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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聊斋志异.婴宁》的形式干预与叙述逼真性问题]聊斋志异婴宁

时间:2019-01-25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作者正是借助于叙述者而介入了小说,通过对小说的结构、人物、视角等进行形式干预,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表达了出来,不但加强了叙事主体的意识,而且用艺术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再造,所以,我们所感觉到的真实的可亲可敬和强烈的逼真性,而这种逼真与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形式干预问题又密不可分。
  关键词:《聊斋志异》 形式干预 叙述逼真性
  《聊斋志异》这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其内容却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审视与批判。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见,小说寄托了作者的深沉孤愤。小说中的狐鬼花妖历来在民间被老百姓经久不衰地其中传颂,那些看来荒诞不经、子虚乌有的故事,读来并非可怖,而是一种可亲可敬,探求其中原由,我们发现,各篇当中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作者正是借助于叙述者而介入了小说,通过对小说的结构、人物、视角等进行形式干预,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表达了出来,不但加强了叙事主体的意识,而且用艺术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再造,所以,我们所感觉到的真实的可亲可敬和强烈的逼真性,而这种逼真与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形式干预问题又密不可分。笔者认为,叙述作品的形式干预会影响叙述本身的逼真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作者的可靠叙述所创造的艺术真实。下面将以《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婴宁》为例来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一、时空所建构的“异”世界
  《聊斋志异》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作品典范之一,它通过作者的叙述,为我们建构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异”世界,而且使后来者却常常沉迷其中信以为真。 如果说,形式干预在康德那里被视为“隐藏技巧”,在马原那里则是以一种极端的元小说形式来表现的话,那么,百年前,蒲松龄却是通过为我们建构一个精魅奇幻的世界,来掌控他所要叙述的环境。
  (一)时间:从“上元”到“寒食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会上元……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
  这篇文言小说侧重于对故事和情节的叙述,通过时间上的排列展现人物与事件,从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变化中生成情感及意义。《婴宁》的叙事时间是小说构造的重要基础,它与小说结构的其他要素组合,产生并控制着小说的意义。罗伯特?肖尔斯说:“小说的艺术就在于能使故事素材变成情节的时间顺序的人为安排上。时间对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王子服与婴宁的故事所经历的时间很明显是虚拟的,并没有模仿自然时间形成因果时序。例如,王子服初遇婴宁后,由于相思成疾而“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投剂发表,忽忽若迷”。此时的婴宁居于何处,她正在做的是什么就无法说清了,而婴宁的身世只有在她已经跟随王子服来到王家,她的一切也是从另一个来到王家的人――吴生口中讲出来的,婴宁的自述出现在小说快要结尾的地方,也就是她在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笑容以后,才将自己的事一一向王生言明:
  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
  故事的奇异之处就在于作者故意地隐去了这些关键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在叙述行文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词语来模糊时间的概念,例如:
  “数日”、“俄闻”、“未几”、“良久”、“次日”、“少时”、“逾年”
  时序的错位一方面表现在对婴宁身份的揭示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出了迷离恍惚的叙事效果,婴宁是人是狐都已经不重要了,只因有人鬼间的情缘,但也有人间理法,婴宁才失去了天性中的笑容。 最后,“由是岁值寒食,夫妇登秦墓,拜扫无缺。”故事结束时的情境是和正常的人间悲喜剧没有任何灵异的地方了。作者所叙述的事件是处于一个近乎模糊的时间顺序当中的,这是附合《聊斋志异》的叙述风格的,即借助于花妖狐媚人格化,幽冥世界现实化,曲折地批判社会也正是作者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从婴宁的憨痴可爱到对礼法的顺从,作者巧妙地对整个叙述进行了合理的干预,借一个近似玄幻的故事表达出了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二)空间:从幻域到人间
  空间叙事技巧与时间叙事技巧是相辅相成的,《婴宁》除了时间上的错位与模糊处理之外,它幻奇迷离的叙事空间艺术特色受到了较多关注。清初王士祯为小说题诗“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点明了作者超越自然空间描述异境的喜好,而鲁迅也评价说:“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蒲松龄托物写人,运用想像、夸张和拟人化的艺术手法,赋予鬼怪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和人的社会关系,因而使她们具有人情味。这些形象不受时空的束缚,而是时隐时现、变化莫测。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形象,往往具有亦人亦仙亦鬼,或亦人亦仙亦怪的特点。
  作者的叙述能够产生这样情节离奇,场景谲幻的艺术效果,与其通过叙述干预而产生的艺术真实是分不开的。为了探讨《婴宁》中的叙述空间问题,笔者以当下流行的极端空间叙事形式――穿越小说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这类小说通过时空穿越的方式构建一个世界,事实上给予了所有参与者追求爱情、权力、肆意人生的虚拟空间,让人们在虚拟的事件里获得远离现实生活压力的途径。这种类型的网络小说有的甚至架空历史,明显没有详细的历史背景,而是在一个完全想像出来的虚构时空里叙述。这类小说很明显完全是由叙述者进行操控,安排时间与空间,也使叙述作品达到了一种形式上的极端,这种形式极端一再提醒接受者与作品保持距离,叙述者只是在编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在《聊斋志异》当中,主人公能够自由地出入三界,往来阴阳,她们大多是受更强大势力控制的弱者,多数为普通儿女,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更具人间现实性,虽然爱情的主人公也有狐女仙媛,但它的格调与情趣则完全是人间性的,花妖狐媚不但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而且也是能尽已全力地去助人。例如在《婴宁》中:
  众莫之测,母令与少女同寝止,昧爽即来省问,操女红糖巧绝伦。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
  《红楼梦》脂评说:“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也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这种设计正是叙述者对作品进行的干预,但是并没有像穿越小说所具有的形式上的极端,使我们越来越不相信艺术,而在《聊斋志异》中,却不存在这样的极端形式。它对作品的干预是不会太多影响叙述的逼真和作品所达到的艺术真实。
  二.从史家笔法到“异史氏曰”
  杨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序”的原义,本来指空间......此外,序又可以与“绪”同音假借......总之,由于在语义学上,叙与序、绪相通,这就赋予叙事之叙以丰富的内涵,不仅字面上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
  在他看来虽然叙事学理论来自西方,但是要想研究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就要返回中国叙事本身,所以才有了上述一段精彩的论述。
  (一)微言大义,评论干预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存在
  溯其源流,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崔杼弑齐君”的典故,史家能够秉笔直书,其中也必寓褒贬。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所以,中国的叙事文学和其叙述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史家传统的影响,例如讲唱文学,话本小说,动不动就是“有诗为证”、“正所谓”等等,传统的说书人也常用一些近乎固定的模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等。在《红楼梦》中,叙述者一开头就指明:“此开卷第一回也。”接着,叙述者直接面对潜在的读者:“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遂将其缘起一一道来,直至“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此即便是‘石头集’的缘起。”这样对此后将要叙说的故事的来历与章节、内在结构等作了说明。甚至在《红楼梦》的章回目录中,叙述者都对他所叙述的人物进行了主观的评价,例如:“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红楼梦》里的许多人物,都被作者“一字定位”。如:痴颦儿、憨湘云、敏探春、酸凤姐、苦尤娘、慧紫娟、呆香菱、烈金钏、勇晴雯等等。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叙述者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和无法忽略的。事实上,只要小说存在,叙述者就不会消失。而且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评论的干预也不一定就削弱了叙述的逼真性。从史家之史实到艺术之真实,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强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
  (二)《婴宁》“异史氏曰”的评论干预和叙述逼真性
  对于《婴宁》这样文言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它在叙事艺术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的。《聊斋志异》中几乎每一篇小说在篇末都有一段“异史氏曰”的评论,如《婴宁》:
  异史氏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
  在《聊斋志异》篇末的“异史氏曰”是作者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本身作以申发,在这样评论性的文字当中,没有了叙事者的踪迹,完全只剩下了作者本人,他对自己之前的所叙之事直接地作出了价值评判,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也直接加给了叙述本身。如上所引,作者将婴宁比作是山中的“笑矣乎”,和她相比,合欢草和忘忧草都相形逊色,甚至像杨玉环那样的解语花也会显得扭捏作态。作者已经完全被自己所塑造的人物所感染了,这种主观意识的强化,使叙事本身和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和思想性都更为显著和强烈。
  可以说,《聊斋》中的“异”文,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放下了中国传统写作者的身上,一直身负儒家道义的重压,不愿意小说作者应该也像史学家一样成为社会生活铁面无私的镜子,但是无法逃避史家直面现实,秉笔直书,鞭笞弊端的精神本质。
  结 论:
  《聊斋志异》里,通过形象的变异、人鬼的沟通,塑造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婴宁的天真和亲近自然是人们理想的美,也是作者对理想人性的追求的具体表现。人物在此显得真切可爱,小说里的情境也似乎真实存在一样。而文学艺术显得比实际生活更加逼真,其高妙之处在于它是作家艺术家对实际生活进行加工改造的结果,从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艺术画面要比实际生活画面更加完美,更加优化。干预叙事渗透于小说方方面面,叙事结构的逻辑安排、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变换、叙事时间的变形、叙事场景的选定和描绘,人物角色的设置、人物语言的挑选和加工,甚至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无法摆脱叙述者的干预。可以说叙述者的干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在中国传统的文言小说里出现的情况也十分复杂,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地认为形式干预绝对会影响叙述的逼真性。
  
  参考文献:
  [1]《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2][德]莫宜佳著,韦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3]《聊斋志异》蒲松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
  [4]《小说修辞学》W•C•布斯 华明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叙事学》胡亚敏著 华中师范大学 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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