座新校园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典范之作，司徒雷登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司徒雷登为燕园4幢学生宿舍命名为德、才、均、备；为新的燕京大学拟定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寰宇皆兄弟，四海为一家。司徒雷登的国际主义理想或许是他的天性，或许是受他所投身的传教事业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燕京大学既有国际范儿，又本土气十足。在1925年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燕京大学几乎是唯一没受到冲击的外国教育机构。也正是这一点，得到了代表哈佛大学前来考察合作伙伴的兰登?沃纳的青睐，最终决定和燕京合作申请霍尔基金，成立哈佛燕京学社。
当然，投身教育事业27年的中国通司徒雷登还可能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包容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外化表现；学以致用是儒家提倡的实践精神；威武不能屈是儒家追求的人格气节；和平，更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要求。从接手燕京大学开始，司徒雷登的后半生都体现着明显的儒者特质，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尊崇，也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
燕京大学的校歌中有一句：“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对燕大 学生的期望是积极入世，探求了真理之后要“服务”，服务的内容则是为国尽忠。
1934年，北京部分师生为抗议国民政府对目的不抵抗政策，赴南京请愿。正在美国为学校筹款的司徒雷登闻讯，立刻赶回中国。下船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燕大的学生是否参加了请愿。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说：“要是我的学生们没去，那我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失败了。”
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在大门处张贴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在这块孤岛上，宣传抗日救亡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得以编印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为中国发出了一声声呐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拒绝与日军合作，在天津被日军扣押，关在集中营里，直到日本投降后才重获自由。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满怀敬意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倡导积极入世的儒生们却鲜有将本体的独立性和政治完美融合者，若不借助释道来排解，官场中的孔门信众十有八九都得精神崩溃。司徒雷登本就不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估计不足。当他看到毛泽东真诚的笑容后，竟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接受杜鲁门的聘书，出任美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曾经对弟子们解释，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司徒雷登的天真无法阻止内战的爆发，他也再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燕大校园。他不明白，曾经的老朋友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对他冷若冰霜；决策失误的美国政府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在他这老头子身上；微笑着和他握手的毛泽东，更是写出了那篇冰刀霜剑的《别了，司徒雷登》。
年逾古稀的七旬翁难以支撑，突患中风，卧床不起。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此时，距他上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司徒雷等曾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即使魂归中国，也离自己长眠燕园的遗愿有千里之遥。
大洋两岸的秋风
闻一多烈士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称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1949年后大陆的出版物删除了这段话。阉割烈士绝笔需要勇气，这种决心表达了绝不原谅的态度。而大洋彼岸的“敌对国”，彼时也正是好斗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而不同”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顾颉刚和洪业这对“黄金搭档”也就只能望洋兴叹，再难聚首了。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受胡适的影响，其精髓在一个“疑”字。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很多时候都在强调：绝不能怀疑。于是那个犀利的“古史辨派”掌门人顾颉刚不见了；那个萍踪侠影，到处寻找鲜活民间史料的顾颉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荣衔”满身皓首面壁的老学究顾颉刚。
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的学术成果，1950年作的《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似乎是他的最后一个“大部头”，其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做着校点古籍及整理笔记的工作。如《息壤考》、《由“蒸”、“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等考证文章都罕得一见。
自古逢秋多寂寥，此时的顾颉刚，想必对乾嘉时孜孜于朴学的清儒们充满了同情。
在当今的许多国人看来，洪业后半生困居的那片大陆是自由的乐土。有些人由此更生出联想，这洪业也真是滑头，居然在大乱前夕借机金蝉脱壳!洪业是君子，请诸君勿以如是心度之。旅居美国的30年中，洪业的研究教学以杜甫为中心，即为明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洪业心中的煎熬可见一斑。
在洪业的同事中，有一位兰登?沃纳，此人在现代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促成哈佛燕京学社的功臣，也是盗取敦煌文物的强盗。他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形势不同于以往，中美两国的文化不但地位极不对等，而且已没有交流的空间。沃纳吃惊地发现，他到北平寻求学术合作机构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教育界的官员竟极力反对。“福音传教士的时代正在过去”，而研究中国文化精华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得不承认沃纳冷酷的同时又有着一针见血的睿智，1951年中国决定不允许外国资金进入教育事业，第二年便有了大规模的高校调整，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多所教会大学就此匿迹。但沃纳所谓的“时机”就带着一种满含轻蔑的优越感，换言之就是你活该被我抢的强盗逻辑。1925年他第一次盗揭敦煌壁画时，对随行的燕大学生王近仁说：“这些珍贵的壁画留在你们这里是暴殄天物。”若不是王近仁连夜向老师洪业报告，沃纳的强盗计划几乎得手。而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社长，是比沃纳更大牌的敦煌大盗伯希和(若不带民族情绪，也可称之为著名汉学家)的学生叶理绥。
从麦卡锡主义到和平演变，美国对华的文化歧视只是其长期奉行的排华政策的一个体现。在此深层背景下，太平洋自然就是中西文化难以逾越的天堑。
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两学者赴哈佛讲学，其中一位是邓之诚与翁独健的学生。“师爷”洪业兴奋至极，亲自下厨招待徒孙。整个晚上他都在不停地询问故人踪迹。经过两岸数十年的冰冻期，再得燕园消息已是“访旧半为鬼”了。一年后，洪业也驾鹤西去，在另一个世界，当年的燕大群英应该可以畅叙相思了吧。毕竟，那里没有什么偏见和壁垒。
逢秋未免悲，直以忧国故。距离洪业、顾颉刚的故去已经过去20多年了，如今的中国的教育每况愈下，社会道德日益滑坡。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扰攘不休，不为名来，即为利往。如顾颉刚般专注于学术者少，如洪业般有社会担当的更少。再次张开眼睛看世界的新儒家似乎仍未找到济世良药一一虽然希望还系在他们身上。不过，在瑟瑟的秋风中，他们中有人因对美政过于执著而成了“超级愤青”，也有的在国内浮躁的名利场中炼成了超女快男。
两片凋零的红叶，显然没能触痛冰封的土地。冬天虽然来了，春天，却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