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的命运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关口。在这河山变色、乾坤易主之际，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加快了退守台湾的战略实施，密令将“中央银行”上海金库里的黄金秘密抢运台湾。从1948年12月起到1949年5月，数百万两黄金被源源不断地运出。至今60多年过去，当年国民政府究竟将多少黄金挪到台湾，这些运台黄金、银元及外汇的用途和流向到底如何，1949年之后大陆还有多少黄金库存，诸多事体，说法纷纭，值得深入探究。
1948年12月1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船员范元健最为难忘的一天。下午2点，他和其他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而后，一系列异常的事接连发生。深夜12点，“海星号”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
接着，更为蹊跷的事发生了，一队身着百姓服装的“挑夫”，出现在不远处的华懋饭店（又名沙逊大厦，即今和平饭店）北侧的小马路上，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他们两人一组，出入其间，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了“海星号”。随即，船便驶入茫茫夜色当中。
隔天，《字林西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称中国国库黄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运走。这篇新闻真实性如何，报道所说的“挑夫”搬运的物品果真是国库黄金吗？一直以来，蒋介石“窃取”、“偷运”大量黄金、银元到台湾之事，是社会感兴趣的一个未解之谜。
当年，蒋介石的“总账房”、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是亲历此事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首次向笔者完整披露了60余年前，国共和谈破裂，政权行将崩塌时，在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下，国民政府从上海分批秘密迁移巨额国库黄金、银元及美元到台湾，以期成为其另起炉灶“建设复兴基地”、俟机“反攻大陆”的真相。
一
1948年11月，淮河两岸战场上，国共两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国民党军覆军折将，伤亡惨重；“五省通衢重镇”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首要的表征即是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在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券”，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失控与混乱中，上海滩的许多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大陆。
在此之前，政权行将崩塌的征兆已十分明显。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
10月9日，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原件）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正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上海的黄金及银元，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作为首倡者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当局为什么选择将台湾作为其栖息地？其实这与蒋的幕僚、人称“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大有关联。
张其昀（1900―1985），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浙江省宁波鄞县人。
1943年，张其昀应邀访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身为蒋介石的同乡，在进入其幕府之前，张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抗战后期张其昀回国，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来到蒋介石身边。在学术领域之外，张其昀曾是蒋介石“有言必纳”的智囊。
黄金转移，另起炉灶，其地址选择，最初还有其他。譬如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其外多屏障，其内亦富足，又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自是好去处。
张其昀当时如何向蒋介石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张是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还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蒋介石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
张其昀即是当时国民党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认为西撤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这道天险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中共军队的乘胜追击。
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
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岛上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
二、岛内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
三、在军事上，台湾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
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张其昀在提议中特别指出，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动乱并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
话已至此，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唯一的选择。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这是渡海迁台的信号。
对蒋介石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此时此事，他只能依靠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60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基隆。
二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到12月不到一年中，海军共有90余艘军舰起义。因此，不用军舰运送，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范元健于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五名关员及三十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辆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三
意外的是，12月1日国库黄金秘密装船挪移当晚，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向西望，可看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新闻记者的专业直觉，使他断定挑夫所挑的这种体积小而沉重的箱子，其内必定是黄金。于是他立刻从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震惊了全中国，上海滩人心惶惶。
消息见报后，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的狂贬”，完全失控。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而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12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仅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以至造成挤死挤伤多人的惨剧。
而后，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8月19日，金圆券刚发行时，收兑率为纯金1两合金圆券200元、纯银1两合3元，美金每元合4元，1枚银元能换2元金圆券；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 ∶1；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枚银元；到6月，上海解放之后，1枚银元的价值更是超过5亿金圆券。
但是，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着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因蒋深知，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于是，1949年1月1日，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此时正值淮海战役，国军完败；内外交困中，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蒋介石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1949年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情急之下，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1月21日，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发生――蒋介石总统下野。吴嵩庆是第二天与陈诚在飞往南京途中才得知的，于是奉命转飞杭州，和从南京飞来的蒋介石在杭州笕桥机场见了面。吴嵩庆在日记里写下：“五时半，专机到，老先生（指蒋介石，笔者注）甚安详。”
蒋当时之所以“甚安详”，大约是因为台湾的情况和今后打仗的钱，都有了底数。或许，蒋是在笑李宗仁：“你有什么本钱做代总统？中华民国的国库已经搬到了台湾和厦门了。”
蒋每遇不顺，总会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老家静养，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剧变。
不过，1月10日（其中的10万两）、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当时位于厦门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址在鼓浪屿晃岩路30号）。
四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央行的黄金是“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纪录。”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记录。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的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
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对此，吴嵩庆生前同样疑问纠结：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到台湾后，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天天变地方，总数兜不起来。”董德成说。
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
辗转追寻“黄金密档”多年的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称，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后来倒戈投向共产党的国军第一战舰“重庆号”上，存有28万两黄金，或许正是那批失踪黄金。
“重庆号”后被国民党的轰炸机炸沉于东北葫芦岛军港。丁雯静从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口中获悉，1951年4月，解放军曾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黄金10余万两、银元30余万枚。
存放在鼓浪屿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的金银、外汇，最终去向何处？
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内与中共解放军作战之需。近百万两黄金与3000万枚银元直接运抵鼓浪屿作为军费，而1亿两的银锭则可能直接运到了台湾。吴嵩庆跟随蒋介石多年，蒋深知吴是一个“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的本分人，所以，把大部分钱都交给他管。
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7月17日：“……接经国先生电话，嘱五时往谒，按时往，老先生（蒋介石）指示：运兰州之五万两即改运渝，福州多运五千两，即以台湾省府保留款抵拨。”
7月20日：“……上午十一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起义，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于程万的二十六军，李弥的第八军）、海南岛发银元，余均汇发银圆券。”
从发饷的方式，也可看到蒋介石在军事上布局的重点所在。拨发黄金及银元的，应该是他的嫡系的忠心的部队，亲疏远近，当然会有所区别。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就有一位当时住在美国密苏里州叫刘存才的人（《世界日报》12月1日），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名叫杨荣志的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时任空运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二十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1949年，刘存才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抵达台湾，协防新竹，担任第十一中队作战室上士文书，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他指出，当时“国军”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起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二十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五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3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终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
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60%，共300.4万两。
刚摆平刘攻芸，2月8日，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央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央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20万两而已”，蒋介石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
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陈诚的报告到达溪口后，蒋在日记中称：“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但李宗仁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甚至向蒋送达备忘录，但蒋未予理睬。“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蒋介石日记》，1949年5月2日）而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蒋，“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蒋介石日记》，1949年7月3日）
六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近郊已听到四处的炮声，“代总统”才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次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第104师312团3营的战士们在营长管玉泉（2011年8月27日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的率领下占领了“总统府”，并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换上了一面我军冲锋时用的红旗。
李离去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5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
亲笔信之外，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亲笔留字条，要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解放军已在上海城外摆开阵势，而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黄已于1949年2月成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他一边监视着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秘密发动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
由于黄竞武号召阻止黄金运台，更策动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终于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办公室内被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指挥的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车站路192号（后改为152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派员接管。1952年7月，划归市公安局劳改处，改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98年，迁移到浦东新区的北蔡镇。）内。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而“汉民轮”更迟于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落在船旁水里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起锚。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满箱金灿灿的黄金，又是何等的诱惑!此事中，会不会有人动心，铤而走险呢？
米绳祖的丈夫江源，当年是保密局上校，负责秘密押运黄金赴台，临行前与米仓促结婚，一道登上“汉民轮”。米绳祖回忆，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
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总共12个”，4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直至靠港。
同样的觊觎，也发生在1949年8月，当时在厦门海关署工作的孟昭年，还见证了一桩血淋淋的事件，而起因则是因为心生贪念。
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锡麟轮”，撤退去台湾。船已停泊在码头上，随时准备走，船上有上千人。突然有一天，带兵的军官要求所有船员、军人到甲板上紧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个士兵被手铐铐住、被枪指着。舰长厉声问道：“金库里缺一块金砖，是不是你做的手脚？”该士兵承认了，并按照舰长的要求，当众重复如何从金库偷取的动作流程。之后，枪声响起，士兵被公开枪毙，杀一儆百。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载有大批从鼓浪屿转移的黄金。
七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运输大队长张振国负责率队带着士兵们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最漂亮的第一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列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并以1∶ 40，000兑换旧台币。并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
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那么运到台湾的这些数百万两黄金，究竟起过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60余年前的台湾岛，又是如何应对那场空前绝后的迁移呢？
请参看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一文，内中指出：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三十九年（1949年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1亿6500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3亿9400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1亿600万元及3亿8700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政权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在一年多的省长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并取得了“金门古宁头大捷”。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进而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丁雯静考证，“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4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近百万两黄金，9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
因此，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回忆录中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3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八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下令向台湾转移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仅在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之际，国民党军队就从淞沪地区运走了大约1500船次的物品。途中由于风浪遇险和监守不力，致使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在抢运这批生产设备和物资时，动用的运输工具也是前所未有的。海军方面动用了10万吨次的各种船只，85艘先进战舰，以及中国油轮有限公司的大量“永”字号货轮和招商局的各种船只。空军方面，包括C-46、C-47等大量运输机，其余则是客货机。
在蒋介石的东撤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海陆空三军大迁移。他的嫡系部队，包括其次子蒋纬国主管的装甲部队，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共约60万人，由蒋介石、陈诚亲自安排，陆续撤往台湾。
应当承认，在偷运黄金与银元至台过程中，俞鸿钧的作用至关重要。1960年6月2日，曾经协助陈诚在台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金融的严家淦在接管黄金、银元后，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
正因为俞鸿钧对国民党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提名为“行政院长”。
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国民党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
因遭弹劾，俞心灵受到重大创伤，故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62岁。
九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做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3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3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吴兴镛介绍，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这些历经沧桑的黄金，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25万两在1949和1950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尚有约108万两黄金储存在新北市新店区新乌路的文园“国库”内。
以所公开的档案和有关军费的记录，最为模糊的部分是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台湾“央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内部个别人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在战乱中遗失。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往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此前，由鼓浪屿秘密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事实上的“小金库”。吴兴镛从父亲生前日记中看到，蒋常用这笔钱应付一些额外需要，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等――台湾有名的《联合报》，其创业资本也是从这笔钱里划拨的。
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5月，国民党的卢秀燕、廖正井、罗明才、罗淑蕾等4名“立委”在“央行”副总裁杨金龙的陪同下，前往文园“国库”参观发现，当时库存的总数1361万两黄金（价值新台币7000亿元），被安静地放置在架设整齐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数量和黄金含量，都清楚标示，其中108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进到金库，犹如进到金山的感觉！”卢秀燕说。
而密运黄金一事，已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密运的吴嵩庆等人，都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丁雯静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中很多人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大家很理解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倒是90余岁的张振国，淡淡地说“蒋介石的军队，也要穿衣吃饭呀，他又不是傻瓜”。
…………
一个甲子过去，蒋介石走了，带走了百万黄金和当时四万万人民对他的最后一点信心和耐心，而那些黄金则沿着长江流到了同是炎黄子孙的海峡彼岸。历史的硝烟已经淡去，和平和发展已然成环球大势，历史的沧桑流转多少令人唏嘘喟叹。这些黄金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割不断的是骨肉同胞的一脉相连，斩不开的是由黄金白银积累起来的中华民族的福祉。时至今日，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浅浅相隔的海峡，注定只是在历史长河中一段短暂的乡愁。责任编辑 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