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界有许多有趣的文人，黄侃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古怪性格在中国学术界是出了名的。 黄侃先生是湖北蕲春人。大家都知道，湖北有武汉三镇，有长江大桥、黄鹤楼，还有神农架；但湖北在近现代却少有些著名文人。据本人所知，也不过是熊十力、汤用彤、黄侃、废名、陶希圣几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日本与章太炎会晤时便谈到了湖北文人少的话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个省的文人真可谓是数不胜数，难免会有些蔑视湖北的味道。正当章、陈二人淡得兴致盎然之时，隔壁间突然传过来一阵咆哮声：“安徽文人多，未必是阁下；湖北文人少，未必不是我。”说这句话的人便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黄侃，黄季刚。
黄侃先生在国学方面师承章太炎，学术界有“章黄”之说。他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并且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为后人奠定了基础。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出这位学富五车、造诣精深的大学者居然是个性情古怪、思想陈旧的文化落伍者。他好像就是那个通九国语言却拖着长辫，提倡封建主义思想的瘦老头辜鸿铭的第二人。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之后，章门子弟无不欣喜若狂。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钱玄同都以为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惟独黄侃一人不与他们同流。他看不惯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总觉得呆在那儿浑身不自在。他反对北大聘吴梅来做戏曲教授，认为这样是丢了北大的脸。他还反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胡适与之针锋相对，说什么白话文较，文言文来得痛快，他就毫不示弱地反驳说：“喝醉了酒用力把脑袋砍下来才最痛快”。黄侃的这种性格注定他不能在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呆下去的。当他忍无可忍之时，就只身来到了保皇派的大本营――南京。
有一次，他在中央大学上课时，突然讲到一半停了下来。学生疑惑不解，问他为什么。他便说：“你们的政府给我的钱只够上这么多，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听，得另外请我吃饭。”到底这顿饭是请了没请，至今仍无史料可查证。不过这件事足可以体现出黄侃这个人的确古怪，并且古怪得令人难以琢磨。
黄侃在学术上几乎看不惯每一个人。那他最看得惯的人是谁呢?是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党人去做端方的幕僚，然后又与杨度等人出面组织“筹安会”来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保皇派。刘氏治经学的造诣极深，可以堪称当时的第一。然而刘氏却教不出什么好学生。为了不让刘氏的经学失传，黄侃便跪下来磕头，拜比他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
可惜这样一位学术大师死得太早了，他的著作也没有留下来多少。我只知道一本《文心雕龙札记》和一本《中国文学概论》，其余的便不太清楚。不过他作为一位教授，最大的成功便是教出了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
我对黄侃先生知道得很少，希望有了解他的人能够为他作一部传记。现在的青年人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是知之甚少的，更何况黄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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