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的各种诘难，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混淆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与实践原则和生活场域严重疏离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对它的理论尊严的积极捍卫，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变相消解；与其说是为之劈开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还不如说是将之拖入了自我埋葬的泥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设计和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还不如说是醉心于想象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尚无从回归，焉能担当文化先锋的历史使命，唯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立场，才能促使当代学人通过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诸多弊端而获得理性自觉，并在有效回击各种挑战与诘难中奋勇前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各种诘难；理性实质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01-08
收稿日期：2011-02-0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诘难及其理性实质问题研究”(XJN：2010-2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学术界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诘难与挑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点。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论点不仅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住这一问题的根本旨趣和理论实质，从而陷入了以偏概全的逻辑性错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停留在现象学的描述层面，根本没有从学理上弄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各种质疑与诘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理性谋略和实际危害。具体说来，有人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的若干挑战与诘难，但却没有概览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没有具体分析在动态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遇到了哪些质疑与危机。比如，汪信砚在其《马克思哲学面临的诘难与挑战》(《红旗文稿》，2006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碰撞和斗争之中，一直蒙受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与挑战，并从历史地位、科学本质、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人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的各种危难进行了概览与分析，强调只有正视和回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疑、诘难和挑战，才能实现其自身的科学发展。当然，更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诘难与挑战等同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所遇到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无限地扩大了该问题的外延，使我们不能从哲学上看清这种挑战的实质与危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挑战与诘难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内部，即来自它自身的教条化和僵化。比如许全兴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自我革命中》(《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胜利时的喜悦更有危难时的焦虑；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被教条化、保守化和僵化，故步自封且反应迟钝。它只有经过中国化、大众化、当代化，才能实现其自我革命以建构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形态、新体系。换言之，只有发生一场彻底的自我变革，才能迎接挑战、摆脱危机。但是，更多的学者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挑战与质疑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因素，或者将之归结为现代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或者归结为中国的当代变革、西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影响等。比如，刘大春在其《现代科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现代科技革命，而非其他方面；周卉和冯海波在其《后现代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质疑主要来自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强行介入，并非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与上述论点有别，笔者通过概览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历史发展中遇到的各种质疑、诘难与挑战，将之合并归类并做出了理性透析，既指出了它们产生的理论根源、表现形态、基本特征和主要论点，又指出了它们的理性实质、实际危害与反击策略。这对于我们从哲学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规定并实现其理性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信仰导向，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各种诘难的总体评述
时至今日，对于当代中国学界来说，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诸多领域均获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时下随着多元异质思想的剧烈碰撞，尤其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广泛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使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根本性的问题做出新的解答，以回击来自各种不同语境下的挑战与诘难。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在与各种错误思潮激烈地碰撞和斗争之中，“是在不断地回答各种诘难和挑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这些诘难与挑战，不论是公开的诋毁、蓄意的歪曲，抑或企图以沉默的策略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生自灭，但它们都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旧哲学的本质区别；不论是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对之进行虚构和臆测，或者有意无意地以弱化或淡化意识形态的方式推行各种“非马化”的炒作，但都不是纯粹的精神自娱、文字游戏，而是企图对之作退行性理解，迫使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些挑战与诘难，不论是来自科技革命、社会变革方面，抑或是来自西方思潮的楔人、传统儒学的复兴，总的来看都意味着它们企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对其进行探索，因其刻意加入了各种解构性、反叛性的理性内涵，以及其他非法增补而使之面目全非，因此都是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巧妙策略。譬如，其中的“断裂论”、“破产论”、“缺失论”，它们借口任何哲学都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历史情境的变化、社会改革的深层开掘，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语境的变迁和精神疆域的拓展，试图以此引入解构的力量，以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类形象，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弃必要的原则界限。再如，“终结论”和“超越论”，从表面上看它们都是一种围绕甚至附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而开展的自我检讨，但实质上却已经不再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及其辩证逻辑。它们在对之进行全面性批判和具体瓦解的解构性操作中，质疑了它的合法性，并最终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其中的“异己论”、“碎片论”，企图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某些理论资源，来说明必须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根本性的原则立场和总体范式，以最终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根基和生活场域。以上这些质疑与挑战，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承认，还不如说是对它的根本拒绝；与其说是对之开辟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还不如说是将之拖入了自我埋葬的泥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设计和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还不如说是醉心于想象性的跃迁或者将其强行押解到文化边缘。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本性尚无从回归，焉能担当文化先锋的历史使命；其自保尚且乏力，又怎能思入时代并引领未来。
二、各种断裂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断裂论，也叫断层论、割裂论、肢解论、对立论，等等。有人步第二国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后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部人为地制造各种断裂论，如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断裂，即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两个恩格斯、两个列宁，认为早年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晚年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判若两人；早中期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的恩格斯与晚年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大相径庭；早年作为民粹主义者的列宁与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列宁根本对立，因而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使用，转而使用“马克思哲学”概念，甚至主张用“当代哲学”或“时代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用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着“主义”的马克思哲学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求异思维应高于求同思维，或者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时，应明确排除恩格斯与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非法增补。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马克思的哲学，在他之外的任何添加都只能是无效演绎和机械比附。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无论恩格斯、列宁，抑或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马克思的战友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某种创新性的理解，如人道主义的理解、存在主义的理解、选择论的理解、实践论的理解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切当的，因为他们从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坚持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史观，等等。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哲学是一致的，“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多样性，而不是否定其基本原则的‘多元化’”。特别是恩格斯和列宁，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又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者、解释者、实践者，尽管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间的确会存在一定的理性间距和诠释差异，但这种间距或差异并不足以使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发生断裂，而恰恰是实现了其一元多样的内在统一。他们之间不是如何实现视域整合、内在融通的问题，而是在其基本立场观点一致基础上如何实现视域的拓展和深化的问题。其实，长期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的确确存在着严重缺乏科际整合和理性融通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它的整体视域的缺失和理性价值被遮蔽；由于相互对立所造成的内在疏离和彼此割裂，严重侵蚀着它的健康肌体，使得它在当代哲学的大分化与大整合趋势和文化间的大交融、大碰撞格局中，很难获得整体上的理性提升，而在意义断层的背景下和不断被肢解的任意拼接中，只能不断地复制一些荒诞的文化泡沫，而却很难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旨趣和理论实质。这不是对它的积极肯认，而是对它的严重误解。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内在地割裂开来，人为地制造各种对立，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当代价值就无法复活在当代实践中，就不能从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新需要出发，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价值，更难以使它变成活生生的时代精神和大众信念。
三、各种破产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破产论，又称消解论、无用论、过时论、失效论等等。有人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孕育和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前现代的哲学形态，它着重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文化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由于自由生长时期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及其内在矛盾、生长机理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和显现，这样，以不成熟的社会现实作为成长摇篮与舞台而产生的哲学体系，只能是历史的误会、逻辑的错位和文化发展的畸形怪胎，其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宏伟设计只能是虚幻的幸福期许，和原始公有制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表达，因而早已丧失了作为时代先导的理性地位和作为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作用，不仅它的诸多观点和结论早已过时、无用，而且甚至连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也已变得毫不足取；它不仅不能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深层开掘，而且压根就不能成为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理论前提。简言之，它的文化使命已经完成，已被历史解构并彻底破产。有人依据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规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丧失了批判对象，已被当代资本主义扬弃或者消解。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国家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崛起并成为主导，由于资本占有主体的社会化、多元化以及监督制约的计划化、国家化，生产资料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已趋同于“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资本社会主义”，因此，以颠覆自由资本主义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已被时代所淘汰。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缓和了劳资矛盾，避免了社会冲突，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且建立并实施了全民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社会状况，因此，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阶级意识已无从谈起，告别革命、后阶级斗争的时代走势埋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外，无产阶级的“零存在”、革命意志的泯灭、社会同化功能的加强、国家干预的全面化、政治制度的多元化、国民权力的扩大化、高度的法制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表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完善形态，“历史的终结”和人类文明的“最后完成”，自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消解与破产。然而，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只是资本主义框架的变换，是其自我调节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的根本性质的改变，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和剥削本性，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借口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质言之，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剥削制度，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和资本的永恒本性，只要这些基本的前提不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不会发生质变。因而，那种把资本主义的部分变化夸大为根本质变的认识是极端片面的，是既没有理性依据又缺乏现实基础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才有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与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积极成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四、各种终结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论，又叫怀疑论、替 代论、危机论、死亡论，等等。有人基于反对回到马克思的原教旨情结，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已经陷入普遍被怀疑的过程之中，已经不再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再能够获得社会实践的支撑和时代发展的价值认可，不再能够与时代同步、与实践同行，马克思已不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再是伟大的时代真理和社会良心。因为，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学说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它的那种用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和“乌托邦”式的理想设计，已对时代发展的主题无所裨益。它的批判本性和颠覆功能也已变得不合时宜。有人以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勃兴及其对当代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来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以“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学)为代表的现代系统科学，根本改变了经典科学的基本范式，引发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科技浪潮，彻底泯灭了唯物辩证法的朴素设想，并使得那些纯粹客观性的理想、绝对确定性的信念、整体规律性的表征、宏伟革命性的叙事被动摇，被怀疑，马克思基于经典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及其把捉方式，也终因难以对以微电子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其他高新科技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与复杂后果做出恰当的说明和有深度的哲学阐释而被终结。还有人认为，苏东之所以发生巨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之所以会面临种种困境和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丧失了对社会实践的引领能力。有人从中西对比的角度出发，认为“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是世界的主流哲学系统，它虽然有自己独特的理性体系和社会基础，然而却没有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文化解释权，只能作为被西方思想解构的对象而存在，平等话语权的丧失使之终结于纯粹地方性的文化旮旯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学人甘愿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和框架，主动迎合西方哲学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处做西方式的表述，使之变得魂不附体、迷失自我、沦为他者。在笔者看来，各种终结论的症结在于：蔽于一隅而无视整体、囿于现象而忽视本质、鄙薄实践而轻视大众、主观臆断而藐视科学，因而不能跳出机械论与唯心论的怪圈，不能从总体上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与开放性立场，严重背离了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五、各种超越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论，或叫转折论、跃迁论、增补论、重构论，等等。有人重弹解构马克思思想的老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各种裂隙。它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只是恩格斯、列宁对它的随意想象和机械拼凑。马克思根本没有自己专门的哲学体系，甚至连一本像样的哲学专著都没有。他的哲学思想普遍播撒于其他各种研究文献中，没有自己固定的哲学范式及其逻辑推演体系，根本不能将其理解为任何一种哲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性质的社会观、生活观，或者一些哲学点缀，而且为了给自己的某些经济思想和策略选择提供似是而非的哲学外衣，不得不处处搬弄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框架，因而只有不断回到黑格尔、回到费尔巴哈甚至回到康德、柏拉图才能发现他的哲学内涵。所以，所谓马克思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方法、历史解释准则、政治战略方案或者经济现象学描述等元素的理性拼凑，只有以近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前卫思想、先进理念对之做出必要的增补或重构，才能成全它的哲学梦想。有人以时代的名义、科学的名义、实践变革的名义认为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一些哲学碎片尚处于人类文化理性发展的童年期，其中充满各种幼稚的猜测和非理性的设想，并且把不成熟的哲学观念约束在狭隘的阶级意识和时代局限中。它的许多结论在社会实践中不仅不能兑现反而一再落空。它的许多哲学观念虽然不是什么异端邪说，但显然也不是什么时代真理，即使存在某种成功也只能表明它曾经是真理，而在当代却早已过时失效，因而主张用科技史观、“实践人学”、人道主义超越并取代它的唯物史观，用知识价值论、科技价值论、信息价值论、管理价值论超越并取代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用新主体观、新发展观、新社会观、新趋同论超越并取代它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用告别革命论、阶级调和论、和合发展论超越并取代它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思想，用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超越并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用文化多元论。新自由主义超越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霸权，等等。还有人认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深化与落实加以说明，但是要用这种“二维”框架去解释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就比较困难。因为这些新成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维”体系，是我们理论发展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与原来那种只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运动性、规律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如果不实现实践人学上的主动超越而仍然用“二维”框架去诠释，就必然会贬低和歪曲这些新思想，“甚至对它们得出否定性的结论”。以上这些所谓的“超越”，事实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与颠覆。它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不是外在形式上的机械超越而是从内部实现的自我超越。这种积极的内在超越，不仅没有改变它的理性基础与实质，而且更不可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正是在超越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六、各种缺失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失论，包括文本缺失论、意义缺失论、理解缺失论、实践缺失论，等等。有人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向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其实是一种荒谬的理性设计，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它的理论和实践的化合过程的复杂性的理解尤其片面，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者看成是统一的文化一实践主体，把它的文本看成是唯一的固定性的经典形态，而且常常将它的各种“化”的功能理解得过于简单，仿佛它只要与实际一结合就能“化”出无穷的理性成果来。在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主体，更缺乏对文本统一理解的前提下，如何可能实现对它的哲学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把握；如果连一个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不存在，又怎样随意用之去“化”呢?有人从文本学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缺少统一的文本，更没有哲学上的经典文本。马克思早年写的《博士论文》和《导言》其思想还处于形成期，够不上经典；《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意义重大，但却不纯粹是哲学内容而且只是提纲；《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论战性著作，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言简意浅、跳跃性大，以后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 和《资本论》，其哲学思想只是点缀，可以算做其他方面的经典但并非哲学经典。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散见于长达几十年的近2000个大大小小的文本中，各种哲学论述因面临的论敌不同往往只是反映了其哲学思想的某个方面。这样一来“化”在实践中的就根本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是它的部分思想观点，从而使其实践意义缺失，理性内容受损。还有人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认为马克思诸多够得上经典的文本，出版很晚且出版后很长时期无人问津、影响极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完整意义长期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读不懂马克思主义原著，因此，中国人学到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事实上是经过苏联人片面解读后的文本，主要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语境下的“二维”体系，出于特定政治需要和社会变革的选择，其主要阐释的是恩格斯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群众史观及其哲学论证。“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只是文化价值极小的政治标签。这种状况的存在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相对性和实用性，从而不仅遮蔽了它的本真精神，更使之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学、文本学、传播学的研究，首先，应确立一种群众性、时代性的立场并向着未来的实践积极筹划，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其次，应彰显一种伟大的实践精神，积极参与对时代变革活动的理性谋划，从而使其学术价值和精神资源得以整体性地融入现实生活，并不断获得实践层面上的拓展和原理层级上的建构。再次，应将其各个时期的经典文本变成能够融入实践的时代性文本，化理论为行动，化智慧为方法，以实现其对现代化实施方案的理论塑造和智力支撑。总之，我们应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视域、问题视域、实践视域内在地整合起来，将它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未来逻辑统一起来，以服务社会实践为根本目的，以实现其大众化、时代化与中国化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改造社会的巨大现实力量。
七、各种异己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己论，亦称异化论、他者论、悖反论、非马论，等等。有人从中、西、马三家哲学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人手，认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欧化、西化、洋化。时至今日“西体中用”的研究大行其道，我们的哲学学人积极放弃我们自己的地方性、本土性操作而主动融入西方哲学体系，以便能够使之成为世界通用语，有资格与世界哲学团队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总是围绕着西方哲学来谈自己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在西方已经被证明为理性陷阱且极具实践危害的理论观点，也一一原样照搬过来热炒一番，以至于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到处弥漫着西方的东西，“马不研马”、“哲不研哲”的学风盛行。这种非马化的悖反性诉求，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关系上表现得异常突出。还有不少学者出于追赶时髦的心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高瞻远瞩的跨时代特征，它虽然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然而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瞥见到难以想象的后现代走势，能够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捕捉到现代哲学体系中暴露出的诸多后现代因素，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实现内在牵手势在必行，只有发生一场后现代转向并建构一种真正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它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有人从审视国学热尤其是复兴儒学的未来走势入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实现媾和同样导致了它的异化。不论“中体西用”抑或“中体马用”，儒学的全面复兴计划不仅在学术上飙升为一种显学，而且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异民族文化隶属于西方传统，它漂泊到中国并获得发展是“骡化”了本土文化，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是历史的一场误会和极“左”思潮的幼稚病，而儒学才是我们真正的立国之本、学理大统。它对我们共同心理的形成和民族魂灵的凝聚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谋划，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压根就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虚妄的非分之想，既缺乏文化底蕴和会通之所，又没有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最终只能是无果而终。其实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想具有“天下意识”，成为世界通用语并向着未来健康发展，就必须通过淡化“国教色彩”，放弃唯我独尊的贵族化立场，真正开展公平的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在哈贝马斯所倡导的“问答逻辑”的牵引中，平等交流，达成共识，进而实现跨文化的合作。为此，不论是“以儒解马”、“以西解马”、“以后解马”，或者是“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中解马”，各种研究范式和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思想张力，以便为刷新精神地图预留足够多的理性空间。总之，在面临各种挑战与诘难的夹缝中，我们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公共的解读平台，才能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学人获得学术自觉，通过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缺失与弊病，体认各种路径之间的相容与互通性关系，确保它能够在多元生存环境中开展积极的界外阅读和内在联手。只有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共同事业为最高目标和原则，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与诘难，并通过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的“三化合一”，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八、各种碎片论及其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碎片论，亦称媚俗论、日常论、微型论、平庸论，等等。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仿佛已经从文化先锋、理性前沿的位置上撤离，而生活哲学中的那些异常活跃的文化元素正陆续被冲上时代的潮头，哲学甘愿走出纯粹理性的牢笼，甩掉以前学院体制的官方庇护和长时间专业规训而养成的思维惯性，销声匿迹于日常生活，开拓并据守于一种独特的人文空间。还有人认为，生活哲学成为显学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复杂而微妙的小型叙事正在凯歌高奏，而形上理性却陷入低潮；革命的宏伟叙事和史诗般的豪迈情怀早已风光不再，而生活性的各种涂抹和泛意识形态的低吟浅唱却四处弥漫；哲学已经不再充当文化批判的理论后盾和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撼动魂魄的那些极具历史厚重感的担当意识，早被生活中的文化情趣挤出哲学殿堂之外，缓缓浮现的已不再是传统哲学贵族化的矜持与庄重，嬉皮士的调侃和诙谐成为现代哲学的特殊注释；浓浓的生活氛围扑面而来，自然本能的日常满足驱除了虚幻的幸福期许，纷纷扰扰的世俗刻画遮蔽了深刻严肃的思想主题。但在笔者看来，当哲学陷入日常生活的逻辑不断消解形而上的庄严使命之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现实诉求与理想期盼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无法衔接，平淡无奇的生活指向与修齐治平的终极关怀之间就会发生严重的断裂，传统哲学的理论主题及其价值之维就会被生活琐事所放逐，抽象的“逻各斯精神”扬长 而去之日，恰恰是活生生的“努斯精神”粉墨登场之时，生活哲学慷慨地接管了昔日不被重视或者被遗忘了的细碎风尘，让哲学在平庸中释放能量，在媚俗中实现其价值。哲学应该驻足于理性论域，诗意地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抑或应当无声地抵达生活场中的幽微末梢，自愿担当流行文化的贴身保镖?哲学应当自觉地凝聚撼人心魄的力量，积极参与时代变革并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旗帜，抑或应当以下贱的方式向生活示好，并以一种混沌的欲望流随意涂抹时代的胸膛?为什么哲学的那种真正的形上诉求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和内在的精神变量，为什么真正的理性牵引和策略谋划往往能够召唤生活，拔高生命的质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各种理性论证完成之日也就是生活哲理黯然退场之时；反过来也一样，细碎繁琐生活的享受之日也常常是思维混乱理智薄弱之时。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拒绝生活，因为生活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的领域，在其暗流中蕴藏着巨大的内在惯性和世俗堕力，它足以与各种宏伟叙事形成持久的张力和微妙的关系。所以重重叠叠的理性设计并不能完全盖过复杂的生活情感，纯粹的逻辑结构无不携带着一层层日常经验，蜗居象牙塔的纯粹思辨仅仅是书斋里的智力训练，只有身心合一的生活激情才能触动人的内在情感，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人学革命。然而，哲学又怎能等同于生活或者归结为生活，缺乏哲学的召唤和牵引，生活本身就缺乏必要的深度。哲学理性提升的真正意义在于，截取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片段，投放一个可以凝聚与接纳生活事实中所蕴藏的各种文化能量的理性结构，并通过特定的逻辑程序和思想通道使种种生活哲理获得整体性建构。哲学不会忘记自身的社会良心和伦理担当，更不会因为有了一些形下追求，就会冲垮自己的伦理边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权利和义务努力抵制各种生活情调和情感欲望的裹挟，而且更有职责拒斥各种非理性和反理性思想意识的粗暴干涉和随意组合。
九、几点启示
剖析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种种诘难及其实质，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去主观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强调把理论反思与现实批判、阶级斗争与人类解放、实践融合与价值选择结合起来，消除旧哲学以解释世界为唯一目标的局限性，强调自己以改变世界为最高使命，从而彰显哲学自身的实践性品格与现实性功能。实践指向与批判意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灵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表明，它既是在实践批判中产生的，又是在现实斗争中发展的。它并不刻意追求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及其内在的逻辑推演，而特别重视的是根据社会实践与各门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性层级，改变自己的表现形态。它的这种与时俱进、思入并反映时代课题，通过对社会实践、科学发展及其文化意义的深入研究，更自觉地融入社会，关注生活的本性与功能，使其能够不断地实现其思维范式和理论主题的重大转换，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可能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和文字修饰上的功夫，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正是由于它对解决社会变革中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参与热情，因而使其能够以更敏锐、更深刻、更科学、更准确的方式和方法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运伟大之思、行卓绝之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各种精神价值体系的自觉反思，使之不能站在时代之外任由什么“非马化”、“后学化”、“西学化”、“儒学化”等恶意炒作，更不可能在各种诘难、质疑中委顿或消解。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在宗派主义的小天地中进行谋划。若不重视多元文化资源的智力支撑和对实践理性的哲学过滤，若缺乏历史和现实的针对性和对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深刻洞察，就很难有效地回击各种挑战与诘难，更遑论赢得并见重于时代与未来了。由基于此，笔者认为，上述七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质疑，总体上都是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注入异质因子，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原则严重疏离的种种错误做法，是对它的本真精神的变相消解。这种“变相消解”具体表现为：第一“跪着造反”。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阉割它的实践品质与思想灵魂。这其实是跪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抓住一点打到一片。第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严重歪曲或者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论点和基本原理，认为马克思对哲学唯一的贡献就是把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混合为一，把一些哲学常识到处予以推广，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创造。这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在具体问题上根本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第三打出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试图肢解它的理论体系，建构一种后现代版的、纯粹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四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论形态，混淆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界限，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园地充满各种理论杂草，堆满各种非法性建筑。第五强行压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空间，认为它只能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不能将之解读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更没有理论上的普适性。第六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基础，认为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马克思主义仅仅是特定政治集团的党营事业而非人民的思想武器，或者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是一片人学空场，借实现生活还原来取缔它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群众史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以上种种歪理邪说，与其说是为了开辟新的思维空间，获得所谓界外阅读、多维发展，倒不如说是将之拖入了自我埋葬的理性泥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设计和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倒不如说是强行将之押解到文化边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对来自学科内外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新矛盾和新挑战的分析与回答，非但没有消解它的本质和精髓，反而更加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和文化意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它卓有成效地回应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与质疑中，不断地实现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并继续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不断实现自身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积极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发展。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