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记》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是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目标；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3-0008-04
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重大使命。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答案。我国古代教育典籍对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有非常深刻的论断。《学记》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就提出了“知类通达”的要求；北宋胡瑗主张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明体达用”的人。《学记》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
“知类通达”中“类”指某一具体的知识，“知类”强调基础的训练，“知类”目标的达成需要学习大量的儒家经义，同时兼习其他百家之学：“达”就是学习迁移，“通达”指知识的学习要达到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知类通达”强调知识的基础性、通识性和迁移性。从整体上来看，“知类通达”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的古典教育就有通识教育精神和通识教育内容，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通识教育家，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就是通识教育。在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之前，我国的古典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通识教育。
胡瑗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体达用”之人。所谓“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即培养体用结合、理术兼长之人，这与现代大学专业教育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明体达用”的当代意义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知类通达”与“明体达用”的关系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一位对我国古典大学教育思想有深刻领悟的教育家。他认为大学教育(即本科教育)应该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要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下给学生进行“通识”的训练，即“知类通达”的训练。大学教育不应该着眼于某一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该着眼于有助于接受更高深专门学问的“通识”。梅贻琦所主张的“通才”教育并不排斥培养专才，而是将培养专才的任务赋予大学研究院、高级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生教育、应用性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社会实践。虽则如此，在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办学实践中，坚持的是由博而专的通才教育，在大学一、二年级实施通识教育。至于专与博之间，各系各有不同，有的系除通识教育课程之外，几乎全部是本系专业课，如物理、化学、土木、机械等系；有的本系课程比例在30％－50％之间，鼓励学生选修其他系的课程，如算学系、心理系、历史系。应该说，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较好地促成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发展史上较好地处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时期。
建国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全面移植苏联模式，部分综合性大学被拆分、重组为单科大学，专业教育随之加强。这样的专业调整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狭隘的专业教育人为地分割了学科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弱化了学科生态环境，阻滞了学科之间的链式反应和学科交叉。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素质教育”，这种片面的专业教育才有所改观。之后，围绕基础与专业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对立的双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教育激情和道德义愤。
西方大学有实施通识教育的传统，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17、18世纪洛克的“绅士教育”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19世纪赫胥黎“普通教育”、“整体教育”思想，《耶鲁报告》、纽曼的理性主义大学教育价值观，一直到20世纪美国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法国新托马斯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马里坦、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英国新实在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罗素和怀特海，均倡导、坚持和推行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全面教育。1945年哈佛大学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以及近60多年来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持续改革和完善，说明大学通识教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大学“通识教育致力于破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综合全面地了解知识的总体状况，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有机关联，实现整体把握，培养学生贯通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之间经络的素养。避免知识的碎片化，避免因过早偏执于某一学科而导致的学科视角狭隘，防止一叶障目的片面，盲人摸象的偏见，鼠目寸光的短视及孤陋寡闻的浅薄，力图博学多识，通情达理，通权达变，融会贯通，思辨精微乃至出神入化。”嘲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传统与中国“知类通达”的古典教育思想具有通约性。
非专业性、非职业性、非实用性的通识教育自工业革命以后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挑战和责难，这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知识日趋专精：技术的更新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分工的加快，从而也使得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18世纪的“高等教育民主化”运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进入大学校门，他们希望通过专业教育而成为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19世纪以后，科学革命的浪潮使得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专业教育的地位随之在高等教育中发生了变化，顺应了教育民主化的需要，从而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发展的基础。“科学技术科目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使得注重理智发展和个人完善与修养的自由教育传统面临来自专业教育的严峻挑战，工具理性、实用哲学、功利主义逐步抬头并占了上风。”专业教育逐渐取代自由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对此，杜威曾指出：“自由教育思想是在前技术时代形成的，那时各行业主要依靠经验方法行事，但是从自然科学革命以后，这些职业中有许多职业已渗 入了一种理论成分，而这种理论成分给这些职业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以一种新的、理智上体面可敬的地位。”应该说，大学教育的专业化是高等教育进步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直至今天，大学教育的专业性属性仍然没有变化。但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和工具理性，忽视通识教育和价值理性，就“有可能将大学降格为另一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所，使大学生变成缺乏人文精神、道德修养的‘单面人’。”因此，大学实施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实施通识教育，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即回归“知类通达”、“明体达用”之目标。
二、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
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位于高等院校金字塔的塔尖，是我国高等院校的排头兵，其重要性及其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在引领科技进步、提升人类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培养优秀公民和各行各业中坚骨干的任务。这些优秀公民和各行各业中坚骨干应该是“知类通达”、“明体达用”、“体用统一”之人。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在谈到本科生教育目标时说：“本科生应获得丰富的基础知识，包括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在深度方面，应集中精力学好一门专业；在广度方面，视野要涉及几门学科。应获得恰当而体面的交际能力，大量的实际知识和基本技能，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以及批判性的思维能力，熟悉人类，获得知识，理解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不同价值、传统和习惯。获得多次探索，应该对知识和文化产生持久的兴趣，获得自知之明。最终做到能够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职业做出正确的选择。通过与各种各样的同学共同学习和生活，应该更加成熟，获得人类所具有的宽容的性格。”博克对本科生教育目标的认识极具共性意义，亦与“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思想有共通性。
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曾认为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李政道先生也认为，在教育上，实现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大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之人才的希望所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与我国古典教育中“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要求是一致的，都强调通识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良知、人文关怀以及公民意识的重要性。追求培养学生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以使学生养成对社会、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型大学不要专业教育，“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既需要通才又需要专才，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都是高等教育必须兼顾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特海认为：“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则你摧毁了生命。”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针对特定学科的专才教育，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多学科的广博的通才教育。
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肩负科教兴国的重大使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负有重大责任。但研究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培养出的人才如果真正是“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就一定是具有创新素质的健全之人，就一定能履行好科教兴国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三、“知类通达”、“明体达用”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素质
创新是拔尖人才的关键属性。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绝非空穴来风，而是由知识、人格、动机、认知等素质结构来支撑的。如果单纯从知识的视角来看，“知类通达”、“明体达用”是创新必需的基本素质，这可以从创造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中得到诠释。创造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创造力高低与知识的高质量掌握、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内在的联系。有利于创造性发展的知识学习应该实现概念化、条件化、结构化、自动化、策略化等“五化”标准。即在感性经验基础上学习抽象概念；把抽象概念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将所学知识与知识应用的“触发”条件结合起来；将知识以一种层次网络的方式进行排列；熟练地掌握知识；以批判、求异、探索、想象的态度学习知识。而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包括通识性知识、专业知识、哲学知识、方法论知识和创造技法知识。可以说，现代创造心理学关于创造力知识基础的相关理论高度浓缩在“知类通达”、“明体达用”这八个字中。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部分研究型大学针对狭窄的专业教育弊端，开始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型大学在本科课程结构中导入通识教育模块。但在通识教育实践中，存在通识教育目标模糊不清；通识教育课源不甚丰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隔离；通识教育内容良莠不齐；通识教育方法呆板落后；通识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即使是我们自认为比较得心应手的专业教育，由于“达用”的形式单一，途径较少，条件有限，管理松懈，导致专业知识缺少应用的触发条件，学生读死书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的大学几乎每天在叫喊创新，大部分大学的学生却没有接受过创造技法训练。研究型大学对本科生的研究训练无论从数量到质量均远远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课堂教学中“满堂灌”、“注入式”大行其道，鲜见师生互动、批判争鸣、求异发散、想象探索的课堂教学风格。这些现象必然导致大学生精神世界贫困褊狭，知识结构残缺不全，实践能力拙手钝脚，创新素质乏善可陈。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研究型大学须以“知类通达”之理念，把人类主要知识领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文艺术、具有理论硬度和智力厚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精华展示给大学生，让他们从中吸吮精神营养，使其成长为“有个人修养、有社会担当、有人文情怀、有科学精神、有历史眼光、有全球视野的完整人。”而专业教育须以“明体达用”为原则，将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彻底解决学生读死书的问题。大学课堂则要恪守启发式原则，大胆采用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科研训练法等新的教学方法，把大学课堂变成智力激荡之场合，让师生在互动交流中升华思想、启迪思维，激发创造，修得个体生命的丰盈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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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石连海)